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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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云中客
1935年5月24日深夜，安顺场的大渡河畔飘着冷雾。我蹲在渡口的鹅卵石滩上，相机镜头盖早丢在了湘江战役的乱兵里，只能用衣角裹着机身，防止江水溅湿胶片。不远处，红一师一团的战士们正借着月光检查木船，船板缝里的青苔泛着幽绿，像极了半个月前在金沙江畔见过的鬼火。
“记者同志，小心脚下的暗礁。”一个粗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看见个穿补丁军装的汉子，左臂缠着渗血的绑带，正用刺刀削一根松木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红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他手里那根木杆，后来成了突击队攀爬铁索时的支撑。他见我盯着他的绑带，咧嘴笑了笑：“小伤，菩萨岗上被流弹擦的，比不得你们拿笔杆子的，要记那么多事。”
那天夜里，我跟着廖大珠去查看伤员。在一间漏风的茅草屋里，15岁的王洪山正用布条缠脚，草鞋磨穿了底，血把布条染成了暗红。他看见廖大珠，立刻把脚往身后藏：“连长，俺没事，明天还能跟队伍走。”廖大珠蹲下来，把自己的布鞋脱下来递给他：“俺脚大，你先凑合用，等夺了泸定桥，咱给你做双新的。”王洪山咬着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孩子是江西兴国人，爹娘都死在国民党的“清剿”里，参军时只带了个绣着“红”字的荷包。
5月25日清晨，强渡大渡河的枪声打破了寂静。我趴在渡口的土坡上，看着十七勇士乘着木船冲向对岸，川军的机枪子弹在水面溅起一串又一串水花。突然，一颗炮弹落在离船不远的地方，浪花把船掀得倾斜，我忍不住攥紧了拳头。可没等我反应过来，船上的战士已经站起来，举着步枪向对岸射击，鲜红的军旗在硝烟里格外醒目。
当天下午，中革军委的紧急会议在安顺场的关帝庙召开。我挤在门口，听见刘伯承师长把马鞭往桌上一拍：“渡船只有三只，水流太急，架桥不可能！薛岳的部队离这儿只有三天路程，咱们必须分两路，沿大渡河岸北上，夺泸定桥！”他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两道线，一道沿东岸，一道沿西岸，像两把尖刀，直指百公里外的泸定城。
傍晚时分，我跟着红四团踏上西岸的山路。政委杨成武把全团干部叫到一起，手里攥着封皱巴巴的电报——是军团长林彪发来的，要求他们“一天之内赶完二百四十里，29日傍晚必须拿下泸定桥”。二百四十里，还是在山路上，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漆黑的夜里，踩着湿滑的栈道，跟时间赛跑。
出发前，被服厂的老张塞给我一件打补丁的棉衣：“记者同志，夜里冷，穿上暖和。等过了泸定桥，俺给你缝件新的。”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半块青稞饼，“俺娃在瑞金时最爱吃这个，要是俺没过去，你帮俺多拍几张泸定桥的照片，让娃知道他爹不是孬种。”我接过棉衣和青稞饼，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后来我才知道，老张在夺取泸定桥制高点海子山时，为了掩护战友，被子弹击中了胸膛，那半块青稞饼，他到死都没舍得吃。
5月27日，队伍走到菩萨岗脚下时，天突然阴了下来。这座山像一堵石壁横在面前，正面只有一条陡得像天梯的小道，隘口上的川军碉堡里，机枪正“哒哒”地响。廖大珠趴在草丛里，指着山顶对我小声说：“看见没？那上面有两个连的川军，硬攻肯定不行。”
没过多久，当地农民苏光先和杨篾匠被请来。苏光先手里拿着把柴刀，说：“俺知道有条小路，能绕到碉堡后面，就是得攀藤葛。”杨成武当机立断，兵分两路：一路由苏光先带路，从正面佯攻；另一路由杨篾匠带路，攀藤附葛绕到敌后。
我跟着正面佯攻的队伍，趴在半山腰的崖穴里。川军的机枪子弹像雨点般打在身边的石头上，碎石子溅得满脸都是。突然，山顶传来一阵喊杀声，我抬头一看，只见攀藤而上的战士们正从碉堡后面冲出来，川军顿时乱作一团。敌营长骑着马想跑，被战士们一枪打死马，当场活捉。
傍晚时分，队伍在什月坪宿营。我坐在篝火旁，看见王洪山正给受伤的战友包扎伤口。他的布鞋已经磨破了，光着脚踩在地上，却笑得很开心：“记者同志，俺今天缴了支步枪，等夺了泸定桥，俺就能上一线了！”李富仁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个木刻的小红星，是用子弹壳雕的：“俺要把这个送给俺娘，让她知道俺在红军里好好的。”
