云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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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阿生，1919年生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弄堂里。父亲是纱厂的机修工，母亲在里弄里帮人缝补衣裳，日子过得紧巴却也算安稳。1937年夏天，我刚满18岁，在一家五金铺当学徒，每天听着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8月9日那天，虹口传来的枪声，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彻底打碎了所有人的安宁。
第一章 闸北的烽火
8月13日傍晚，我正在给师傅收拾工具，突然听见远处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窗户玻璃震得嗡嗡作响。师傅扔下手里的扳手，跑到门口抬头往天上看：“坏了，是炮弹！日本人打过来了！”
弄堂里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抱着铺盖往租界跑，有人哭喊着找家人，还有人站在路边骂骂咧咧。我想起在纱厂上班的父亲，拔腿就往纱厂跑。街上到处是奔跑的人群，偶尔有子弹从头顶掠过，吓得人赶紧往墙角躲。等我跑到纱厂门口，眼前的景象让我浑身发冷——厂房的屋顶塌了一半，浓烟滚滚，几个浑身是血的工人躺在地上，没人敢上前施救。
“阿生！快过来！”父亲从一堆断木后面跑出来，拉着我就往旁边的小巷躲。他的胳膊受了伤，鲜血浸透了粗布褂子。“纱厂被炸弹炸了，日本人的飞机还在天上盘旋，咱们赶紧回家找你妈！”
我们沿着墙根一路小跑，路过闸北火车站时，看见一群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正往车站里冲。他们背着步枪，腰间挂着手榴弹，脸上满是坚毅。其中一个年轻的士兵不小心摔了一跤，枪掉在地上，他赶紧爬起来捡起枪，又跟着队伍往前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国民革命军的士兵，他们的身影，像一道光，照进了混乱的闸北。
回到弄堂，母亲已经收拾好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裹着几件衣服和几块银元。“咱们去租界吧，听说那边是英国人管的，日本人不敢随便进去。”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攥着父亲受伤的胳膊，心里却想着刚才那些士兵——他们在保卫上海，我却要躲进租界，这算什么？
“我不去租界。”我突然开口，“爸，妈，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想参军。”
父亲一巴掌拍在我背上：“你疯了？你才18岁，连枪都不会开，去参军就是送死！”
“可那些士兵也和我差不多大，他们能打仗，我为什么不能？”我梗着脖子反驳。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掉了下来：“阿生，妈就你一个儿子，你要是出事了，妈可怎么活啊？”
就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巷口传来一阵马蹄声，几个骑着马的士兵路过，其中一个停下来喊道：“闸北的百姓听着！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正在前线抵抗日军，需要年轻力壮的人帮忙运送物资、传递消息，愿意的跟我们走！”
我眼睛一亮，挣脱母亲的手就往巷口跑。父亲想拉我，却被母亲拦住了：“让他去吧，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阿生，你要照顾好自己，妈在家等你回来！”
我回头看了一眼父母，用力点了点头，跟着士兵跑了。走之前，母亲把那个小包袱塞到我手里，里面还多了两个热乎乎的馒头。我知道，这一去，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我们跟着士兵来到八十八师的临时指挥部，那是一间被炸毁一半的商铺。一个穿着少校军装的军官正在给几个士兵布置任务，他看见我们来了，停下手里的活，对旁边一个中尉说：“把这些百姓分成两组，一组跟着运输队送弹药，一组留下来当通讯员，负责传递消息。”
中尉把我带到一个穿着上尉军装的人面前：“雷连长，这是陈阿生，年纪轻，腿脚快，让他跟着你当通讯员吧。”
雷连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他的脸上有一道浅浅的伤疤，眼神却很锐利：“会认字吗？知道怎么躲避炮弹吗？”
“我上过几年私塾，认识字。刚才从纱厂跑回来，躲过几次子弹，应该能行。”我赶紧回答。
雷连长点了点头：“好，那你就跟着我。我是机枪连的雷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通讯员，我的命令，要第一时间传递给各个阵地，明白吗？”
“明白！”我挺直腰板回答，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当天晚上，我跟着雷连长来到闸北前沿阵地。战壕里到处是积水，士兵们蜷缩在里面，有的在擦拭步枪，有的在啃干硬的饼干。远处的枪声不断，偶尔有炮弹落在附近，震得泥土簌簌往下掉。雷连长把我拉到一个掩体后面：“夜里传递消息要小心，尽量贴着墙根走，听见炮弹的呼啸声就赶紧趴下。这是你的任务本，把每个阵地的情况都记下来，不能漏一个字。”
我接过任务本，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第一次传递消息是去一连连长上官志标的阵地，距离不算远，却要穿过一条被日军火力封锁的街道。我按照雷连长说的，贴着墙根慢慢走，刚走到街中间，突然听见“咻”的一声，赶紧趴在地上。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炸起的泥土溅了我一身。我不敢多待，爬起来继续跑，终于在一个小时后到达了一连阵地。
上官连长正在战壕里指挥士兵射击，他看见我来了，接过雷连长的命令，看了一眼，对我说道：“告诉雷连长，我们这里弹药充足，就是伤亡有点大，需要补充兵力。你回去的时候小心点，日军的狙击手很厉害。”
我把上官连长的话记在任务本上，往回跑。路上，我看见一个士兵躺在地上，他的腿受了伤，血流了一地。我跑过去想扶他，他却摆了摆手：“别管我，快去传递消息，阵地不能没有消息。”我咬了咬牙，把母亲给我的馒头递给他一个，然后继续往回跑。
