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往事

一

我第一次到县城里的一中，是在我得知我考上了一中以后。所谓一中，我上学的时候叫山阴县岱岳一中，再后来改叫山阴一中。一中在县城镇上的东头，再往东就是一片一片的大野地，往南也是一片大野地，说是野地，实际上也种着玉米、谷子或者黍子一类的庄稼。

那大概是1979年8月的一个早晨，我和十来个小学同学好像是跟着一个姓王的年轻老师，从北街校出发，沿着大桥沟边的湿地，往东一路蹦一路跳一路玩着一路说笑着向一中走去。

8、9月份那段日子，正是县城里雨水旺的季节，三天两头下场雷阵雨，很短很急。记得在我去一中的前一天也是刚下过一场雨，大桥沟里的水稍稍有点涨，水岸两边的草地里时有水坑或忽闪忽闪的黄泥滩，一不小心就把人的脚旱在里边，拔出来时带出一鞋泥。在还带着水珠的草地上行走，不一会儿脚面上就沾得湿湿的，连裤角也是沾泥带水的。当然了，雨过天霁，朝阳也是格外地新鲜亮丽，但迎着朝阳，并不感到刺眼，只是阳光照着脑门上感觉暖洋洋的，也许是在得知自己考上一中后的心情飞扬所致。

县城里就两所中学，一中和二中，一中在县城的东边，二中离我家近，往西过了那条叫做北同蒲线的铁道再上个坡就到了，县城里边也只有这两所中学有高中。县城里也只有两所小学，一个是南头的南街校，一个是北头的北街校，南街校我不知道，但我读的北街校也有初中，不过人们一般叫六年级、七年级，后来也有了八年级，八年级毕业后也是要考到这两所中学上高中，再往后两年，县城里又建了三中，这是当时我们县城里的学校格局。一中是老牌的中学，师资力量强，到了1979年的时候，好多老教师也解放了出来，从村底下回到了县城教书，他们中好多人都是老牌的大学生，不仅学问好，而且教书育人的本领也强，责任心也强，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县城中学里培养出了不少大中专学生。

1979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政通人和，百废待兴，急需要人才，所以从上到下的领导人们也对教育非常重视，县里边的领导们也是决心很大，决定从南街校和北街校的小学生里选拔一批拔尖的好学生，组成两个初中实验班，每班大概50人左右，很幸运，经过考试，我是这百把十人里边的一个。

一伙人沿着沟边小路，一脚深一脚浅地往东走。这条路一直往东去是个水库，水库再往下是桑干河。在没到水库的时候，我们就往南拐上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东边是个砖瓦厂，西边好像是个苗圃，但我没进去过，后来据住在附近的同学说里边好像是个奶牛场，他们经常偷偷进去拿点豆饼吃，我吃过他们从里边拿出来的豆饼，但我没进去过。这条路顶到头正对着的就是一中的北门，我们一般叫后门。一中后门门前有三条路，往东到砖瓦厂大门，往北就是我们刚才来的那条通到大桥沟的路，往西一直走不远穿过一个破旧不堪的城门洞就到了顺城巷，这个城门洞北边一点就是那个苗圃的大门。到了顺城巷就到了大街上，县城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围着这条大街生活着，这条街到南我们叫“南头起”，到北叫“北头起”，从南到北几百米长的样子，当然“南头起”的南边和“北头起”的北边还有些单位和巷子也算是在县城里的。这条大街是柏油路面，顶到“南头起”的十字街往东拐沿着柏油路再走个大几分钟，就会路过一中的正门。