5月28日拂晓，队伍刚出发没多久，就接到了林彪的紧急命令——提前一天夺取泸定桥。杨成武把命令传达下去时，战士们都愣住了：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两天的路要一天走完，还要突破敌人的堵截，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廖大珠已经站了出来：“同志们，咱红四团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就算是跑断腿，也要按时赶到泸定桥！”
队伍加速前进，我背着相机，跟在后面气喘吁吁。中午时分，天上开始下雨，山路变得泥泞不堪。战士们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可只要有人拉一把，又挣扎着爬起来继续走。王洪山的脚被石子划破了，鲜血顺着脚趾流下来，他却咬着牙说：“俺没事，俺还能走。”李富仁的草鞋磨破了，他就把绑腿解下来裹在脚上，继续往前跑。
天黑时，雨下得更大了。突然，前面传来一阵骚动，廖大珠压低声音喊：“都别出声！”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对岸的山路上，竟亮起了一串火把——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他们也在往泸定桥赶，隔着一条河，火光在雨幕里忽明忽暗，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
杨成武当机立断：“点火把！学川军的号声，骗过去！”瞬间，我们这边也亮起了火把，三十多支火把在雨里燃烧，把河面映得通红。对岸的川军果然起了疑心，有人扯着嗓子喊：“啥子部队？”四川籍的战士立刻回话：“咱是刘文辉的兵，去泸定桥增援！”司号员吹起川军的联络号，调子有点走样，却真把敌人糊弄住了。
那一夜，我走得脚底冒血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有好几次，我都想停下来歇会儿，可看见身边的战士们还在往前跑，又咬牙跟了上去。凌晨时分，队伍走到奎武村，离泸定桥还有九十五里。战士们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杨成武让人把生米分给大家，说：“同志们，忍一忍，到了泸定桥，咱再好好吃饭！”我抓着生米，放在嘴里嚼着，没滋没味，却不敢吐——我知道，这生米，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
5月29日拂晓，当泸定桥的影子出现在晨雾里时，全团战士都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绷在两岸，上面的木板被拆得只剩几块，悬在半空晃荡。桥东头的山头上，川军的碉堡冒着黑烟，机枪子弹“嗖嗖”地打在铁索上，溅起火星。
红四团在沙坝的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杨成武指着地图说：“敌人在东桥头构筑了工事，还用火力封锁了通路。咱们要挑选突击队员，爬铁索过去，拿下泸定桥！”廖大珠第一个站起来：“团长，政委，俺二连请战！俺们连都是好样的，保证完成任务！”
会后，廖大珠把二连的战士集合起来。他用手指着泸定桥：“同志们，桥板被拆了，咱们只能爬铁索过去。愿意跟我上的，往前一步！”话音刚落，二十多个身影齐刷刷地往前迈了一步，王洪山和李富仁站在最前面，小胸脯挺得老高。
最终选定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每人都配了短枪、手榴弹和马刀。廖大珠把左臂的绑带解下来，重新扎紧，又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他媳妇临走时塞给他的半块青稞饼——他一直没舍得吃。“要是俺没过去，你们谁活着，就把这饼带给俺媳妇，告诉她，俺没给红军丢脸。”他的声音很轻，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
下午4点，冲锋号响了。我趴在桥西头的掩体里，相机镜头对准铁索。廖大珠第一个冲出去，双手抓着铁索，脚踩着冰冷的铁链，身体随着铁索的晃动左右摇摆。他身后是指导员王海云，再后面是王洪山，那孩子把马刀别在腰上，一手抓索，一手握枪，眼睛死死盯着对岸的碉堡。
