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水汤汤

玉城这地方，说穷也穷，说富也富。穷是穷在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种一葫芦打两瓢；富是富在颍水河从西南山里流下来，冲出一片平展展的河滩地，那土肥得攥一把能流出油来。可这肥得流油的地，愣是让周家营的人穷了几辈子。

这话说出来没人信。你要是不信，随便找个周家营的人问问，他一准儿蹲在门槛上，闷着头抽半天烟，末了把烟屁股往地上一碾，说一句：“谁说不是呢。”

周家营的穷，是刻在骨头里的。

这一年刚开春，河沿上的柳树才冒出鹅黄的嫩芽儿，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小轿车就顺着新修的水泥路开进了村。车停在村委会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是镇上牛副镇长，白白胖胖的，肚子把夹克衫的拉链都撑开了；另一个是个精瘦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件藏青色的冲锋衣，脚上蹬着双登山鞋，看着就跟村里人不一样。

牛副镇长一下车就咋呼：“满仓！周满仓！”

村委会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个五十来岁的汉子，黑脸膛，阔嘴巴，一双眼睛倒是亮得很，就是眉头总拧着个疙瘩，像是解不开似的。这人就是周家营的村主任周满仓。他正在屋里头跟会计对账，听见喊声就出来了，一看是牛副镇长，忙从兜里掏出盒玉溪烟，抽出一根递过去：“牛镇长，啥风把你吹来了？”

“甭给我整这虚的。”牛副镇长接过烟，没点，夹在耳朵上，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说，“这是咱们县里新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姓李，李默然李书记。省城下来的干部，以后就扎在你们村了，专门抓脱贫攻坚的事儿。我可是费了老鼻子劲才从县里要来的，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研究生，学农林经济的。”

李默然伸出手来：“周主任，以后多关照。”

周满仓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土，握住了李默然的手。那只手白白净净的，一点茧子没有，握上去软绵绵的，跟村里人的手完全两码事。周满仓心里就犯了嘀咕：这么个白面书生，能干啥？怕不是又来个镀金的，待上一年半载，拍拍屁股就走了。

李默然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笑了笑说：“周主任，我是主动申请下来的。我老家就是农村的，对地里的事儿不陌生。”

周满仓嘴上说着“那敢情好”，心里头还是一百个不信。这些年上头派下来的干部他见多了，哪个不是待一阵子就走了？村东头王老三家的狗都不带认生的。前年来了个扶贫干部，姓赵，来的时候也是豪言壮语说了一大堆，结果待了不到仨月，说是不适应水土，调回县里坐办公室去了。再往前数，大前年那个小张，来的时候拎着个笔记本电脑，说是要搞什么“互联网+扶贫”，结果村里网线都没通，他在村委会蹭了两个月WiFi，也走了。

牛副镇长交代了几句场面话，又到村委会里坐了坐，喝了杯茶，就坐着那辆帕萨特走了。剩下李默然一个人，拎着个帆布包，站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四周是灰扑扑的砖瓦房，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才返青，绿莹莹的，风一吹，像水波一样荡开去。

周满仓把李默然安顿在村委会旁边的一间平房里。房子是以前的老仓库改的，墙上刷的白灰都掉了皮，窗户上的玻璃也缺了一角，用塑料布糊着。屋里头就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蜂窝煤炉子。李默然也不嫌弃，把帆布包往床上一扔，就开始归置东西。他从包里掏出一摞书，《设施农业技术》《北方蔬菜种植指南》《土壤学基础》，一本一本码在桌子上。又掏出个相框，里头是一张全家福，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中间站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周满仓凑近看了看，李默然主动说：“我爹。当年在甘肃扶贫，一待就是八年。我娘也是扶贫干部，两人就是在扶贫点上认识的。”

周满仓“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李书记，你图啥呢？放着省城的舒坦日子不过，跑到咱这穷旮旯里来？”

李默然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身来，推了推眼镜。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周主任，我也不跟你唱高调。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想那么明白。在省城上班，每天朝九晚五，日子确实舒坦。可总觉得缺了点啥。我爹当年在甘肃，条件比这儿差多了，喝的是窖水，住的是土坯房，可他从来没说过苦。他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想试试，看自己能不能也做点啥。”

这话说得周满仓愣了一下。他仔细打量了李默然一眼，发现这年轻人的眼睛里头确实有股子劲儿，但那股子劲头底下，似乎还藏着点别的东西——说不上来，像是不太确定自己在干什么的那种犹豫。这让周满仓觉得，这人起码没在说瞎话。

当天晚上，周满仓回到家，他女人王桂兰正在灶房里忙活。王桂兰比他小五岁，个子不高，圆脸盘，是个利索人。两口子有个儿子叫周晓林，在县城上高中，一个月回来一趟。说是上高中，其实周满仓心里清楚，晓林的成绩在班里也就中等偏下，能不能考上大学还是个未知数。每次想到这事儿，他就愁得慌。

“听说又来了个第一书记？”王桂兰一边往锅里贴玉米饼子，一边问。

“嗯，省城来的，看着年纪不大，三十出头。”周满仓蹲在灶台前，往灶膛里填了把柴火，“也不知道能待几天。”

“你管人家待几天呢，把自个儿的事儿干好就得了。”王桂兰说，“对了，今儿个后晌刘德厚又来了，问你那扶贫款的事儿。”

一提刘德厚，周满仓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刘德厚是周家营出了名的懒汉，四十来岁，光棍一条，整天游手好闲，东家蹭顿饭西家赖口酒。他爹娘死得早，留给他三间破瓦房和几亩地。那地倒是不赖，在河滩边上，土肥水近，可刘德厚压根儿不好好种，年年荒着长草。别人家的麦子都收两茬了，他家一茬都收不囫囵。村里人提起他都摇头，说刘家祖上也不知道造了啥孽，生出这么个败家玩意儿。但也有人说，刘德厚年轻时并不这样，他二十来岁的时候也是个利索的小伙子，种地也是一把好手。后来他爹害了一场大病，欠了一屁股债，刘德厚把能卖的都卖了，还找他舅借了钱，好不容易把他爹从鬼门关拽回来，结果他爹好了没半年，又查出了别的毛病，这回没救过来。他娘受不了打击，第二年也跟着走了。从那以后，刘德厚就像变了个人，地也不种了，活也不干了，整天喝酒，把自己喝成了一个废人。

