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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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深秋的太行山，霜来得特别早。
我随部队抵达石家庄外围时，正是霜降后的第三天。晨雾从滹沱河面升腾起来，缠绕在光秃秃的杨树枝头，凝成薄薄的白霜。脚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我把冻僵的手指凑到嘴边呵气，热气在冷空气中瞬间化作白雾。
“林记者，冷吧？”赶车的战士小王转过头来，他的眉毛和睫毛上都结了一层霜花，“再往前五里地，就到指挥部了。”
骡车在土路上颠簸着。路两旁，支前民工的队伍绵延不绝——挑着担子的老汉，推着独轮车的妇女，还有半大的孩子背着比人还高的柴捆。他们沉默地走着，只有脚步声和车轮声，在清晨的寒气里显得格外沉重。
“这些都是去送物资的？”我问。
“嗯。”小王点点头，“石门（石家庄旧称）的老百姓，盼咱们盼了三年了。”
指挥部设在赵陵铺村的一处地主大院。我跳下骡车时，正赶上作战会议散场。穿灰布军装的指挥员们从堂屋里鱼贯而出，个个表情凝重。院里那棵老槐树下，几个参谋正围着地图低声交谈。
政治部的张干事领着我走进西厢房：“林雪同志，你先休息，杨司令员一会儿要见你。”
厢房里已经有两个女同志在整理材料。见我进来，年纪稍长的那位站起身：“你是《子弟兵报》的林记者吧？我叫刘梅，宣传科的。”她指了指旁边的姑娘，“这是小崔，文书。”
我们正说话，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掀帘进来，浓眉，方脸，披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是杨得志司令员。
“司令员！”我们连忙立正。
杨得志摆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你就是北平来的大学生记者？”
“是，司令员。”我把介绍信递过去。
他扫了一眼：“读过《论持久战》吗？”
“读过。”
“好。”他点点头，“这次打石门，不同于以往的游击战。这是咱们解放军第一次攻克敌人大城市，要写，就写出气势来。”他顿了顿，“但更要写出人——写出我们的战士，写出老百姓。”
“我明白。”
杨司令员还要说什么，一个参谋匆匆进来：“司令员，三纵的报告到了。”
“我这就来。”他转身要走，又想起什么，回头对我说，“下午耿飚参谋长要带人去看地形，你可以跟着去。记住，多看，多听，少说话。”
下午出发前，我在村口遇到了三营二连的战士们。
他们正在做战前检查，步枪擦了又擦，手榴弹袋的带子紧了又紧。有个小战士坐在碾盘上，低着头，正用刺刀在鞋底刻着什么。我走近一看，那双黑布鞋的鞋帮里侧，竟用红线绣着两个字——解放。
字绣得歪歪扭扭，针脚却密实。
“同志，你这鞋……”我忍不住问。
小战士抬起头，露出一张稚气未脱的脸，看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记者同志啊？这鞋是俺村李大娘做的。全村妇女熬了三宿，做了二百双。每双都绣了字。”他把鞋翻过来给我看，“有的绣‘胜利’，有的绣‘前进’，俺这双是‘解放’。”
“为什么绣字？”
“大娘说，让字陪着咱们，走到哪都记得为啥打仗。”他把鞋穿上，踩了踩，“合脚，暖和。”
这时集合哨响了。小战士跳下碾盘，朝我敬了个礼：“记者同志，俺叫赵铁柱，三营二连一排的。等打进石门，俺带你去找俺家，俺娘做的烙饼可香了！”
队伍出发了。我跟在耿飚参谋长一行后面，沿着田间小路往侦察点走。耿飚个子不高，但走路生风，呢子军大衣下摆在风中翻飞。他举着望远镜观察远处的石门城墙，不时和身边的作战科长低声交换意见。
“看见了吗？那是正太饭店，敌三十二师师部。”耿飚把望远镜递给我，“城墙外三百米，都是开阔地。硬冲，伤亡太大。”
望远镜里，石家庄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清晰。这座被称为“石门”的城市，城墙高达两丈，碉堡林立，护城河在夕阳下泛着冷光。正太饭店楼顶的天线上，青天白日旗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必须夜间作业，挖交通壕抵近。”耿飚对作战科长说，“通知各团，今晚开始土工作业，天亮前必须完成第一阶段。”