川军的机枪疯了似的扫射，子弹打在铁索上“叮叮当当”响。突然，李富仁身子一歪，我心里一紧，以为他中弹了，却看见他只是踩空了脚，又赶紧抓住铁索，继续往前爬。他的草鞋被铁链磨掉了，光脚踩在滚烫的铁索上——中午的太阳把铁索晒得发烫，可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当突击队爬到桥中间时，桥东头突然燃起大火。川军把煤油浇在木亭上，火苗顺着风往铁索上窜，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廖大珠大喊：“同志们，冲过去！别让鬼子把桥烧了！”他率先冲进火里，衣服被烧着了，却一把扯掉着火的袖子，举着马刀朝敌人的碉堡冲去。
王海云跟在他后面，往碉堡里扔了颗手榴弹，“轰隆”一声，碉堡的机枪哑了。王洪山趁机爬上岸，用马刀砍断了敌人的铁丝网，可刚往前跑两步，就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腿。他咬着牙，单膝跪地，继续向敌人射击，直到后续部队冲上来，把他扶到一边。
我顾不上危险，冲到桥西头，拍下了突击队冲上岸的画面。镜头里，廖大珠正和一个川军军官拼刺刀，那军官比他高半个头，却被他压得连连后退，最后被他一刀刺穿胸膛。王海云则带着战士们肃清街道，李富仁坐在墙角，正给受伤的战友包扎伤口，他的脚还在流血，却笑得很开心：“记者同志，咱过来了！咱夺桥了！”
傍晚时分，泸定城被攻占。我跟着队伍走进城里，看见战士们正给老百姓挑水、修房子。廖大珠坐在门槛上，左臂又添了道新伤，却拿着块干粮，逗着一个吓得哭的小孩。王海云在清点战利品，王洪山躺在担架上，腿上绑着绷带，还在跟战友们说爬铁索时的情景。
夜里，刘伯承师长和聂荣臻政委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用脚踩着铁索，感慨地说：“这桥，是红军的命桥啊！”聂荣臻则看着桥西头的烈士墓——有三名突击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名字还没来得及记下来，只能立个木牌，上面写着“红军烈士之墓”。
我坐在墓旁，笔记本上记满了突击队员的名字：廖大珠、王海云、王洪山、李富仁……还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烈士。相机里的胶卷已经用完了，可那些画面却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二十二个身影在铁索上攀爬，像一串火种，照亮了大渡河的夜空；李富仁光着脚踩在铁索上，鲜血滴进河里，却笑得比阳光还灿烂；王洪山单膝跪地射击，腿上的鲜血染红了土地，却眼神坚定……
后来，我跟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走过，站在桥中间，看着脚下汹涌的河水，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红军精神”。那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而是廖大珠怀里的半块青稞饼，是王洪山受伤后仍在射击的身影，是二十二名突击队员爬过铁索时，手里紧紧攥着的信念——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后退。
几天以后，队伍走到天全境内，我看见王洪山正扶着拐杖，跟着队伍前进。他看见我，笑着说：“记者同志，俺还能打仗！等俺伤好了，还要跟着红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李富仁则把那个木刻的小红星挂在脖子上，说：“俺要带着它，一直走到陕北，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那天，我又想起了泸定桥。不知道廖大珠有没有见到他的媳妇，不知道王洪山的腿好了没有，不知道李富仁有没有回到江西老家。但我知道，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信念，终于实现了。那些在铁索上燃烧的火种，早已照亮了整个中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光芒。
如今，泸定桥的铁索上早已铺好了木板，来来往往的人踩着木板走过，却很少有人知道，八十多年前，曾有二十二名红军战士，踩着冰冷的铁索，用生命为中国人民铺就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而我，会把他们的故事一直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在那片滚烫的土地上，曾有一群英雄，用鲜血和勇气，谱写了一曲永不褪色的赞歌。每当我翻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就仿佛又听见了大渡河的浪涛声，又看见了铁索上那二十二个坚定的身影——他们像一盏盏灯，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