回到雷连长身边，我把上官连长的话告诉他，还把那个士兵的情况说了一遍。雷连长叹了口气：“伤亡太大了，这几天一直在补充兵力，可还是不够。阿生，你第一次传递消息就没出岔子，不错。以后要更小心，你的命不仅是你自己的，也是阵地的。”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很难过。那个受伤的士兵，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战斗越来越激烈。日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坦克也开始进攻阵地。我们的士兵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坦克，很多人都牺牲了。我每天在各个阵地之间穿梭，传递消息、运送药品，见过太多的伤亡。有的士兵上一秒还在和我说话，下一秒就被炮弹击中；有的士兵被炸断了胳膊，却还在坚持射击。他们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9月初的一天，我跟着雷连长去师部开会。师部里，师长孙元良正在给几个团长布置任务，他的脸色很凝重：“日军增派了三个师团的兵力，我们的防线压力很大。委员长命令我们，一定要守住闸北，为大部队撤退争取时间。”
散会后，雷连长对我说：“阿生，情况不太好，日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我们可能要撤退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守住阵地，不能让日本人轻易占领闸北。”
我心里一紧：“那我们要撤到哪里去？”
雷连长看了一眼远处的四行仓库：“可能会去那里。四行仓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很坚固，易守难攻。如果真要撤退，那里会是我们的最后阵地。”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四行仓库矗立在苏州河北岸，像一座钢铁堡垒。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座仓库，会成为我接下来几天最难忘的记忆。
第二章 四行仓库的坚守
10月26日，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小雨。我跟着雷连长和其他士兵，从闸北前沿阵地撤退到四行仓库。路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我们只能躲在废墟里，等飞机飞走了再继续走。很多士兵都受了伤，有的甚至走不动路，只能靠战友搀扶着。
四行仓库原本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有六层楼高，墙壁厚得能挡住子弹。我们到达的时候，仓库里已经有不少士兵了，他们正在用沙袋加固门窗，把机枪架在窗户旁边。一个穿着中校军装的军官正在指挥士兵布置防线，他就是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
谢团副看见我们来了，走过来和雷连长握了握手：“雷连长，你们来得正好。现在仓库里加上你们机枪连，一共414人，我们要在这里坚守7天，掩护大部队撤退。”
“414人？”我小声嘀咕了一句，心里有点害怕。我们要面对的，是日本的王牌军第三师团，兵力比我们多好几倍，还有飞机、坦克支援。
谢团副好像听见了我的话，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坚定：“人是少了点，但我们有坚固的仓库，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一定能守住。阿生是吧？我听说你是闸北本地人，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以后传递消息的任务，还要多靠你。”
我没想到谢团副会知道我的名字，赶紧挺直腰板：“请团副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们在仓库里简单地布置了一下。一层和二层是防线，士兵们分成几班轮流站岗；三层是医疗室，几个医生正在给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四层以上是宿舍和物资存放处。我和几个通讯员住在四层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只有几张木板床，地上堆满了弹药箱。
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传来的枪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了父母，不知道他们在租界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念我。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日军进攻了！”有人喊道。我赶紧爬起来，拿起任务本就往楼下跑。
雷连长已经在一层的防线里了，他看见我来了，喊道：“阿生，快去通知二连，让他们加强西侧的防守，日军的坦克正在往这边冲！”
我答应一声，往二连的阵地跑。仓库里的通道很窄，到处是士兵和弹药箱，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挤过去。刚跑到二层，突然听见“轰隆”一声，仓库的墙壁被炮弹击中，碎石块掉了下来，砸在我的肩膀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不敢停，继续往二连阵地跑。
二连连长邓英正在指挥士兵用手榴弹炸日军的坦克，他看见我来了，问道：“雷连长有什么命令？”
“雷连长让你们加强西侧防守，日军的坦克快冲过来了！”我喘着气说。
邓连长点了点头：“知道了，你回去告诉雷连长，我们会守住的！”
我往回跑的时候，看见一个士兵正拿着步枪对着坦克射击，子弹打在坦克上，只留下一个个小坑。坦克上的机枪不停地扫射，那个士兵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我心里一酸，赶紧跑过去，想把他拉到掩体后面，却被他推开了：“别管我，快去传递消息，阵地不能丢！”
我咬了咬牙，继续往回跑。回到雷连长身边，我把邓连长的话告诉他，还把那个士兵的情况说了一遍。雷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辛苦了，阿生。这些士兵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仓库，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日军才撤退。我们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仓库外面躺着几十具日军的尸体，还有几辆被炸毁的坦克。我们这边也有不少伤亡，二连有十几个士兵牺牲了，还有几个受了重伤。
早上，我跟着雷连长去医疗室看望受伤的士兵。医疗室里挤满了人，医生和护士们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年轻的士兵躺在病床上，他的腿被截肢了，脸上却没有一点悲伤：“连长，我虽然不能打仗了，但我还能帮着照看弹药，你们可别把我丢下。”
雷连长眼眶红了，他拍了拍那个士兵的手：“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等仗打完了，我带你回家。”
就在这时，一个士兵跑进来喊道：“雷连长，谢团副找你，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我们跟着那个士兵来到四层的指挥室，谢团副和杨瑞符营长正在看地图。谢团副看见我们来了，指着地图说：“日军昨天进攻受挫，今天肯定会加大攻势。我们的供水和供电已经被日军切断了，只能靠市民送来的物资维持。雷连长，你带几个人，晚上趁着夜色，去苏州河南岸接应市民送来的物资，顺便把重伤员送出去。”