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远处的石门城头亮起探照灯，光柱在夜空中扫来扫去。经过二连驻地时，我看见战士们正在挖壕沟。铁锹与冻土碰撞的声音响成一片，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赵铁柱也在其中。他脱了棉袄，只穿一件单褂，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那双绣着“解放”的布鞋，已经沾满了泥浆。
“记者同志还没休息？”他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汗。
“你们这是？”
“挖交通壕啊。耿参谋长说了，要把壕沟挖到敌人鼻子底下。”他咧嘴一笑，露出白牙，“等挖好了，你跟着咱们冲锋，保准安全。”
我忽然想起什么，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铁柱同志，我能问问你，为什么要参军吗？”
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月光下，这个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小战士，眼神突然变得很深：“俺爹是石门的铁路工人，三年前闹罢工，被特务打死在铁轨上。俺娘带着俺逃到山里，临走前，俺爹说了句话……”他顿了顿，“他说，等石门解放了，在咱家炕头给他说一声。”
夜风很冷。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墨水有些冻住了，字写得断断续续。
总攻定在十一月六日。
五日傍晚，我随担架队往前沿阵地送弹药。霜更重了，战壕沿上的枯草挂满白霜，在夕阳下像撒了一把盐。战士们抱着枪，蜷在掩体里，默默等待着。
赵铁柱所在的一排，被安排在突击位置。我找到他时，他正就着水壶吃炒面，吃两口，就要把壶捂在怀里焐一焐——水已经快结冰了。
“记者同志，你咋到这儿来了？”他急忙拉我蹲下，“这儿危险。”
“我来看看大家。”我从包里掏出两个烤红薯，“给，还热乎。”
他接过去，却没吃，掰开分给了旁边的战友。那个战士脸生得很，左颊有道新疤。
“这是大刘，俺们班的神枪手。”铁柱介绍。
大刘腼腆地笑笑，接过红薯，小心翼翼剥开皮。热汽腾起来，在冰冷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害怕吗？”我问。
铁柱想了想：“说不上怕。就是……就是老想着，等打完了，俺娘看见这双鞋，不知道会不会哭。”他低头看着脚上那双泥泞的布鞋，“这鞋底快磨穿了，可这‘解放’两个字，还清清楚楚的。”
晚九时，三发红色信号弹升上夜空。
炮击开始了。
那不是普通的炮击——是整个华北野战军积蓄了太久的怒火。成百上千门火炮同时怒吼，炮弹划过夜空的声音像撕裂了天幕。石门城墙在火光中颤抖，腾起的烟尘遮住了月亮。
炮火延伸的瞬间，冲锋号响了。
“冲啊——”铁柱第一个跃出战壕。那双绣着“解放”的布鞋，在焦土上踩出一串脚印。我跟在二梯队后面，镜头里的世界在颠簸：战士们在铁丝网前倒下，后面的人踩着他们的身体继续前进；爆破手抱着炸药包扑向暗堡，火光一闪，人就不见了；护城河里，先头的战士用肩膀架起浮桥……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火车站。敌人在钟楼上架了四挺机枪，交叉火力封锁了整个广场。冲锋三次，都退了下来。广场上躺满了人，有些还在动，有些已经不动了。
铁柱的排只剩下十三个人。
“不能这么打了！”大刘哑着嗓子喊，“俺从侧面绕过去！”
“不行！那是开阔地！”铁柱拉住他。
“总得有人去！”大刘挣脱开，指了指钟楼，“你看二层窗户，那儿有个缺口。给俺两包炸药，俺从下水道爬到楼底下。”
没有时间争论。铁柱默默解下自己的炸药包，递给大刘一个。
“活着回来。”他说。
“要是回不来，”大刘咧嘴笑了，“明年清明，给俺坟头带碗面条，要加辣子的。”
他弯着腰冲出去了。子弹追着他的脚后跟，打在石板路上溅起火星。三十米，二十米，十米……他消失在钟楼的阴影里。
时间变得很慢。每一秒都像一年。
突然，钟楼二层窗口冒出一股浓烟，接着是沉闷的爆炸声。机枪哑了一挺。又是一声爆炸，又一挺哑了。
“冲啊——”铁柱带着剩下的人再次冲锋。
这次他们冲进了钟楼。白刃战，刺刀见红。我从望远镜里看见铁柱和一个敌兵扭打在一起，从二楼窗口摔了下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等我们冲进钟楼时，战斗已经结束。铁柱靠着墙坐着，额头上流着血，但还活着。大刘躺在不远处，胸口有三个弹孔，手里的刺刀还紧紧握着。
铁柱爬到战友身边，轻轻合上他的眼睛。然后，他脱下自己的棉袄，盖在大刘身上。