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人，一到发扶贫款的时候就冒出来了，嚷嚷着他是贫困户，凭啥不给他钱。村干部拿他没办法，每次都给个三五百的打发走。这倒好，越惯越懒，刘德厚现在连地都不种了，就指着那点扶贫款过日子。

“他这回要多少？”周满仓问。

“要一千，说开春了要买种子化肥。”

“买种子化肥？”周满仓冷哼一声，“去年给他的钱，他买了三只羊，说是要搞养殖，结果呢？羊还没养到一个月，就让他杀了炖肉吃了。这种人，给多少钱都白搭。”

王桂兰叹了口气，把贴好的饼子铲出来，金黄的玉米饼子冒着热气，散发着一股甜丝丝的香味。她递了一块给周满仓：“话是这么说，可要是不给，他又得到处闹，上回还跑镇上去告状，说咱村干部贪污扶贫款。我听说他还在镇上放话，说要是再不给他钱，就去县里上访。”

周满仓咬了一口饼子，烫得直吸溜，含含糊糊地说：“他敢！他拿什么上访？他家的地荒着长草，全村人都看在眼里，上访他也说不出理来。”

“你跟他讲理？”王桂兰苦笑了一声，“他要是个讲理的人，能混成这副德性？”

周满仓没再说话，嚼着饼子，眼睛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心里头乱糟糟的。周家营看着不大，事儿却不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谁家的地该浇水了，谁家的老人有病了，都得找他这个村主任。可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怎么带着大伙儿脱贫这事儿。他当了十几年村主任，年年报贫困，年年脱不了贫，上头领导见了他就皱眉头，村里人见了他就问“啥时候能给咱们找个致富的路子”。他能说啥？他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儿。

这些年政策越来越好，路修了，电通了，自来水也引到家家户户了，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除了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能挣回几个钱，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周满仓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地是好地，人也不比别村的人笨，怎么就富不起来呢？想着想着，天就亮了，公鸡一打鸣，他得起来接着忙活，这个问题就被搁下了，留到下一个睡不着的夜里再想。

村里的会计老孙头跟他念叨过好几回，说周家营的地在全县都算好的，颍水河冲出来的河滩地，土层厚，透气性好，种啥长啥。老孙头还拿别村的例子说事儿：“你看人家张家庄，地还没咱好呢，可人家搞大棚，一年一个棚挣好几万。咱村守着这么好的地，偏偏种粮食，一亩地撑死了挣个千儿八百的，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

周满仓也知道这个理，可搞大棚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一个大棚前期投入一两万，村里几户人家能掏出这个钱？就算掏出来了，万一赔了呢？村里人穷怕了，经不起折腾。他也不是没试着动员过，可每次开会，他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底下的人该不说话还是不说话。问急了，就有人说：“周主任，你领头干，你干我们跟着。”可他自己也拿不出一两万的闲钱来。这就像个死结，怎么解也解不开。

第二天一大早，周满仓还没起床，就听见外头有人敲门。他披了件衣裳出去一看，是李默然。

“周主任，早啊。”李默然已经换了一身打扮，冲锋衣脱了，穿了一件普通的蓝布棉袄，脚上的登山鞋也换成了黄胶鞋，看着倒有几分农村干部的样子了。

“李书记，你这起得也太早了。”周满仓揉了揉眼睛。

“我想趁着早上凉快，到村里转转，熟悉熟悉情况。”李默然说，“你要是有空，陪我走走？”

周满仓应了一声，回屋跟王桂兰说了一声，就带着李默然出了门。

初春的早晨还有些凉，路边的草叶上挂着露水，太阳刚从东边山头上冒出来，把整个村子镀上了一层金色。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村路上，李默然走得很慢，东看看西瞧瞧，时不时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他看得仔细，连路边谁家的院墙豁了口、谁家的烟囱歪了都要停下来看一看，有时还会拿手机拍张照片。

走到村东头，远远就看见一间破旧的瓦房，墙上的裂缝能伸进去一个拳头，房顶上的瓦片缺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盖着，风一吹呼啦啦响。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堆了半人高，有烂菜叶子，有空酒瓶子，还有一只破皮鞋歪在草丛里，也不知道是哪年扔在那儿的。院子里的枣树倒是长得茂盛，可枝杈横七竖八的，也没人修剪。门口蹲着一个人，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旧棉袄，头发乱得像鸡窝，正端着个搪瓷碗在吃早饭。碗里头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他吸溜一口，发出来的声音又响又长。

“那就是刘德厚。”周满仓指了指。

李默然看了看，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没说话，继续往前走。走到刘德厚家门口时，刘德厚抬起头来，看见了周满仓，立马把碗一放，站起来扯着嗓子喊：“周主任，我那扶贫款啥时候给？你该不会又拖着吧？这都拖了快一个月了，你得给我个准话！”

周满仓刚要说话，李默然先开了口：“你就是刘德厚？”

刘德厚打量着这个陌生人，见他虽然穿着朴素，但说话的口音和气质都不像本地人，就多了几分警惕：“你是谁？”

“我是新来的驻村书记，姓李。”李默然说，“听说你要扶贫款买种子化肥？”

“对对对！”刘德厚一听，眼睛亮了，凑上前来，“李书记，你是不知道，我家里困难啊，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地都荒着呢。你们当干部的不能眼看着老百姓饿死吧？我这人苦了一辈子了，爹娘死得早，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村里也没人管我……”

他说着说着，声音里带上了哭腔，那副可怜相装得倒是挺像那么回事。周满仓在旁边听着，嘴角直抽抽，心说你这套说辞我都听了八百遍了。

李默然笑了笑，走到刘德厚家院子边上，往里看了看。院子里果然是一片荒芜，别说庄稼了，连根葱都没种。倒是墙根底下堆着一堆酒瓶子，少说也有几十个，有的还带着标签，都是最便宜的那种枣木杠。李默然看了那些酒瓶子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

“刘德厚，我问你，你去年种了多少地？”

“种了……种了二亩麦子。”刘德厚眼神有些躲闪，不敢直视李默然的眼睛。

“收了多少斤？”

“收……收了几百斤吧，天旱，没收好。”

“天旱？”周满仓忍不住了，“去年雨水那么足，满村人的麦子都丰收了，就你家的地旱？你那地是修在房顶上吗？”

刘德厚被噎住了，脸涨得通红，梗着脖子说：“反正我就是穷，你们就得管！国家有政策，贫困户就得享受扶贫款，你们村干部不能截留！”