“是！”雷连长敬了个礼。
晚上，我跟着雷连长和几个士兵，从仓库的后门出去，沿着沙袋筑成的通道往苏州河南岸走。通道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我们走得很慢，生怕被日军发现。快到河南岸的时候，我看见岸边有很多市民，他们手里拿着食品、药品、衣物，还有一些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中国军队加油！”“打倒日本侵略者！”
一个穿着旗袍的小姑娘看见我们来了，跑过来把一面国旗递给雷连长：“这是上海市商会让我送来的，希望你们能把国旗挂在四行仓库的顶上，让日本人看看，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屈服的！”
雷连长接过国旗，敬了个礼：“谢谢你，小姑娘。我们一定会把国旗挂起来，守住四行仓库！”
那个小姑娘就是杨惠敏，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了送这面国旗，爬过铁丝网，躲过日军的巡逻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仓库。
我们把市民送来的物资搬回仓库，又把十几个重伤员抬到河南岸，交给租界的医护人员。在回去的路上，日军的巡逻队发现了我们，开枪射击。一个士兵为了掩护我们，中弹牺牲了。我们把他的尸体抬回仓库，谢团副亲自为他整理了遗容，眼眶通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牺牲的战友，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再来看他们。”
第二天早上，谢团副让士兵们把国旗挂在四行仓库的顶上。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仓库里的士兵们都敬起了军礼，苏州河南岸的市民也欢呼起来。日军看见国旗，气得发疯，不停地用机枪扫射国旗，却怎么也打不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日军又发动了好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我们的士兵越来越少，弹药也快用完了，但每个人的士气都很高昂。市民们每天都会送来物资，还有一些记者冒着危险来到仓库，采访我们的士兵。谢团副对记者说：“我们有800人，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四行仓库！”
其实我们只有414人，谢团副之所以说有800人，是为了迷惑日军，让他们不敢轻易进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被送出去的重伤员，也都被嘱咐，如果有人问起仓库里的兵力，就说有800人。“八百壮士”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传开的。
10月30日，战斗已经持续了四天四夜。我跟着雷连长去师部开会，师长孙元良告诉我们，大部队已经顺利撤退，委员长命令我们31日撤离四行仓库，撤退到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
“撤退？”雷连长愣住了，“我们还能守住，为什么要撤退？”
孙元良叹了口气：“这是委员长的命令，英美等国也出面调停，希望我们能停止战斗。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守住了四行仓库，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时间。”
雷连长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谢团副拦住了：“师长，我们服从命令。但我们有一个要求，撤退的时候，要带着牺牲战友的尸体，不能把他们留在仓库里。”
孙元良点了点头：“可以。你们撤退的时候，租界的英军会接应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回到仓库，谢团副把撤退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士兵们都很激动，有的说不想撤退，要和仓库共存亡；有的说撤退可以，但不能丢下牺牲的战友。谢团副耐心地劝说大家：“我们不是逃跑，是服从命令。等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回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
晚上，我们开始收拾东西，把牺牲战友的尸体抬到仓库门口，准备撤退的时候一起带走。我看着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很难过。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大，有的已经当了爸爸，却永远地留在了四行仓库。
10月31日凌晨，我们开始撤退。英军的装甲车在苏州河南岸接应我们，我们排成一队，沿着沙袋通道往河南岸走。日军发现我们撤退了，不停地开枪射击，还有几架飞机在天上盘旋。我们一边反击，一边撤退，有几个士兵在撤退过程中中弹牺牲了。
终于，我们都撤退到了河南岸。英军准将亚历山大对谢团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壮烈的场面，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谢团副敬了个礼：“谢谢将军。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不是自由，而是软禁。租界当局为了讨好日军，解除了我们的全部枪械，把我们送到了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内的胶州路进行隔离。当士兵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愤怒，有的甚至想冲出去和租界当局理论，却被谢团副死死拦住。
谢团副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攥紧而泛白，他盯着眼前这些怒目圆睁的士兵，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都给我站住！”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的脸——有跟着他从闸北打到四行仓库的老兵，有刚补充进来没多久的新兵，还有像我这样半路加入的通讯员。“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委员长的命令是让我们撤退，不是让我们和租界当局开战。”
“可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把我们当囚犯！”二连连长邓英红着眼眶吼道，他的胳膊上还缠着四行仓库战斗时留下的绷带，“我们在仓库里拼了命，牺牲了那么多兄弟，换来的就是这个？”