一中后门这个地方看上去很是破破烂烂，也没人把看，杂草丛生，离后门往南不远处好像有个猪圈，养着几头猪，东边有个好像是院子又不是院子的地方，黑乎乎地放着些煤炭或杂物，在杂草丛生之间有一条人们自然走出来的小土路，往南左拐右突地通到学校里边的那个礼堂旁边。大概在我上初二或者初三的时候，后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盖起了一排平房，成了老师们的家属院，环境才好点。我家住得离一中后门比较近，从我家到一中后门除了街面上是柏油路外，其余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所以只要不是下雨天，我和住在县城北边的同学都是走顺城巷那条路去上学，下雨天才不得已从街面上绕点远走一中正门。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即使有也是紧着家里大个的孩子用，讨点好的，大点的孩子会带着你，所以大多数同学都是走路上学，中街和南街的同学沿大马路朝南或朝东走，北街大多数同学从顺城巷走，少部分像樊秀梅等住在兰园巷的同学或再往北的同学一般就走砖瓦厂和苗圃之间的这条小路。

进入一中校园，首先的感觉是绿意盎然，高大的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诺大的礼堂，排排整齐的平房教室，平整宽阔操场，这就是一个大花园，相比起我念的小学，学校里边边角角只有几颗沙枣树，倒是小学校园外边大坡下的大桥沟里流水潺潺，柳树成荫。还没有开学，一中校园里的人不多，有个同学无意中发现有种红的或粉的花骨朵里包着有黑黑的种子，长得酷似地雷，于是我们十来个同学互相寻找着并打闹着，玩得不亦乐乎,虽然还没有上学，但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学校。

二

1979年9月1日，开学的日子。那天我想着是从街面走，绕点远从一中的正门进去。一大早从家里出来，和隔壁大院的谢君平一起，顺路喊上羊圈巷的闫宏斌和闫东鹏，走出闫家巷口，在街面上又碰到王宅巷的史新生和堡子巷的黄复东几个同学，他们都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们几个相互勾肩搭背，一路向南到十字街再往东走去。王宅巷是大桥沟桥东边沟沿上边的一个很短的巷子，紧挨着那座石拱桥。羊圈巷是闫家巷大队的一个巷子，闫家巷从西往东一条大路从我家门前的照壁高低不平地通到街面上，路并不长，路中间一朝南一朝北斜对着有两条路，我姥姥家和奶奶家就住在朝北的这条路两边，我从小也是在这条路两边的人家里吃着喝着玩着长大的，这条路直通大桥沟，踩着小溪里零零散散的石头蹦过去，上坡就是北街校，北街校东边是堡子巷，西边是花园巷，花园巷我们大多数时候叫瓜园巷，一般官面上才叫花园巷。南边的那条路就是羊圈巷，巷子不宽，南向不多远直接向东拐，直到街面上，这条路与顺城巷大概可以说是斜对面，路边有一堵墙是中街校的南墙，中街校归北街校，我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就是在中街校上的，升三年级时才转到大桥沟沿上边的北街校，北街校全名好像是叫山阴县岱岳北街完全小学，一般人们也叫北完小。

沿着柏油路到十字街，往东拐，顺着山水巷过大东巷口头起、旧党校门口和南街校门口，不远就是县一中，这一路都是柏油路，只不过由于年久失修，路面有点坑坑洼洼，但再怎么不平不展也比顺城巷那条充斥着一坨坨屎、还有人家随时泼出来的洗东西的脏水混在一起后臭烘烘泥洼洼的土路强。一中的校门也临着那条柏油路，校门南面过马路正对着的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地，地好像是南大道大队的，地里地边有几道人们随意走路踩出来的小路，小路上也是走着一些和我一样要去上学的同学，也是三五成群，勾肩搭背。

一中的校门坐北朝南，虽然并不是很气派，但在我一个还是小娃娃的小学生眼中显得还是很高大的。校门呈典型的对称状态，中间两扇对开的铁大门，两边各有一个小铁门，门口外边有两道单独砌就的厚重的墙呈八字往外延展，几乎与柏油路相连，东边墙上写着“团结紧张”，西边墙上写着“严肃活泼”，中间正门头上写书着“山西省山阴县岱岳一中”，虽不雄伟但很神圣。