周满仓一听“截留”俩字，火气蹭地就上来了：“刘德厚，你给我说清楚，谁截留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截留扶贫款了？这些年给你的钱少说也有万把块了，你倒是说说，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是买了种子还是买了化肥？我看都让你喝了尿了！”

刘德厚也不甘示弱，跳着脚骂起来：“你不截留你倒是给我啊！我一个穷老百姓，要口饭吃还有错了？你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让我们穷人喝西北风！”

两个人越吵越凶，声音把左邻右舍都引出来了。几个老太太站在远处看热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一个老汉摇着头说：“又是德厚跟满仓吵，这出戏都唱了多少回了。”

李默然站在中间，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声音不大，但稳稳当当的：“都别吵了。”

他先对刘德厚说：“扶贫款的事，不是说不给你，但得有个说法。你那二亩地，去年种了没有，收了多少，我一查就清楚。你说你种了地，好，我信你。但这回的钱不能白给。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先把院子里的草拔了，把地翻了。三天后我来看，你要是做到了，我亲自给你把种子化肥送过来，而且不是只给一次，往后你好好种地，缺什么村里帮你协调，技术、销路，都有人管。你要是做不到，那这笔钱就给别人。村里困难的不止你一个，地比你差的也有的是，可人家照样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刘德厚，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板子上。刘德厚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眼睛四处乱瞟。

“那……那我要是翻了地，你们不管了咋整？”刘德厚嘟囔着说。

“我说话算话。”李默然说，“但你得先做给我看。”

刘德厚愣了半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看看李默然，又看看周满仓，最后把搪瓷碗往地上一摔，转身进屋了，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听不清楚。

李默然没再多说，转身就走。周满仓跟在他身后，走了几十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刘德厚又出来了，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像是吃了只苍蝇。

“李书记，你这么跟他说，他能听吗？”周满仓有些担心，“这人我太了解了，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转头就不认账。”

“听不听是他的事，但我们得把规矩立起来。”李默然说，“周主任，我昨天看了村里的材料，像刘德厚这样有劳动能力却好吃懒做的，还有好几户。咱们得想个办法，不能光给钱，得让他们动起来。人要是懒了，给座金山也能吃空。”

周满仓点点头。两个人继续往前走，来到了村西头的颍水河边。河水不大，但常年不断，清凌凌的水从西边的山里头流下来，经过村子，再往东流去。河两岸是成片的河滩地，土质松软肥沃，种啥长啥。可这会儿正是农闲时节，地里没啥人，只有几个老汉坐在河沿上晒太阳。

李默然站在河边，望着那片河滩地，若有所思。他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把本子掏出来，在上面画起了简图。

“周主任，这么好的地，怎么不见种大棚？我来的路上看见别的村，大棚一个挨一个，黄瓜西红柿长得可好了。”

周满仓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前些年镇上也号召过，可大伙儿都不敢弄。一个棚光前期投入就得一两万，万一赔了，一年就白干了。村里人穷怕了，宁可守着那几亩地种粮食，好歹饿不死。再说了，种粮食好歹有国家保底价，种菜万一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哭都没地方哭去。”

李默然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河滩地上的土，放在手心里捻了捻。那土又细又润，确实是好土。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又在手里攥了攥，松开手，土散成了均匀的颗粒。

“这土是沙壤土，种蔬菜再好不过了。”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判断，“透气性好，排水也快，不容易烂根。附近有没有种大棚种得好的村子？改天带我去看看，学学人家的经验。”

周满仓说：“有，过了河往西走十里，有个张家庄，家家户户种大棚，富得流油。村主任姓张，叫张有福，跟我还沾点亲戚。你要想去，我带你去找他。”

“那敢情好。”李默然高兴地说，“就明天吧，咱们骑车子去。”

两个人正说着话，周满仓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一看，是儿子周晓林的班主任打来的。他赶紧接起来，就听班主任在电话那头说：“晓林爸爸，你家晓林这个月的伙食费还没交呢，孩子都吃了好几天馒头就咸菜了，你们当家长的上点心行不行？这都第几回了，每次都得我打电话催……”

周满仓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拿着手机走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张老师，对不住对不住，我这两天就让人把钱捎过去。这孩子，也不跟我说一声……那个，张老师，晓林最近学习咋样？”

“学习嘛，还是那样，不上不下的。这孩子脑子不笨，就是不用功。你们家长也得多督促督促。”

“是是是，麻烦张老师了。”

挂了电话，周满仓的脸色很不好看。李默然问他咋了，他强笑了笑说没啥，孩子在学校的事儿。李默然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但眼神里多了一层东西。

回到家，周满仓翻遍了家里的抽屉柜子，只凑出来三百多块钱。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五百，还差一截。他又去翻炕席底下，翻出来几十块零钱。最后把钱全堆在桌子上数了一遍——四百二十三块五毛。还差七十多块。

他坐在炕沿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地上的烟头积了一小堆。王桂兰从外头回来，看见他这副样子，就知道是钱的事儿。她没说话，转身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手绢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零零碎碎的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还有好几张一块的。那是她攒了半年，准备给自己买件新衣裳的钱。她身上那件棉袄已经穿了五年了，袖口都磨破了，里面的棉花翻了出来。

“拿着吧，先给晓林把饭钱交了。”王桂兰把钱塞到周满仓手里，“孩子在长身体呢，不能饿着。”

周满仓拿着那沓钱，手指头都在发抖。他是村主任，管着几百口人的事儿，可连自己儿子的饭钱都拿不出来。这种滋味，比让人扇一耳光还难受。

“桂兰……”他张了张嘴，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他想说“对不住你”，想说“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可这些话在嗓子里转了半天，到底没说出来。

“行了，别说了，快找人把钱给晓林捎过去。”王桂兰转过身去，开始和面准备蒸馍。她的眼圈有点红，但没让周满仓看见。她用力揉着面团，把所有的情绪都揉进了那团面里。

周满仓把钱揣进兜里，出门去找村里去县城的人。他走得很慢，脚底下的路坑坑洼洼的，跟他此刻的心情一样。他想，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他得变，周家营也得变。可怎么变呢？他当了十几年村主任，能用的法子都用过了，周家营还是这个穷样子。难道那个新来的李书记，真有本事让这个村子变个样？他半信半疑，但眼下也没有别的指望了。