谢团副走到邓英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落在远处苏州河的方向——那里曾是我们坚守的阵地，四行仓库的轮廓还隐约可见。“我知道大家心里委屈，我比你们更委屈。”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我们不能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守四行仓库？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是为了让全国人民看到，中国还有能打仗的军队，是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撤退的时间。现在这些目标都达到了，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毁了之前所有的努力。”
我站在人群后面，手里还攥着那个被炮弹碎片划破的任务本，本子里记着这些天每个阵地的伤亡数字，记着士兵们的嘱托。我想起在四行仓库里，那个腿被截肢却还想着照看弹药的士兵，想起为了掩护我们送物资而牺牲的战友，心里像被堵住一样难受。是啊，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雷连长走到谢团副身边，沉声说道：“团副说得对，我们不能冲动。现在我们手无寸铁，和租界当局硬拼，只会让更多兄弟白白送命。不如先忍下来，再想办法联系师部，总有一天我们能重新拿起枪，回到战场。”
士兵们渐渐安静下来，有的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有的靠在墙上，望着天空发呆。愤怒像被戳破的气球，慢慢泄了气，只剩下满心的无奈和不甘。
租界当局派来的意大利士兵端着枪，在我们周围巡逻，眼神里带着几分轻蔑。一个意大利军官走过来，用生硬的中文说道：“你们要乖乖待在这里，不准随便走动，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谢团副没有理他，转身对我们说道：“大家先找个地方休息，把受伤的兄弟照顾好。从今天起，我们在这里也要保持军人的样子，每天出操、训练，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我们被安排在一栋废弃的营房里，里面只有几张破旧的木板床，窗户上钉着铁丝网，像极了监狱。我和雷连长还有几个通讯员住在同一个房间，晚上躺在床上，谁都没有说话，只能听见外面意大利士兵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汽笛声。
“阿生，你想家吗？”雷连长突然开口问道。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想，不知道我爸妈在租界里过得怎么样。”
雷连长叹了口气：“会好起来的，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就能回家了。”他顿了顿，又说道，“今天在河边送国旗的那个小姑娘，叫杨惠敏是吧？我听说她在租界里到处宣传我们的事迹，很多市民都很支持我们，还给我们送来了不少东西。”
我心里一暖，原来还有这么多人记得我们，记得那些在四行仓库牺牲的战友。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谢团副就吹起了集合哨。我们穿着破旧的军装，在院子里集合，虽然没有枪，但每个人都挺直了腰板。谢团副站在队伍前面，大声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早上出操，上午训练队列，下午学习战术。我们虽然被软禁在这里，但我们的精神不能垮！总有一天，我们要带着这身本事，回到战场，为牺牲的兄弟报仇！”
“报仇！报仇！”士兵们齐声喊道，声音震得院子里的树叶簌簌作响。
意大利士兵听见声音，赶紧跑过来，端着枪对准我们：“不准大声喧哗！”
谢团副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没有说话，继续带着我们出操。我们跑步、列队、练习刺杀动作，虽然没有武器，却比有武器的时候更加认真。路过的市民看见我们，都停下来鼓掌，有的还扔过来一些水果和饼干。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走到铁丝网前，对着我们喊道：“孩子们，你们是好样的！我们等着你们打回来！”
我看着那些支持我们的市民，心里充满了力量。原来，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还有这么多同胞在背后支持我们。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帮受伤的士兵清洗绷带，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铁丝网外走过——是杨惠敏！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裹，看见我，赶紧跑过来：“陈阿生，你还好吗？”
我惊喜地说道：“杨小姐，我很好，谢谢你来看我们。”
杨惠敏把包裹从铁丝网的缝隙里塞进来：“这里面是一些药品和衣服，是市民们让我送来的。大家都很想念你们，还在为你们请愿，希望租界当局能解除对你们的软禁。”
我接过包裹，心里暖暖的：“谢谢大家，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杨惠敏又说道：“我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听说委员长已经授予谢团副和杨营长青天白日勋章，还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士兵的军衔。你们的付出，全国人民都看在眼里。”
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团副，谢团副听了，只是点了点头：“这是大家应得的荣誉，可惜那些牺牲的兄弟，再也看不到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悲伤，很快又恢复了坚定，“我们要带着这些荣誉，继续坚持下去，不能让牺牲的兄弟失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软禁中坚持训练、学习，虽然没有自由，却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市民们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们送来物资和慰问信，信里写满了鼓励的话，有的是老人写的，有的是孩子写的，还有的是学生写的。我把这些信都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每天晚上拿出来读，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雷连长接到了一个秘密消息，说是师部正在想办法和我们联系，让我们耐心等待。我们都很兴奋，以为很快就能离开这里，重新回到战场。可没想到，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12月初的一天，天气突然变冷，下起了小雨。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突然看见几个日本兵跟着租界当局的人走了进来。一个日本军官走到谢团副面前，用傲慢的语气说道：“谢晋元，你们的政府已经不管你们了，不如投降我们吧，我们可以给你们高官厚禄。”