随大流步入学校，门口东西两边各有一个类似传达室的房子，每边大概都是两间房大的样子，比较对称。西边的房子是门房，有人值守，东边的房子不知是干什么的。

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花园，杨柳松柏，灌木花卉，参差向背，错落有致，微风略过，花香鸟语，郁郁葱葱。花园中间斜对着校门有一条绿荫小道，穿过一排平房正中的穿堂门，通向教学区，直直地通向学校最北边的那栋礼堂，礼堂后边就是后门，花园中有块空地建了一个羽毛球场地。

校门往西顺着走是一条大路，穿过校区通向西边的家属院。西马路快到头时也往北拐向那栋礼堂，这条路两边是教职工宿舍和住校学生的宿舍。

校门往东顺着走也是一条大路，横穿整个校区，直到那栋礼堂。东马路西边就是那个花园，路东边是一个标准的400米土跑道大操场，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操场南边是跳高场地，旁边有一个大圆圈，是铅球场地；操场北边有一个沙坑，是跳远的场地，穿过跑道再往北是公共厕所，公共厕所西边有一条说道也不是道的小路向北通到一栋漂亮的房子，房子两头对称凸出来，中间凹进一部分是一个过道，类似一个会议室的样子，掩映在一片杨树林中。公共厕所往东、操场最北端是一个菜园子或果园子，后来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建成了篮球场。挨着100米主跑道边上也有几个篮球场，球场上有人在打篮球或踢足球，也有人在旁边围观，跑道上还有十几名运动员在跑步。紧靠东马路是一个体育健身的小场地，场地北边是一排平房，这排平房是教研区，体育教研室就在这排平房里。体育教研室这排平房过东马路对着的是另一排平房，就是学校领导办公区，领导办公区这排平房中间的那个穿堂门就对着中间的那条绿荫小路，领导办公区平房再过西马路，对面也有一排平房，也是教研区，这三排平房从东到西一字排开，校长办公室、学校各部门办公室和各课教研室集中这里。每排平房前边都有个花坛，种着各种各样的花，最多的就是“地雷花”。体育健身小场地里面有单杠、双杠等体育器械，场地旁边正对着100米主跑道的是操场主席台，主席台是一个用石头和砖砌成的高台和一面背墙，坐西朝东。

主席台一般是学校开大会比如表彰会、开学典礼、歌咏比赛和运动会的时候才能用着，我刚来的时候一直以为开这些会的时候应该去那个大礼堂，但后来进到礼堂里边一看，礼堂就是个花架子，外边看着还行，里边差点意思，是很高很大，也有主席台，但不开灯的话里边显得有点黑，甚至那里边还是个食堂，住校的学生在这儿打饭，时间长了有点油腻，看着让人不舒服。操场有时候也放电影，幕布就挂在主席台上。不过看电影大多时候是学校组织到县电影院包场，我们小学的时候也是那样，县里边的其它学校也基本一样。学校包场时，各班排队从学校到县电影院，县电影院有两个，一个是顺城巷的老电影院，也是县晋剧团，后来县里在县委大院和我们闫家巷中间的“五一”广场里新建了个电影院。到了电影院也不用检票，排队按顺序坐，各班就位后，先不急着放电影，而是和解放军一样班与班之间互相拉歌，你那边喊一个“几几班”来一个，他那边也回一个让你们班来一个，喊声不绝，歌声此起彼伏，比看电影还热闹。

到了学校，我们先去认了认教室。今年初中只招了两个班，初中82班和初中83班，史新生和闫宏斌分在82班，我们几个分在83班。由于来得早了点，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在操场边上的单杠和双杠玩了会后，就在校园里闲逛,一边用地雷花籽打闹着，一边观察着这个学校。看上去，学校的教室就是在学校东西两条马路的中间，南到领导办公区的那排平房，北到那个大礼堂。年级呢是初一、初二、初三、高一和高二，那时候高中还是两年制，没有高三年级。今年我升初一的时候，我二哥也从北街校的八年级升到一中的高一，我大哥从二中的高二毕业后参加高考考到了河南的一所中专。