他走到村口的小卖部，看见周二柱正在那儿买烟。周二柱在工地上伤了腰，干不了重活，这会儿正闲着，隔三差五去县城做理疗。周满仓把钱塞给他，托他捎给晓林。周二柱接过钱，数都没数就揣兜里了。

“满仓哥，你脸色不好。”周二柱说。

“没事，没睡好。”周满仓摆了摆手，转身往回走。

李默然在周家营住下来的头几天，村里人的反应跟周满仓预想的差不多。

“又来一个镀金的。”村东头的王老三蹲在墙角晒太阳，跟旁边的人说，“你看着吧，待不了仨月准走。”

“听说还是个研究生呢，省城来的。”旁边的人搭腔，“研究生跑到咱这穷旮旯来干啥？图啥？图咱这儿风大？”

“图个履历好看呗。回去好提拔。”

李默然听不见这些闲话。就算听见了，他也顾不上理会。他给自己排了一个满满当当的计划表：第一周全走访，把所有贫困户挨个走一遍；第二周梳理情况，拿出产业方案；第三周动员群众；第四周就开工。他把计划表贴在墙上，每天对照着执行。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头一天走访，他就碰了一鼻子灰。

他去了村北头的赵老蔫家。赵老蔫快七十了，儿子在外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一趟，老伴瘫痪在床，日子过得艰难。李默然坐下来跟赵老蔫聊了半个多钟头，问他家里种了几亩地、收了多少粮、有什么困难。赵老蔫倒是个实诚人，问什么答什么，可就是从头到尾没笑过一下。李默然走的时候，赵老蔫把他送到门口，忽然说了一句：“李书记，你们这些干部，来了走，走了来，说的都是好话，可日子还是那样。我老伴在床上躺了八年了，我地里的麦子该咋长还是咋长。你说，你们来了到底有啥用？”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李默然心上。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有分量的话，可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他能说什么呢？说“这次不一样”？前头来的干部肯定也这么说过。说“你相信我”？人家凭什么相信一个头一回见面的陌生人？

他站在赵老蔫家门口，脚底下像生了根。早春的风刮过来，冷得他打了个寒颤。最后他只能说了句：“赵大爷，我先看看情况，过两天再来。”

走出老远，他还能感觉到赵老蔫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背。

这天晚上，李默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掏出手机，想给省城的朋友打个电话，翻了半天通讯录，又把手机放下了。给谁打呢？说什么呢？说自己在村里吃瘪了？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他想起他爹。老头儿当年在甘肃，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忽然很后悔，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跟爹聊过这些事。那时候他只觉得爹是去“吃苦”了，可“吃苦”到底是什么滋味，他从来没想过。现在他一个人躺在这间破旧的平房里，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才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一点——不是身体上的苦，而是那种使了半天劲却不知道劲往哪儿使的茫然。

他翻身坐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工作日志。写了几行，又删了。再写，再删。屏幕上的光映在他脸上，惨白惨白的。最后他合上电脑，走到窗边，望着外头黑漆漆的村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想：我到底图啥呢？在省城有份安稳的工作，有朋友有同事，周末还能约人吃个饭看个电影。跑到这儿来，住在破仓库里，上个厕所都得去外头的旱厕，大半夜的冻得直哆嗦。值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赶紧掐灭了烟，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他对自己说：才来几天，不能打退堂鼓。可是那个念头像水里的葫芦，摁下去又浮上来，摁下去又浮上来。

第二天，李默然跟着周满仓骑车子去了张家庄。张家庄确实富，一排排大棚整整齐齐地排在河滩地上，远远望去白花花一片。村主任张有福是个爽快人，带着他们在村里转了一圈，又在大棚里看了个把时辰，把怎么搭棚、怎么育苗、怎么控温、怎么找销路，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关键是什么呢？”张有福蹲在地头上，拿树枝在地上画着，“关键是你得有人带头。头一年，全村就我一家种，赔了赚了都是我自己的。第二年我赚了钱，邻居看着眼热，就跟着种。第三年左邻右舍都种了，家家户户有了进项，那些原来观望的也坐不住了。现在你看到了，全村一百多户，种大棚的有八十多户。你光跟老百姓讲道理没用，你得让他们亲眼看见。”

李默然听得认真，问了七八个技术细节，又问合作社是怎么运作的。张有福一一解答，最后拍着李默然的肩膀说：“兄弟，你有这心是好事。不过我跟你交个底，这大棚看着简单，真种起来，毛病多着呢。头一年我差点赔了个精光——黄瓜得了霜霉病，一棚的苗子全废了，我那口子哭了一宿。你们村要搞，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回来的路上，李默然骑得很慢。周满仓问他咋了，他说在想事儿。

“想啥？”

“想张主任说的‘亲眼看见’。他说得对，光说不行，得做给大伙儿看。”

“可咱们拿啥做呢？”周满仓叹了口气，“村里一分钱闲钱都没有。”

“我来想办法。”李默然说。

李默然把自己的积蓄和县里给第一书记配套的产业扶持资金凑到一起，在河滩上承包了五亩地，开始建示范棚。他没跟村里人说是自己掏的钱，只说是“县里的专项资金”。周满仓知道实情，想说啥，被李默然拦住了：“别往外说。说了，万一赔了，我不怕丢人，可到时候再想动员群众，就难了。”

工程队是李默然从县里找来的，搭棚的速度不慢，可中间出了各种状况：先是材料涨价，预算超了八千；然后挖地基的时候碰上了石头层，多费了两天工；好不容易棚搭起来了，又发现水井的水量不够，得重新打井。李默然每天都守在地头上，看着账上的钱一点一点地减少，心里头的焦虑一点一点地增加。他晚上回到住处，把账本翻来覆去地算，算来算去都差着一截。最后他给他爹打了个电话——这是他来周家营后头一回主动给家里打电话。

“爹，你当年在甘肃，头一年赔了多少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爹笑了：“赔了多少？赔得我连烟都抽不起了，卷树叶子抽。”

“那你怎么撑下来的？”

“撑不下来也得撑。你小子是不是遇到难处了？”

李默然说了大棚超预算的事。他爹在电话那头听完，说：“我手头还有三万，明天给你打过去。”

“爹，我不是跟你要钱的。”

“我知道。可你既然开了头，就得做下去。半途而废比从来不做还糟糕。”

挂了电话，李默然在院子里站了很久。夜风凉飕飕的，满天星星密密麻麻。他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三十出头的人了，遇到难处还得找爹要钱。可他又没有别的办法。他想起了赵老蔫的那句话：“你们来了到底有啥用？”他觉得自己现在确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也许将来也回答不了。