谢团副冷冷地看着他，说道：“我是中国军人，宁死也不会投降你们这些侵略者！”
日本军官脸色一变，恶狠狠地说道：“你别不识抬举！如果你们不投降，就永远待在这里，直到饿死、病死！”
谢团副没有理他，转身对我们说道：“大家继续训练，别让这些人影响我们。”
日本兵气得咬牙切齿，却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只能悻悻地走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很担心。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离开的那一天。雷连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担心，阿生。我们还有这么多兄弟，还有这么多市民支持我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
我点了点头，看着窗外的夜空，心里默默祈祷：爸妈，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牺牲的战友，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报仇，一定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拿着枪，重新回到了四行仓库，梦见我们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梦见上海的天空又变得晴朗起来，梦见我和爸妈一起，在弄堂里吃着妈妈做的红烧肉……
第三章 胶州路的囚笼
英军的刺刀架在铁丝网外时，我手里的步枪还在发烫——那是从四行仓库带出来的，枪托上还留着我用指甲刻下的“守沪”二字。可两个穿租界警察制服的人走过来，不由分说就夺了过去，枪身撞在铁丝网上，发出刺耳的“哐当”声。雷连长想上前理论，却被谢团副按住了肩膀。
“冷静。”谢团副的声音很沉，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意大利卫兵身上，“我们现在不是在战场，是在‘盟友’的地盘上。”
所谓的“隔离区”，其实是胶州路上一处废弃的军营，四周围着三层铁丝网，铁丝网外是荷枪实弹的租界士兵，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我们四百多人挤在几间破旧的营房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足够的粮食，每天只有两顿稀粥，里面飘着几片菜叶。最让人难受的，是没有武器——一个士兵没了枪，就像没了魂。
刚被关进来的那几天，士兵们都很暴躁。有的用拳头砸铁丝网，喊着“放我们出去打鬼子”；有的抱着膝盖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地盯着手里的破军装——那上面还沾着四行仓库的血。我看见上官志标连长把自己关在营房角落，用一块碎玻璃在墙上刻字，走近了才看清，是“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每个字都刻得很深，玻璃划破了他的手指，血珠渗进墙缝里。
“阿生，帮我递点水。”雷连长坐在我旁边，他的咳嗽越来越严重，那是在四行仓库时被炮弹震伤了肺。我从怀里掏出一个铁皮水壶，那是杨惠敏送国旗时一并带来的，里面还剩小半壶水。雷连长喝了一口，又递给我：“你也喝点，这水金贵。”
我摇了摇头，把水壶塞回他手里：“您留着吧，我年轻，扛得住。”其实我早就渴得喉咙冒烟了，可看着雷连长苍白的脸，实在不忍心。
那天下午，谢团副把所有人召集到空地上。他站在一个土坡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校军装，虽然没有肩章，却依旧挺拔。“弟兄们，我知道大家心里不好受。”他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军营，“我们不是俘虏，是抗日的战士！就算被关在这里，我们也要保持军纪，坚持训练，总有一天，我们能出去，继续打鬼子！”
说完，他第一个做起了俯卧撑，一个、两个、三个……汗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浸透了军装。士兵们看着他，先是几个人跟着做，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整个军营里都是整齐的“呼哧”声。我也跟着做，胳膊酸痛得像要断了，可看着身边的战友，看着谢团副坚毅的背影，我咬着牙，一直坚持到最后。
从那以后，隔离区里的气氛变了。每天天不亮，谢团副就带着我们训练——跑步、刺杀、卧倒，虽然没有武器，我们就用木棍当步枪，用砖头当手榴弹。雷连长负责教我们射击要领，他总是说：“就算没有枪，也要记住怎么瞄准，怎么扣扳机，等有了枪，就能立刻上战场。”
我依旧当着通讯员，不过现在的任务是记录每天的训练情况，还有传递士兵们的需求。有一次，三连连长唐棣找到我，说他们连有个士兵得了痢疾，需要药品。我赶紧去找谢团副，谢团副听了，立刻带着我去找租界当局的负责人。
那个负责人是个英国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药品？”他放下咖啡杯，冷笑了一声，“你们是被软禁的人，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想要药品？”
谢团副强压着怒火，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中国军人，是为了保卫上海才变成这样的。就算你们不把我们当军人，也该把我们当人。士兵生病了，需要药品，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英国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你们回去等着吧。”
我们等了三天，也没等到药品。那个得痢疾的士兵越来越虚弱，躺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看着急得团团转的唐连长，突然想起了母亲——她以前在里弄里帮人缝补时，经常用艾草煮水治拉肚子。我赶紧跑到隔离区的角落，那里有几丛野生的艾草，我拔了一大把，用石头砸烂，煮成水，端给那个士兵喝。
没想到，喝了两天艾草水，那个士兵的病情居然好转了。谢团副知道后，让我教大家辨认艾草，还在隔离区里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了各种能治病的草药。从那以后，士兵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就来找我要草药，我也成了隔离区里的“小医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1938年春天。隔离区外的上海，已经被日军完全占领，到处都是日本国旗，偶尔能听见日军的军歌，让人心里又恨又急。有一天，一个租界的清洁工偷偷给我们送来一张报纸，上面写着“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提振全国抗日士气”，还有谢团副的照片。士兵们围着报纸，看得热泪盈眶，有的甚至哭出了声。