到了快上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了教室，有一个个子比较高点的同学在招呼着，他叫解宏，是学校教职工子弟，老师指定他暂时当班长。解班长招呼我们赶大轮小排好队，依次进入教室坐好。初中82班和初中83班主要是南、北街校的小学生按分数你一个我一个轮次交叉分配组成的。82班的班主任是郭存喜，他教两个班语文，我们班的班主任是闫祖才，他教两个班数学。郭存喜老师是安祥寺村的人，不过我们土语叫惯了一顺嘴就叫成了南强寺，安祥寺村离一中也不远，那条柏油路过一中再往东下走就是那个村子，离村子不远好像有个县精神病院。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是南祥寺村的，一个叫郭育红，一个叫郭存悦，都是教职工子弟，郭从悦是郭存喜老师的亲弟弟。郭老师是高中毕业后留在学校教书，很年轻，也说明他很努力也很有学问，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们讲起了他自己学习的故事，一手拿本字典，一手翻看着红楼梦，楞是靠自己的努力看通了一本红楼梦，也掌握了大量的文学知识，在同届学生中出类拔萃，被学校聘请回来教书。闫祖才老师是我的本家，按家族辈份我们俩同辈，都是闫门祖字辈，但他的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再加上师道尊严，我可不敢攀大地叫他一声哥，我得和我的同学们一样，猫着腰恭恭敬敬地喊声闫老师。其实我和闫老师早就认识，主要是他家院子里有颗杏树长得不是地方，紧靠着人家房顶不说，还挨着北院墙，他家北院墙外有个大土台，土台下面是个斜坡，斜坡上长满青草，斜坡下边就是大桥沟。每当麦收季节，杏也熟了，我们这些个连猫狗都嫌的小孩，每天中午等闫老师他们午休的时候，爬上去打着人梯偷他们家的杏吃，搅得他急不得、恼不得也怒不得，所以他经常给我们告家长，无非是挨顿骂或挨顿打，却一样无济于事。后来成了闫老师的学生，有时候和同学们帮闫老师家里搬搬炭，和闫老师及家里人也熟了，闫老师爱人没少拿这事说笑我。闫老师爱人也是老师，姓倪,在县里边也是大家，家里出了不少有才有识之士。后来转到我们班的学生里有一个是她的亲戚，长得白白净净，脸蛋圆乎乎的，眼睛很大，我想不起来他具体叫什么名字了，我们一般就叫他“倪大眼”。他好像是住校。这些住校生也淘气，夏天中午热的时候，就到后边砖瓦厂的大水坑里游泳，水坑的水也不深，所以也没人在意，但有一天，也不知道这帮孩子们是怎么想的，中午吃完饭约着就到了一个水库，一个猛子扎下去，“大眼”同学就再也没有了声音。记得闫老师那天下午大发雷霆，站在讲台上一次次地用教鞭敲着讲桌，直到把教鞭都敲坏了。

开学第一天，闫老师站在讲台上点了点名，座位是进班时就安排好了的，按小轮大、男女混搭，点完名后，闫老师又拿了个不知是什么表格的东西，一个一个核对学生年龄。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最小的同学是霍保世，他当时坐在我后边，报年龄时还稍微有点羞涩，声音很小地说自己11岁，其他大部分同学是12岁或13岁的样子。除了点名以外，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开学第一天还干了什么或学了什么，可能是按座位分了下小组，指定了几个小组长，然后分组打扫了一下教室。教室都是坐北朝南，很宽敞高大，前后各有一个门，中间有几扇很大的窗户，无论太阳在什么地方，只要不是黑夜或下雨的天，永远都是阳光灿烂的。进入教室要上几级台阶，大概是三级或四级的样子，女同学一般都是很小心翼翼地走上去，生怕摔着或闪着，我们楞头小子则不然，从来都是连蹦带跳的，有时候还要比比谁蹦得高跳得远，从教室出来也是破马张飞的，有时候为了显摆自己，就学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那样，一个飞脚就从教室飞到地面，当然也不乏摔着磕着的时候，那时候磕着点碰着点也没人敢声张，只能自己忍着，要是不小心让家大人或老师知道了，轻则会挨顿骂，重则会挨顿揍，让你见天天地不好好学习，一天到晚不知道瞎趷煽啥呢？