两个示范棚终于建起来了。银白色的棚膜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成了周家营一道新鲜的风景。村里人路过的时候都要停下脚步看一看，指指点点的。有人说这棚真排场，有人说这得花多少钱啊，也有人说等着看吧，早晚赔个精光。说最后那句话的是刘德厚，他逢人就说：“城里人懂啥种地？书本上的东西能当真？咱们祖祖辈辈种地，也没见过谁靠种菜发了财。”

李默然不理会这些闲话。他跟周满仓两个人一头扎进大棚里，翻地、起垄、育苗，忙得脚不沾地。头一茬种的是西红柿和黄瓜。苗子栽下去没几天，就蹿起来一拃高，绿油油的，看着就喜人。李默然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进棚，晚上天黑了才出来，比伺候亲儿子还上心。他甚至把自己的行军床搬到了大棚旁边的小屋里，晚上就睡在那儿，夜里起来好几回看温度计。

可他不是种地的行家。虽然有张家庄的经验做参考，有县农业局技术员老赵隔三差五来指导，可实际操作起来，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先是浇水浇多了，黄瓜苗的根烂了一片；然后是施肥比例没掌握好，西红柿叶子烧黄了；最要命的是有一回他忘了关通风口，夜里降温，靠近风口的几十棵苗全冻蔫了。

周满仓来看了，嘴上说没事没事，眼神里的心疼藏不住。李默然蹲在冻死的苗子跟前，一根一根地拔，拔着拔着，忽然把手里的一把死苗狠狠摔在地上。

“我他妈的真没用。”他说。

这是他头一回在周满仓面前爆粗口。周满仓愣了一下，蹲到他旁边，递了根烟过来。

“李书记，你别这么说。谁种地不遭点灾？我种了大半辈子地，哪年没有个闪失？头一年能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李默然接过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遮住了他的表情。

“我本来以为我能行。”他说，声音闷闷的，“在省城学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书，觉得自己啥都懂。真到了地里头，才知道屁都不懂。那些书上的东西，一到实操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书上的东西也不是没用。”周满仓说，“就说你弄的那个温控表，还有那个自动滴灌，以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咱们村种地，多少年了就知道大水大肥，哪懂什么精准施肥？你来了，起码把新东西带来了。”

李默然苦笑了一下：“把东西带来有啥用？自己的棚都没管好。”

“慢慢来。”周满仓拍了拍他的肩膀，“种地这事儿，急不得。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说，地是最实诚的，你对她好，她早晚会对你好。但你不能逼她，逼急了她也不理你。”

那天晚上，李默然一个人坐在大棚里，头顶上是满棚的黄瓜藤，开着金黄色的小花，空气里弥漫着黄瓜特有的清香味。他坐在两排黄瓜中间的地垄上，掏出笔记本，把今天死的苗子数量、可能的原因、补救措施一一记下来。记完之后，他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今天摔了苗子。我不该摔苗子。苗子没错，是我没照顾好它。”

写完他自己觉得好笑，可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他使劲揉了揉眼睛，把本子合上，站起来继续干活。

李默然没想到的是，电商平台的事会这么难。

头茬黄瓜下来的时候，他联系了自己在省城做电商的朋友。那朋友姓郑，叫郑明，在省城开了个小公司，专门做农产品电商，生意不大但也算稳定。李默然把大棚里的蔬菜拍了照片发过去，郑明看了说品相不错，可以帮他在平台上开个店铺试试。

“不过我得提前跟你说，”郑明在电话里说，“农产品电商看着简单，其实水很深。你首先得有稳定的物流渠道，其次得有包装，再次得有稳定的产量。平台上那些卖得好的，哪一个不是砸了半年一年的钱才起来的？你一个村里的合作社，啥都没有，靠几张照片就想爆单，说实话，难。”

李默然说：“那也得试。总不能种出来烂在地里。”

头几单生意做得磕磕绊绊。订单来了，他得跑到镇上发快递。镇上只有一家快递网点，收费贵，时效还慢。有一次发了一批西红柿到省城，路上走了四天，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已经烂了一半。客户在平台上给了个差评，写了一大段话，说“商家无良，发货用脚走”。李默然看了那条差评，半天没说话。他给客户打电话道歉，主动退了全款，又自掏腰包补发了一份。可补发的那份走到半路也坏了。客户这回倒没给差评，只是发了一条消息：“老板，你的菜是好菜，可你的物流实在太差了。可惜了。”

那条消息，李默然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坐在电脑前，面对着那个销量冷淡的店铺，心里头灰蒙蒙的。他原来以为最难的是种出来，没想到种出来了卖不出去更难。他去镇上找那家快递网点谈价钱，网点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听他说想谈长期合作，翻了个白眼说：“你们村一个月能发几单？十单？二十单？这么点量还谈什么合作价。”

李默然被噎得说不出话。他回到村里，找到周满仓，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往县城跑一趟，找县里的电商产业园想想办法。第二天两人起了个大早，骑着电动车去了县城。三月的天还冷得很，骑车走在路上，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周满仓在前面骑，李默然坐在后座上，怀里抱着两个泡沫箱，里面是样品。

到了县城，两人在电商产业园里转了一上午，问了好几家快递公司，最低的价格也要比镇上便宜三成，但有个前提——日发货量必须达到五十单以上。五十单，对现在的合作社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中午两人蹲在路边吃盒饭，李默然闷着头扒饭，一句话也不说。周满仓看他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李书记，要不咱们先不在网上卖了？拉到县里菜市场批发了得了，虽然卖不上价，好歹能回点本。”

李默然把筷子往饭盒里一插：“不行。要是退回去走批发，当初搞电商就白搞了。村里人看着呢，要是连咱们都卖不出去，他们还敢跟着干？”

“可是……”

“我再想想办法。”

回到村里已经傍晚了，李默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电脑坐了一宿。他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一遍：找政府协调、找媒体宣传、找大V带货、搞社区团购……每一条路他都仔细想了想，然后在旁边标注上难度和可行性。写到后半夜，他发现一个让他沮丧的事实：以周家营目前的条件，大部分路都走不通。

天快亮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胳膊压麻了，脸上硌出了键盘印子。他洗了把脸，看了看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和通红的眼睛，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一个在省城读了那么多年书的人，连个黄瓜都卖不出去。