“我们没有被忘记！”雷连长激动地说，“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在战斗！”
可就在我们以为能看到希望的时候，一件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了。4月的一天，几个日军军官居然跟着租界官员走进了隔离区，他们手里拿着相机，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还让我们站成一排，说是要“合影留念”。
“滚开！”上官志标连长忍不住冲了上去，“我们是中国军人，不是你们的展品！”
日军军官脸色一沉，拔出了军刀。租界官员赶紧拦住他，笑着说：“误会，都是误会。”谢团副走过来，挡在上官连长前面，冷冷地看着日军军官：“我们不会和侵略者合影。如果你们想打仗，我们随时奉陪。”
日军军官盯着谢团副看了半天，最后哼了一声，带着人走了。这件事让所有人都明白，租界当局根本靠不住，想要出去，只能靠我们自己。
那天晚上，谢团副把几个连长叫到营房里开会，我负责在外边放哨。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围着一张地图，小声地讨论着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计划越狱——他们联系上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准备在月底的时候，趁着租界换防，冲出隔离区，去苏北参加新四军。
我心里又紧张又兴奋，每天都在偷偷准备——把草药晒干，装在小布袋里，万一受伤了能用；把木棍磨得尖尖的，当作武器。雷连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阿生，别害怕，到时候跟着我，我会保护你的。”
可就在越狱计划实施的前一天，出了意外。一个士兵受不了隔离的日子，偷偷爬铁丝网想逃跑，结果被租界士兵发现，当场开枪打死了。租界当局以此为借口，加强了隔离区的守卫，不仅增加了士兵，还在铁丝网外挖了战壕，越狱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看着那个士兵的尸体，谢团副红了眼眶。他亲自为士兵整理了遗容，把自己的军装盖在他身上：“弟兄们，我们一定会出去的，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很难过。我想起了四行仓库的战斗，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想起了父母。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战场，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可我知道，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还想着抗日，就总有希望。就像苏州河畔的那面国旗，就算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也依旧在风中飘扬。
第四章 暗夜里的微光
隔离区的日子渐渐变得漫长，就像上海的梅雨季，潮湿又压抑。但我们没有放弃，训练依旧每天进行，只是比以前更隐蔽了——我们把跑步的时间改在凌晨，刺杀训练在营房里进行，用被子挡住窗户，避免被外面的租界士兵看见。
谢团副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抗日的消息，有的是从地下党那里传来的，有的是从市民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重创日军，每一个消息都让我们兴奋不已。雷连长总是说：“你们看，全国都在抗日，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我依旧当着通讯员，除了记录训练情况，还多了一项任务——和地下党联系。地下党的联络员是个叫老王的中年人，他假装成租界的清洁工，每天早上来隔离区倒垃圾，趁机把消息传给我。我们约定好，用粉笔在垃圾站的墙上画记号——画一个圆圈，代表有消息；画一个三角形，代表有危险。
有一次，老王给我带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军近期会对隔离区进行搜查，注意隐藏好训练用的木棍和草药”。我赶紧把消息告诉谢团副，谢团副立刻让我们把木棍藏在床底下，把草药装进布袋，混在衣服里。果然，第二天日军就带着租界士兵来搜查，翻遍了整个隔离区，也没找到任何“违禁品”，只能空手而归。
这件事之后，谢团副更信任我了。他经常让我把士兵们的家书带给老王，让老王帮忙寄出去。有个士兵叫小李，才17岁，是四川人，他的父母都在老家，每次写家书都会哭。我把他的信交给老王时，小李拉着我的手说：“阿生，你一定要帮我把信寄出去，告诉俺爹娘，俺在上海很好，等打跑了鬼子，俺就回家看他们。”
我用力点了点头，把他的信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我知道，这些家书不仅是士兵们对家人的思念，更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希望。
1940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上海下起了大雪，隔离区里冷得像冰窖。我们没有足够的棉衣，只能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粮食也越来越少，每天的稀粥变得更稀了，有时候甚至能看见碗底的沙子。很多士兵都生病了，有的咳嗽，有的发烧，我采的草药根本不够用。
雷连长的病情也加重了，每天都在咳嗽，有时候还会咳出血。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很着急，却没有办法。有一天，老王给我带来了一小包红糖和几片感冒药，说是地下党特意给雷连长找的。我赶紧把红糖煮成水，兑着感冒药给雷连长喝。雷连长喝了之后，咳嗽好了一些，他拉着我的手说：“阿生，谢谢你，也谢谢地下党。等出去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们。”
可就在这时，一件让人悲痛的事情发生了。1941年4月24日，那天早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训练，突然听见营房里传来一阵骚动。我赶紧跑过去，看见谢团副躺在地上，胸口插着一把刀，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
“团副！”我大喊着跑过去，跪在他身边。谢团副睁开眼睛，看着我，艰难地说：“阿生，别……别难过，继续……继续抗日，把……把鬼子赶出中国……”
话还没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士兵们围了过来，看着谢团副的尸体，都哭了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几个被日军收买的叛徒干的——他们受不了隔离的日子，投靠了日军，趁谢团副不注意，用刀刺杀了他。