三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日子也是一天一天地在过。说来好笑，“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这个词语，我还是刚入校在校领导办公区那排平房东山墙的黑板报上看到的，黑板报用五颜六色的粉笔书写，中间或边边角角还有一些用粉笔勾勒的图画。开篇文章的两个词语就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我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了就日月如了梭啦？光阴还像了箭啦？梭又是什么东西？说实在的当时也没钱买本字典，而且有字典的同学也不多，所以着实困惑了我好长时间，后来知道了大概原委，不禁自己对着家里墙上挂着的那面大衣镜赧然一笑。

一晃，初中也上了有一段时间了，两个班的同学也渐渐地熟悉了，毕竟过去大都是从南街校、北街校过来的学生，虽然小的时候大家碰见了不小心吵架时“南街猴北街猴”地互相指着骂着，但现在混插在两个班里，上课在一起，下课在一起，上学放学的路上也在一起，那就不再是“猴”们了。初一的时候，班里的学生还相对比较固定，到初二的时候，逐渐就从别的学校转进来一些学生，班里的同学也从刚开始的五十几人增加到六十几人。两个班里还分别有一些体育的特长生，比较有名的是82班的张占江和禹河，他们俩长得也比较成熟，感觉年龄也比我们大点，占江同学成天手里提溜着一双跑鞋在我们眼不前晃荡，他跑1500米能跑到三分几十秒左右，很快；禹河是短跑、跳远运动员，他家和我家是邻居，都是闫家巷的，他比我大点，小时候就很健壮，常常骑在他们大院门口的那堵破墙头上，撩拨比他小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很怕他，给他起了外号叫“禹不浪”, “不浪”是音译，有点像古汉语的反切音，不浪“棒”，大概也是棍子或棒子的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因为是方言，姑且就用它了。禹河跑得很快，跳得也挺远，他和张占江好像都是学校或县里的运动员，有时候还代表县里到外地比赛。禹河还是足球队的主力守门员，后来在比赛中被踢伤了，休了好长时间学。还有几个女同学也是运动员，有几个篮球打得很好，好像还参加过雁北地区的比赛。其实，我跑得也是很快的，但就是没有经历过专业的训练，有一次校运会上，跑800米，那是我第一次跑这么长的距离，没经验，开枪前有人跑得很快，我和其他同学就跟着，到大概700米的时候，我发现前边领跑的同学跑不动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从那里来的劲，提速就往前冲，不过当我冲出去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刚开始不起眼的同学也来了劲，我们俩就比着冲，结果他比我快了一个肩膀，这个同学就是王国春，他是82班的。当时有一句话说得好，“运动会是给运动员过生日”，的确是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在运动会不仅是取得好成绩的那么简单的，而且还能在所有男女同学面前显显风头，因为搞运动的同学一般学习不怎么样，平时很难有露脸的机会，只有在运动会上才能显出威风，同时还能得到物质奖励，我依稀记得当时的运动会奖励，破纪录是奖励一双白网秋鞋，平常第一名有获洗脸盆的，有获文具盒等等，我也曾经获得过一个文具盒，是那种当时比较新潮的塑料文具盒，很漂亮，但在我有一次爬在家里炕头上写作业时，没注意把它也放在那里，结果被热炕头熔炼后变了形。