“李默然，你到底行不行？”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镜子里的那个人没有回答。

转机出现在郑明来周家营实地考察之后。

郑明开车从省城下来，在村里转了一圈，又在大棚里看了看蔬菜的品质。看完之后他坐在李默然的屋子里，翻着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志，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三个多月。”

“瘦了不少。”郑明说，“也黑了不少。”

李默然苦笑：“说正事。”

郑明把笔记本合上，正色道：“我跟你交个实底。你的菜没问题，品质在平台上能排到中上。你的问题是物流和包装。我给你出个方案——我在镇上设一个中转点，你每天把菜送到镇上，我来负责往省城发。前期我不收你服务费，等你量上来了再谈合作条件。”

“你图啥？”

“图你这个人。”郑明笑了笑，“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看见你这么较真。你要是能把种地的劲头用在别的事上，早发财了。”

“少废话。你的方案我同意了，但服务费该怎么算怎么算，不能让你白干。”

“你先做起来再说吧。”郑明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默然，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事都想自己扛。你以为你是铁打的？该找人帮忙的时候就得找，别把自己憋死。”

郑明走后，李默然坐在屋里发了一会儿呆。他承认郑明说得对——他确实什么事都想自己扛。他不是不想找人帮忙，他是怕。怕欠人情，怕让人觉得他不行，怕证明自己跑到这个穷村子里来是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郑明还是帮了他。

有了郑明的中转站，物流的问题暂时解决了。李默然又花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文章发到店铺页面上，讲周家营的故事，讲颍水河的水怎么养出了好菜，讲村里那些贫困户怎么指望着这些大棚翻身。文章写得很朴素，没有用什么煽情的话，就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了一遍。

没想到这篇文章被人转到了社交媒体上，慢慢有了些反响。先是郑明在朋友圈里转了一波，然后郑明的朋友又转给了他们的朋友，转着转着，订单就多了起来。有一天早上李默然打开后台，发现一夜之间多了三十多个订单，他以为自己看错了，刷新了好几遍才敢相信。

“有订单了。”他跑去跟周满仓说。

“多少？”

“三十多单。”

周满仓先是一愣，然后咧开嘴笑了。他笑得很用力，脸上的褶子堆在一起，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转过身去，拿袖子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

“三十多单……不少了，不少了。”他的声音有些发抖，“我这就去组织人，包装。”

订单的增长并不稳定。有时候一天能接四五十单，有时候一整天就两三单。李默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订单数量，多了就高兴，少了就发愁，整个人像坐过山车一样。周满仓劝他放宽心，说慢慢来，可他自己慢不下来。他总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指望，如果自己倒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

这种压力，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到了五月份，头茬黄瓜下来了。那黄瓜顶花带刺，又直又嫩，咬一口嘎嘣脆。西红柿也开始挂果了，青青的果子一串串挂在藤上，像小灯笼似的。李默然的网店渐渐有了稳定的客源，虽然还没有到火爆的地步，但至少不愁卖了。周满仓逢人就说：“网上卖菜，一斤能多挣三块钱！”有人信，有人不信。信的人开始到李默然跟前打听，不信的人继续观望。最先心动的是周二柱。他找李默然说自己想跟着种大棚，李默然帮着他跑贷款、联系施工队，两个人在大太阳底下晒了半个月，周二柱的大棚起来了。

然后是周老四，然后是张建国家的媳妇，然后是一家又一家。到了六月份，周家营已经有了十一个大棚，沿着颍水河排成一排。

可数量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首先是品质控制——各家各户技术水平不一样，种出来的菜品相参差不齐。周二柱的菜就不行，他性子急，浇水没个准数，黄瓜长得弯七扭八的，往平台上一挂，客户投诉就来了。其次是管理——有人偷偷在施肥的时候用便宜化肥代替了合作社统一采购的有机肥，省钱是省钱了，可是土质检测的时候被查出来了。李默然召集合作社的人开会，说谁再用化肥就直接退出合作社。那户人家不服气，说别人家的棚我管不着，我自己的棚我想咋种就咋种。会开得很僵，最后还是周满仓拍了桌子：“进了合作社就得守合作社的规矩！你自己另搞一套，出了问题砸的是所有人的牌子，你担得起吗？”

那人不吭声了，但脸上写满了不服气。散了会，那人跟别人说：“合作社就是个幌子，钱都让李默然一个人挣了。他那个网店是他自己的，卖多卖少谁知道？”

这话传到李默然耳朵里，他什么都没说。

当天晚上，他把合作社的账目从头到尾整理了一遍，把所有收入、支出、分配方案都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了村委会门口。他还把网店的后台数据截图打印出来，谁想看随时可以看。

有人暗地里说：“这人太较真了，一点不活泛。”但也有人说：“人家是实诚，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

李默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他心里清楚，村里人对他的信任，是脆弱的。一茬菜卖好了，信任就多一点；一茬菜出问题了，信任就少一点。他每天都在这种忽高忽低的信任度里过日子，像在走一根细钢丝。

那年夏天，玉城县遭遇了三十年不遇的大暴雨。雨是从半夜开始下的，越下越大，到了后半夜，已经像是有人在天上往下倒水一样了。李默然被雨声惊醒，第一个反应就是往河沿上跑。他跑到河沿上一看，颍水河的水涨了快一人高，浑黄的河水翻着浪花，把河滩地淹了一大片。那些大棚虽然建在高处，但水要是再往上涨，可就危险了。

周满仓也赶来了，浑身淋得透湿。两个人打着手电筒，一个棚一个棚地查看情况。还好目前水还没有漫进棚里。他们赶紧分头去叫人。半小时后，村里能动的男人都出来了，冒着雨加固大棚，扛沙袋筑堤坝。刘德厚也来了，他虽然懒，但这种时候也不好意思躲在家里，跟着大伙儿一起搬沙袋，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李默然在雨中喊破了嗓子指挥调度，雨水灌进他的雨衣里，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天亮的时候，水势终于稳住了。清点损失，十一个大棚保住了九个，有两个地势较低的进了水，损失不小。李默然一身泥水地坐在地头上，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走不动了。他看着那两座被水泡了的大棚，棚里的水还没退尽，半棚的黄瓜苗泡在浑水里，叶子全黄了。

“这两棚算是完了。”周满仓蹲在他旁边，声音沙哑。

“是我的责任。”李默然说，“当初建棚的时候，我就该把排水沟挖得更深。张主任跟我说过这个地方地势低，我没当回事。”