谢团副的葬礼很简单，我们把他埋在隔离区的角落里，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抗日英雄谢晋元之墓”。那天，所有的士兵都穿着整齐的军装，向谢团副敬礼，敬礼的时间很长，直到手臂都酸了，也没有人放下。
谢团副牺牲后，杨瑞符营长成了我们的带头人。他比以前更沉默了，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坐在谢团副的墓前，不知道在想什么。雷连长对我说：“杨营长心里不好受，谢团副是他最好的兄弟，他们一起在四行仓库战斗，一起被关在这里，现在却……”
我知道雷连长心里也不好受，他和谢团副、杨营长都是老战友，一起经历了太多生死。我只能默默地陪着他，帮他煮草药，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日子依旧在继续，可我们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隔离区也被日军接管了。日军把我们分成几批，有的被送到南京做苦工，有的被送到东北挖煤矿，还有的被派到东南亚打仗。
我和雷连长被分到了南京的一个工厂做苦工。工厂里到处都是日军的守卫，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吃的是猪食一样的饭菜，稍微慢一点就会被日军打骂。雷连长的病情越来越重，经常咳得喘不过气来，可他还是坚持着，每天都对我说：“阿生，别放弃，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继续打鬼子。”
有一天，我们在工厂里搬运货物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老王！他也被抓到这里做苦工了。趁日军不注意，老王偷偷对我说：“阿生，地下党正在组织越狱，你们准备好，明天晚上我来接你们。”
我心里一阵激动，赶紧把消息告诉雷连长。雷连长听了，眼睛里露出了光：“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出去了！”
第二天晚上，老王带着我们和其他几个被俘的士兵，趁着日军换岗的时候，偷偷跑出了工厂。我们沿着小路往苏北跑，一路上躲避日军的巡逻队，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喝河水。雷连长的身体越来越差，有时候走不动路，我们就轮流背着他。
跑了三天三夜，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当新四军的战士们接过我们手中的木棍，给我们端来热饭热菜时，我们都哭了。雷连长拉着新四军指挥员的手说：“同志，我们是八十八师的士兵，我们还想继续打鬼子，还想为谢团副报仇！”
指挥员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欢迎你们归队！抗日的队伍永远欢迎你们！”
在根据地，我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雷连长的病被医生治好了，我也终于有了一把真正的步枪——那是一把缴获的日军步枪，我在枪托上刻下了“谢团副”三个字，以此来纪念他。
1942年夏天，我和雷连长加入了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重新回到了上海附近的战场。我们经常在夜里袭击日军的据点，破坏日军的交通线，有时候还会深入上海市区，和地下党配合，营救被俘的士兵和市民。
有一次，我们在袭击日军的一个粮站时，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杨惠敏。她现在是上海地下党的联络员，负责为游击队传递消息。看见我们，她很高兴：“阿生，雷连长，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谢团副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们一定会为他报仇的！”
雷连长点了点头：“会的，一定会的。我们还要完成谢团副的遗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草地上，看着上海市区的灯火，聊了很多。杨惠敏告诉我们，四行仓库还在，苏州河畔的那面国旗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上海的市民们没有忘记我们，他们经常在夜里偷偷为我们祈祷，为抗日的队伍捐款捐物。
我听着，心里很感动。我想起了四行仓库的战斗，想起了隔离区的日子，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我知道，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坚持没有白费。就像暗夜里的微光，虽然微弱，却能照亮前行的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
第五章 黎明前的坚守
加入新四军游击队后，我的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每天要么在训练，要么在执行任务——有时候是去日军的据点侦查，有时候是护送地下党员穿过封锁线，有时候是袭击日军的运输队。雷连长因为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被任命为游击队的副队长，我依旧是他的通讯员，跟着他出生入死。
1943年春天，我们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护送一批药品从上海市区送到苏北根据地。这批药品是上海的市民们凑钱买的，由杨惠敏负责接应，我们需要在夜里穿过日军的三道封锁线，把药品安全送出去。
出发前，雷连长对我们说：“这次任务很重要，药品关系到根据地很多伤员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出任何差错！”
我用力点了点头，把任务本揣进怀里，又检查了一遍身上的武器——一把步枪，四颗手榴弹，还有一把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匕首。
当天晚上，我们在约定的地点和杨惠敏汇合。杨惠敏带来了五个市民，他们推着三辆自行车，自行车上装满了药品，用被子盖着，假装是去乡下走亲戚。“路上小心，第一道封锁线的日军岗哨比较严，他们会检查每一个过往的人。”杨惠敏小声对雷连长说，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伪造的通行证递给我们，“这是地下党弄来的，你们拿着，万一被查，就说是去乡下送东西的。”
我们谢过杨惠敏，推着自行车往第一道封锁线走。快到岗哨时，雷连长让我们放慢脚步，尽量装作平常的样子。岗哨里有两个日军士兵和一个伪军，他们正拿着手电筒四处照。
“站住！干什么的？”一个日军士兵喊道，端着枪走了过来。
雷连长上前一步，笑着说：“太君，我们是去乡下走亲戚的，带了点东西。”说着，把通行证递了过去。
日军士兵接过通行证，看了半天，又用手电筒照了照自行车上的被子，疑惑地问：“里面装的是什么？”