那双沾满血和泥的布鞋，又一次进入我的镜头。鞋帮上，“解放”两个字红得刺眼。
接下来的三天，是逐街逐巷的争夺。
我们占领了火车站，但敌人退守到正太饭店和大石桥核心工事，做最后顽抗。杨得志司令员把指挥部搬到了刚占领的中央银行大楼。我进去送战报时，他正和杨成武政委、耿飚参谋长围在地图前。
“敌人把正太饭店变成了刺猬。”耿飚用铅笔敲着地图，“一楼所有窗户都封死了，只留射击孔。二楼以上，每个窗口都是一挺机枪。”
“硬攻伤亡太大。”杨成武眉头紧锁，“能不能用火炮……”
“楼里有老百姓。”一直沉默的杨得志开口，“侦察员报告，至少扣押了三百多市民当人质。”
屋里陷入沉默。窗外，零星的枪声此起彼伏。
“我去看看地形。”耿飚抓起帽子。
“老耿，注意安全。”杨得志叮嘱。
我和耿飚一行来到前沿。正太饭店像一头巨兽蹲在街口，所有窗户都黑洞洞的，但谁都知道，那里藏着无数枪口。街对面五十米，就是二连的阵地。铁柱的排在这里已经守了两天两夜。
耿飚趴在掩体后观察了很久，突然问：“下水道能不能通到楼底下？”
工兵连长摇头：“试过了，都被堵死了。”
又是一阵沉默。
“我有个想法。”说话的是铁柱。他不知什么时候摸过来的，脸上都是硝烟，只有眼睛亮得惊人，“饭店后厨有个运煤的地道，通地下室。三年前俺爹罢工时，工友们就是从那儿进出的。”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你确定？”耿飚问。
“确定。地道口在饭店后墙根，被垃圾堆盖着，知道的人不多。”
耿飚和几个指挥员交换了眼神：“好。你带路，突击队跟上。记住，第一目标是解救人质，第二才是消灭敌人。”
午夜十二点，突击队出发了。
铁柱走在最前面，他没穿棉衣——为了动作利索。月光照在他单薄的背影上，那双布鞋踩在瓦砾上，几乎没有声音。二十个人的突击队，像影子一样消失在夜色中。
我们在外面等待。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
凌晨三点，饭店里突然传出爆炸声，接着是密集的枪声。一楼的窗户被从里面砸开，有人喊：“老百姓从这里出来！快！”
人质潮水般涌出。我们的人冲上去接应。
枪声渐渐稀疏。天快亮时，铁柱和一个战友架着个伤员走出饭店大门。他的左臂不自然地垂着，血顺着手指往下滴，但脸上却在笑。
“成了！”他对我们喊，“地下室的敌人全解决了！”
太阳升起来了。这是十一月十二日的早晨。
红旗插上正太饭店楼顶时，整个石家庄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老百姓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箪食壶浆，欢迎解放军。老大娘拉着战士的手哭，孩子们追着队伍跑，商铺的伙计把整筐的烧饼往车上搬。
我在欢腾的人群里寻找铁柱。最后在饭店门口找到了他——卫生员正在给他包扎伤口。那双布鞋已经破烂不堪，鞋底快要掉了，但鞋帮上，“解放”两个字依然完整。
“你的鞋……”我指着说。
他低头看看，笑了：“该换新的了。等发下新鞋，俺还要请李大娘绣字——这次绣‘建设’。”
三天后，石家庄完全解放。
我在临时设立的军管会帮忙登记物资时，铁柱来了。他换了新军装，新布鞋，走路还有些跛。
“记者同志，走，去俺家。”他眼睛亮晶晶的，“俺娘说，一定要请你到家里坐坐。”
铁柱家在桥西区的一条小巷里。院子不大，三间北屋，窗棂上还留着弹孔。铁柱娘是个瘦小的妇人，五十来岁，头发已经花白。她正在院里支鏊子，看见我们进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眼泪就下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她摸着铁柱的脸，反复说着这句话。
铁柱爹的遗像挂在堂屋正中，前面摆着一碗面，一双筷子。铁柱走过去，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爹，石门解放了。”他说，“俺穿着绣‘解放’的鞋走回来的。”
铁柱娘抹着眼泪去和面。我问铁柱：“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养好伤，继续往南打。”他看着南方，“听说南边还有很多地方没解放呢。”
“还要走？”
“嗯。”他点点头，“等全中国都解放了，俺就回来，接俺娘去北平看看——你不是说，北平的故宫可大了？”
烙饼的香味飘出来时，门帘掀开了。进来的居然是耿飚参谋长，后面跟着杨得志司令员和杨成武政委。小小的院子顿时显得拥挤。
“司令员，你们怎么……”铁柱慌得站起来。
“来看看咱们的功臣。”杨得志拍拍他的肩膀，又转向铁柱娘，“大娘，您养了个好儿子。”