“谁能想到下这么大的雨？”周满仓说。

“这不是借口。”李默然的声音很沉，“人家把家底都掏出来跟着咱们干，咱们不能拿‘没想到’当交代。”

他站起来，对受灾的两户人家说：“这次的损失由合作社承担。你们放心，棚我会想办法帮你们修好，下一茬的苗子我负责。”

那两户人家互相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其中一户是周老四，他拍了拍李默然的肩膀说：“李书记，你也不容易。这雨又不是你让下的，你甭啥都往自己身上揽。”

李默然没说话。他知道周老四是在宽慰他，可他心里那个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

雨停之后，李默然找到了周满仓，两人商量着趁这个机会，把河道治理的事提上日程，向县里申请水利项目。两人写好申请报告，就去找镇上。牛副镇长翻了一遍，皱着眉头说：“想法很好，可治理河道得花不少钱，县里水利口的资金年初就分完了，今年的项目名册上早排满了，咱们这条河都排了三年了，年年排不上。你们这个报告我先收着，尽量往上报，实在不行只能等明年——或者后年。”

从镇政府出来，李默然的脸沉了一路。周满仓知道他在想什么——等明年？等后年？要是明年再来一场大雨呢？

李默然回去之后，连着往县水利局跑了三趟。头一趟，人家说领导不在。第二趟，领导在了，收了材料，说了几句“我们会研究研究”的套话。第三趟，领导还是那套话。他站在水利局的走廊里，望着墙上挂着的全县水系图，颍水河在图上细细的一条线，跟那些大河大渠比起来，毫不起眼。

他明白了——周家营这条小河，在全县的大盘子里，排不上号。

他又写了那篇在网上流传开来的文章。文章里提到了那场大雨，提到了被水泡了的两个大棚，提到了那些扛着沙袋在雨中奔跑的村民。文章的标题叫《一条小河边的村庄》。这篇文章的传播范围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先是被几个本地自媒体转了，然后被省城一个生活类大号看中，要了授权转载。最后，省里一个水利部门的领导在内部会议上提到了这篇文章，说“基层的问题有时候就摆在那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看不见”。

事情这才有了转机。

刘德厚加入合作社是在秋天。

在这之前，他观望了整整半年。他看着周二柱的大棚一茬一茬地出货，看着周老四从赔了一个棚到又建了两个棚，看着李默然和周满仓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忙活。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等着看笑话”变成了沉默，又从沉默变成了偶尔在大棚边上转悠。

有一天傍晚，李默然从大棚里出来，看见刘德厚蹲在路边抽烟。他走过去，也不说话，就在刘德厚旁边蹲下了。两个人并排蹲着，看着夕阳一点一点落到颍水河对岸的山后面去。

“李书记，”刘德厚忽然开口了，“你说……我还能行不？”

李默然转过头看他。刘德厚的脸上难得地没有那副油滑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确定的、小心翼翼的期待。

“你说的是种大棚？”李默然问。

“嗯。”刘德厚把烟屁股在地上碾了又碾，“我看着二柱他们家，心里头也痒痒。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干啥啥不成。我怕我弄了，又把钱打了水漂。”

李默然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刘德厚，想起了自己头一回在大棚里摔苗子的那个晚上。那天他也问过自己：我还能行不？他知道那种不确定是什么滋味。

“德厚，”李默然说，“我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去年春天我跟你说‘扶贫不是养懒汉’，那句话是真心话。可我还有一句话没跟你说：只要你愿意干，我就愿意帮你。这话到现在也没变。”

刘德厚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来：“那我试试。”

刘德厚加入合作社的事在村里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说他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人说李默然是菩萨心肠早晚要吃亏。周满仓虽然没说什么，但私底下跟李默然念叨过：“他这人的秉性，咱们都清楚。你给他这次机会，要是再出了岔子，合作社的名声可就……”

“我知道。”李默然打断了他，“但我总觉得，他要是就这么放弃了，这辈子就真完了。他爹娘死得早，他一个人混了这么多年，不是不想好，是好不起来。你给他一个机会，也许他就能翻过来。”

“那要是翻不过来呢？”

“翻不过来再说翻不过来的。现在不试，永远不知道。”

李默然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坚定，但心里不是没有犹豫。刘德厚加入合作社，他是担了风险的。合作社刚走上正轨，如果被刘德厚搞砸了，他这个当书记的在村里就更难做人了。可他心底有一个让他不太愿意承认的念头：如果他连一个刘德厚都帮不了，那他来这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帮周二柱那样的勤快人脱贫致富，换了谁都能做。但要是能让刘德厚这样的人也站起来，那才算真正把这个村子掰过来了。

这个念头里面，不全是高尚的东西。它里面还掺杂着一种较劲——跟自己较劲，也跟那些认为他做不成的人较劲。

果不其然，刘德厚的大棚建起来还不到一个月，就出了事。那天轮到刘德厚值夜班，负责看管大棚里的温控设备。可他喝了酒，倒在棚里的躺椅上就睡死了。半夜温度骤降，他没及时关上通风口，棚里的西红柿苗冻伤了一大片。第二天早上发现的时候，有一半的苗子都蔫了。

李默然得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合作社的人已经把刘德厚围住了。周二柱气得脸都青了，攥着拳头说：“李书记，这回说啥也不能留他了！上回我的苗子就是他弄死的，这回又是他的班！他就是个祸害！”

刘德厚蹲在棚外头的墙角根，脸埋在膝盖里，像一只被雨淋透了的鸡。几个合作社的社员在边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难听话，“烂泥扶不上墙”“狗改不了吃屎”，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过去。

李默然站在人群中间，心里头翻涌着各种念头。他知道，按规矩，刘德厚应该被踢出合作社。这不仅仅是损失的问题，更是管理的问题——如果不处理，以后谁还会把社里的规矩当回事？可是如果他真把刘德厚踢出去了，这个人这辈子就再也不会相信自己了。他可能会重新变成那个窝在破瓦房里喝酒的懒汉，而且这次会变得更彻底——因为他试过了，他失败了，而他身边的人都在说“我早就知道”。

李默然沉默了很久。久到周围的人都安静下来了，等着他发话。

“让他自己说。”李默然终于开口了。

所有人都看向蹲在墙角的刘德厚。刘德厚慢慢站起来，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不敢看任何人。过了好半天，他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我……我喝了酒。我对不住李书记，对不住大伙儿。”