“是给亲戚带的衣服和粮食，太君，您看。”雷连长说着，掀开被子的一角，露出里面的几件旧衣服和一袋大米——那是我们特意准备的，用来掩人耳目。
日军士兵看了看，又闻了闻，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把通行证还给了雷连长：“快点走，别在这里逗留！”
我们赶紧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走出很远，才松了一口气。我回头看了一眼岗哨，心里暗暗庆幸——幸好准备充分，不然就麻烦了。
穿过第一道封锁线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第二道封锁线是一条小河，日军在河上搭了一座桥，派了四个士兵把守。雷连长观察了一会儿，对我们说：“桥上过不去，我们从河里蹚过去。”
当时正是春天，河水还很凉，我们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慢慢蹚进河里。河水没过了膝盖，冻得我牙齿打颤，可我不敢放慢脚步，生怕被日军发现。快到对岸时，突然听见桥上的日军士兵喊了一声：“谁在那里？”
我们赶紧趴在河边的草丛里，屏住呼吸。一个日军士兵拿着手电筒照了过来，光线在我们身边晃了晃，没发现什么，就骂了一句：“应该是野狗，别管了。”
等日军士兵走后，我们赶紧爬起来，跑到对岸，把自行车擦干，继续往前走。
第三道封锁线是一片树林，日军在树林里设置了暗哨，还拉了铁丝网。雷连长让我们停下来，对我和另外两个战士说：“你们跟我去清除暗哨，其他人在这里等着。”
我们拿着匕首，小心翼翼地走进树林。暗哨里有一个日军士兵，正靠在树上打盹。雷连长悄悄走过去，捂住他的嘴，我和另一个战士按住他的胳膊，匕首轻轻一划，日军士兵就没了动静。我们把他的尸体拖到树林深处，又剪断了铁丝网，让后面的人过来。
终于，我们在天亮前把药品安全送到了根据地。当根据地的医生接过药品时，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有了这些药品，很多伤员就能活下来了！”
雷连长笑着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能打鬼子，能救伤员，再苦再累也值得。”
从那以后，我和雷连长又执行了很多任务，每一次都充满了危险，但我们都坚持了下来。我们见过日军的残暴——他们烧毁村庄，杀害百姓，抢走粮食；也见过百姓的善良——他们为我们送粮食，掩护我们躲避日军的搜查，甚至为了保护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44年夏天，我们在上海郊区的一个村庄里休整。村里的王大娘每天都给我们送热水、送饭菜，还帮我们缝补衣服。有一天，日军突然来扫荡，王大娘赶紧把我们藏在她家的地窖里，自己则坐在门口缝衣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日军士兵闯进王大娘家里，翻来覆去地搜查，还问她有没有看见新四军。王大娘摇着头说：“太君，我没看见什么新四军，我们村里都是老实人，不敢藏他们。”
一个日军军官不信，拔出军刀架在王大娘的脖子上：“你要是不说，我就杀了你！”
王大娘一点也不害怕，说：“我真的没看见，你们就算杀了我，我也不知道。”
日军士兵搜了半天，没找到我们，就把王大娘家里的粮食抢走了，还放火烧了房子。等日军走后，我们从地窖里出来，看见王大娘坐在地上，看着被烧毁的房子，默默地流泪。我走过去，想安慰她，王大娘却擦干眼泪，对我们说：“孩子们，别难过，房子烧了可以再盖，只要你们能打跑鬼子，比什么都强。”
看着王大娘坚定的眼神，我心里一阵感动。我知道，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善良、勇敢的百姓支持我们，我们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才能一次次打败日军。
1945年8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那天，我们正在执行任务，听到消息后，所有的战士都欢呼起来，有的甚至激动得哭了。雷连长拉着我的手，说：“阿生，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把鬼子赶出中国了！谢团副他们可以安息了！”
我点了点头，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我想起了四行仓库的战斗，想起了隔离区的日子，想起了谢团副，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没有白牺牲，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胜利后，我和雷连长回到了上海。上海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街道上到处是欢呼的人群，有的人举着国旗，有的人敲锣打鼓，还有的人在给士兵们送鲜花和水果。我终于见到了我的父母，他们都老了很多，母亲看见我，抱着我哭了很久，说：“阿生，你终于回来了，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拉着父母的手，说：“妈，我回来了，鬼子被打跑了，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怕了。”
后来，雷连长因为身体不好，退伍回了老家。我则留在了上海，加入了上海的警备部队，负责维护上海的治安。我经常会去四行仓库看看，那里已经成了纪念抗日英雄的地方，墙上还留着当年战斗的弹孔。我也会去胶州路的隔离区，那里已经建起了居民楼，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铁丝网和营房了。
有时候，我会遇到当年一起在四行仓库战斗的战友，我们会坐在一起，聊起当年的事情，聊起谢团副，聊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都会感慨，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
我也会给孩子们讲当年的故事，讲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讲隔离区的坚守，讲百姓们的支持。我想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是如何成长的，军民鱼水情是如何深厚的。我想让他们记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苏州河畔的河水依旧在流淌，就像当年一样。只是现在，再也没有枪声和炮弹声，只有百姓们的欢声笑语。我知道，那些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的英雄们，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他们会为我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而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永远缅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