铁柱娘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让座。杨成武政委在院里的小凳上坐下，接过铁柱娘递来的烙饼，咬了一口：“香！三年没吃过这么地道的烙饼了。”
那顿午饭，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和一个普通战士，还有我这个记者，围坐在小院里。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洋洋的。铁柱娘不停地烙饼，我们不停地吃。谁也没说打仗的事，只说这饼真香，说天气真好，说石门解放了，老百姓终于能喘口气了。
临走时，耿飚参谋长从兜里掏出一双新布鞋，递给铁柱：“这是乡亲们新做的。绣了字，你瞧瞧。”
铁柱接过来。鞋帮里侧，用金线绣着两个字：功臣。
“这……这俺不能要……”他红了脸。
“穿着吧。”杨得志司令员说，“接下来的路还长，需要好鞋。”
离开石家庄前，我去了一趟烈士陵园。
新坟排成整齐的队列，每座坟前都插着一块木牌，用毛笔写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我找到了大刘的坟——他叫刘长河，山东聊城人，二十五岁。
我把一包烟放在坟前，又找到其他几个熟悉的名字。最后，我拿出相机，拍了一张陵园的全景。阳光斜照，新土泛着微光，远处的石门城墙静静矗立。
回到报社驻地，我开始整理这次采访的笔记。铁柱，大刘，挖战壕的夜晚，炮火中的冲锋，那双绣着“解放”的布鞋……文字在稿纸上流淌，我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取出在石家庄拍的所有照片，一张张看过去。有战士们冲锋的背影，有老百姓欢迎的场面，有红旗插上楼顶的瞬间。最后，我的目光停在一张照片上——那是总攻前夜，铁柱坐在碾盘上，低头抚摸鞋帮上“解放”两个字。月光照着他年轻的侧脸，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阴影。
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写什么。
不是宏大的战役进程，不是辉煌的胜利果实。我要写的，是月光下的那个少年，是他脚上那双绣着“解放”的布鞋，是李大娘熬了三夜的红线，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并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巨变。
我提笔写下标题：《布鞋上的名字》。
这时，通讯员送来一封信。是铁柱托人捎来的。信很短：
“林记者：俺伤好多了。部队马上要南下，去打保定。新鞋很合脚，俺会一直穿着。等全中国都解放了，俺去北平找你，你带俺看故宫。赵铁柱，十一月二十日。”
我把这封信夹在笔记本里，和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窗外又下霜了。但我知道，霜很快就会化去——因为春天就要来了。
很多年后，我在军事博物馆见到那双布鞋。
它被陈列在解放战争展区，放在丝绒衬垫上，打着一束柔和的灯光。鞋已经很旧了，黑布面褪成了灰白色，鞋底磨出了洞。但鞋帮里侧，“解放”两个字依然清晰——红线的颜色深暗，那是岁月的沉淀，也是血与火的记忆。
标签上写着：“石家庄战役中战士赵铁柱所穿布鞋。鞋帮上‘解放’二字为当地群众手绣。”
赵铁柱没有看到全中国解放。他在一九四九年初的张家口战役中牺牲，那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离故宫只有一步之遥。
但每当我看到这双鞋，就会想起那个霜降的早晨，想起月光下抚摸鞋帮的年轻战士，想起他说：“等全中国都解放了，俺就回来，接俺娘去北平看看。”
他终究没有回来。
但他的鞋回来了。鞋上的字，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关于牺牲，关于信念，关于千千万万普通人如何用最朴素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绣进了一个民族新生的黎明里。
博物馆的灯光很安静。玻璃柜外，参观的人群来了又走。而那双鞋静静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下一个看懂它的人，等待下一个愿意俯下身、仔细辨认那两个字的人。
那两个字是：解放。
是绣在鞋上的，也是刻在历史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