“你发过誓不喝酒的。”周二柱冷冷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刘德厚忽然抬起手，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啪的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还要扇第二个，被李默然一把攥住了手腕。

“行了。”李默然把他的手甩开，“扇自己管什么用？你打自己一顿苗子就能活过来？”

刘德厚哭了。不是那种小声的啜泣，而是浑身发抖、眼泪鼻涕糊了满脸的哭法。他一边哭一边说：“李书记，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回真戒，我要是再喝一滴酒，我把手剁给你。”

李默然盯着他看了很久。他看到了刘德厚眼睛里头的东西——有恐惧，有羞愧，还有一种拼命想要抓住什么却觉得自己在往下滑的绝望。这种眼神，李默然在镜子里见过。

“大家先散了吧。”李默然对围着的社员说，“这事我来处理。”

人散了之后，李默然和周满仓两个人坐在大棚边上，一言不发。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银色的棚膜上，刺得人睁不开眼。远处的颍水河哗哗地流着，有孩子在河边打水漂，笑声传过来，跟刚才那个沉重的场面完全不搭。

周满仓先开了口：“你打算怎么处理？”

李默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周主任，你说句实话——你觉得德厚还有救吗？”

周满仓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说不好。我跟他打了半辈子交道，这人不是坏，是懒。懒到骨头里去了。你要是问我，我觉得……悬。”

“可是他已经比从前好多了。你自己看看，他种大棚这一个月，早上几点起来？晚上几点回去？虽然比不上二柱，可跟他自己比，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默然说，“问题是他喝了一顿酒。就一顿，把这一个月的辛苦全毁了。”

“所以呢？”

“所以我问自己：一个人改毛病，得改多少次才能改过来？是一次都不能犯，还是犯了就改、改了再犯、犯完了再改？”李默然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什么都能做好的。我种的苗子也死过，我也犯过蠢。德厚那毛病长了十来年了，让他一个多月就改了，是不是对他要求太高了？”

周满仓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

“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李默然像是下了决心，“造成的损失，从他的分红里扣。接下来三个月，他归二柱管，每天干的活由二柱安排。外加一条——他写一份保证书贴在大棚门口，再犯一次，自己卷铺盖走人。”

“二柱能同意？”

“我去跟他说。”

周二柱果然不同意。李默然在他家坐了半个下午，跟他说了好半天。周二柱最后勉强点了头，但说了一句话：“李书记，我是看你的面子。但丑话说在前头，再出一次事，你说什么我也不听了。”

李默然点点头。走出周二柱家的时候，他的脚步有些沉。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如果刘德厚真的再犯，那他在周家营这两年攒下的威信，恐怕要赔掉一大半。值不值呢？

他不知道。但他还是决定赌这一把。

从那以后，刘德厚像变了一个人。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了，跟着周二柱钻进大棚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最关键的是，他真的把酒戒了。柜子里那几瓶藏了好几年的老白干，让他拎出去倒进了茅坑里。倒酒的时候，村里有人看见了，笑他：“德厚，倒了好！你喝了十来年了，也该戒了。”刘德厚没说话，把空瓶子往垃圾堆里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

有一天晚上，他干完活回到家，发现门槛上放着一塑料袋东西。打开一看，是一包茶叶，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渴了泡茶喝，比酒好。”没有落款，但刘德厚认得那是李默然的字迹。他把那包茶叶攥在手里，在门口站了很久。月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

从那以后，刘德厚真的没再喝过一滴酒。至少，没有人再看见过他喝酒。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睛里有光了，走路也挺起腰板了。村里人看在眼里，议论的话渐渐变了味——从“狗改不了吃屎”变成了“人还真能变”。

时光过得快，转眼间李默然来周家营已经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周家营的变化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都大。大棚从两个发展到了三十多个，合作社的产品在网上打出了名气，不光是黄瓜西红柿，后来又增加了草莓、甜瓜这些高附加值的水果。颍水河的河道治理工程也终于开工了，河堤加高加固，还修了几座便民桥。

村里人的腰包鼓了。周二柱家盖了新房，二层小楼，外墙贴着白瓷砖，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刘德厚不但脱了贫，还说了个媳妇，是邻村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两个人处了大半年，定在腊月里办事。

刘德厚结婚那天，来了很多人。他穿了一身新衣裳，藏青色的西装，站在院子门口迎客，见人就咧着嘴笑。拜天地的时候，刘德厚磕头磕得邦邦响，惹得满院子人哄堂大笑。

轮到新郎官讲话了，刘德厚接过话筒，手抖得厉害。他张了好几次嘴，都没说出话来。底下有人起哄：“德厚，你别光傻站着啊！”

刘德厚深吸了一口气，总算憋出来了：“我……我刘德厚活了半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个人。”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以前我穷，可我穷不是因为命不好，是因为我懒。我天天喝酒，天天混日子，觉着这辈子就这么着了。”刘德厚的声音开始发抖，“是李书记，是周主任，是大伙儿，把我从烂泥里拽出来的。我现在有媳妇了，有家了，我……我……”

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淌。李默然站在人群里，眼睛也有些发潮。他想起第一次见刘德厚的样子，那个穿着油渍麻花旧棉袄的懒汉，蹲在破瓦房门口，眼睛里满是浑浑噩噩。他也想起了自己那些犹豫的时刻——那些在深夜里问自己“值不值”的时刻。

现在他知道了答案。

冬天的一个傍晚，周满仓拎着一瓶酒，来到了李默然的住处。酒是枣木杠，玉城本地产的，瓶子上贴着红纸。他把酒往桌上一放，又从兜里掏出两个酒杯来。

“李书记，今晚咱俩喝一杯。”他在李默然旁边坐下来，倒满两杯酒，“这酒是德厚媳妇酿的，头一锅，让我带过来给你尝尝。”

李默然端起酒杯闻了闻，酒香扑鼻，带着一股枣木杠酒的醇厚味道。他抿了一口，辣得直皱眉，接着又舒展开了。

“好酒。”他说。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也不多说话。月光出来了，又圆又亮，把整个村子照得如同白昼。颍水河的水在月下闪着银光，哗哗地流着，像是永远也不会停歇。

“李书记。”周满仓端着酒杯，忽然开口了，声音有些发颤，“你走了以后，常回来看看。”

李默然端起酒杯，跟他的杯子碰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响。

“一定。”

颍水汤汤，月光如霜。这一夜的周家营，安静得像一幅画，又热闹得像一首歌。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旧在用力地活着，向着更好的日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