虽然我们只有两个班，老师们也都一样，但我们什么都比，不仅比学习，也比体育等等。我们两班第一次比赛就是初一时的一场足球赛，说实在的，当时我们都不大会踢足球，也对规则不熟悉，体育课郭老师和白老师给我们讲了几次，也就了解个大概，刚开始，大家还是规规矩矩地按老师的要求排兵布阵，中场大圆圈双方各站5人，后边2 人，再后边3人，再再后边是守门员，比较典型的“5231”阵形，但踢起来就乱了，虽然都不会踢，踢得也不怎么样，但劲头十足，场面热闹，中间我们班在比赛中好像还赢得了一个点球，被守门员给挡了出来，后来白老师解释说我们还可以抢着球继续射门，但大家都不知道，以为打不进点球就不能再踢了，都扭头往回走了，比赛结果好像是打平了，最后82班点球胜了我们班。相比较踢足球，我还是更喜欢打篮球，一般放学后，只要不是刮风下雨也不太晚，我、赵丙正、何新礼等几个同学都要到南街校里的那个球场打会篮球，赵丙正家住在南头起往南的县医院，他们家是医院的，何新礼是一中团委书记何永高的二儿子，升初三的时候，他父亲让他留级了，他哥哥何新盛也留级到了82班，从留级后何新礼同学就不再和我们一起玩了，其实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太淘气也留了一级，留级后也不怎么和原来的同学一起玩了，不知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是自卑抑或是一种自我封闭？我们班还个同学叫李浩，他也是后转过来的，那时候个子比较高，身体素质比我们好，他跑400米特别快，有时候能跑进1分以里，我虽然个小，但爆发力强，在班里除了跑不过李浩外，别人都跑不过我，而且我跑起来就像摩托车一样横冲直撞，所以，霍保世给我起了外号叫“干摩托”。

四

外边转进来的同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丽萍，她是从大同转过来的，个子不高，皮肤也并不白晳，但长相非常精致，衣着打扮也很新潮亮丽，在我们大家都基本上还在穿棉布衣裳的时候，她的“的确良”裤子却是裤线笔挺，一看就是城市来的人，尤其是上课时还戴副眼镜，风度清新，丽姿洒脱，很吸收班上小男生的眼球，甚至有的同学并不近视，却非要从家里或大街上买副眼镜，戴着装酷，更有甚者由于瞎戴眼镜因此并不近视而近视了。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一张嘴就比我们洋气，刚来学校的时候就被学校广播站拉去做播音员了。她住在南街校校园里的家属院，那个家属院就几户教职工住，在南街校篮球场的边上，她住的好像是亲戚家，从上个年级留级到我们班的闫福明同学也住在那个院子，我不知道我们之所以到南街校去打篮球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在放学后能看见这个女孩，或者能让这个女孩看见，毕竟大家都是懵懂少年，虽然说有正茂的风华，却总还只是个情窦初开的雏燕，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经常会突然而然地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时不时地难以忘情也难以释怀。当然了，在她来到我们班级后，下午放学后跟着我们打篮球的同学也多了起来，有的同学不打篮球，也斜靠在篮球架子旁闲聊，好像等待着什么。

说到闫福明，这小子除了学习不怎的以外，其它都非常行，尤其是唱歌，只要收音机放新歌，他一准学得会也学得快，而且音准还不差。这小子有点才气，我有个日记本，本子里边有几张美人的插画，他都在后面写了一首诗，诗句还很对仗工整，当然那时候我们大家也都是刚接触韵律诗词，大家都格外有兴趣对那么两下，我隐约记得中学时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学完这篇课文后，大家纷纷拿起笔来写诗，不是和这个就是和那个，挺有意思的。福明同学交友比较广，校内校外都是朋友，成天穿着一条喇叭裤，甩着一头秀发，有点痞帅痞帅的。

除了王丽萍外，女同学中我最有印象的是张巧显和82班的温秀芳同学，这俩人学习贼拉的好，每次考试都是各班的前三名，年级也是前十名之内，这俩人都是南街校的，都住在南大道那一带，每天上学放学在一起，一个端装秀气，一个温婉尔雅，很有特点。尤其是温秀芳同学，娇小玲珑，远远看着有点病态，有时候下午下课后她抱着一摞收上来的作业本、迈着姗姗的步伐走向教研室，背后总会吸引一些小男生的目光。当然班上的女生很多，在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小男生眼中，也都很吸人眼球，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大多都还是挺封建的，虽然不懂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之类文言的词句，但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男同学不仅不和女同学玩，甚至男女同学之间就根本不说话。我忘记了是初几的时候，我有一个同桌是女生，叫梁翠芬，皮肤稍有点黑，但很透亮，人长得也很秀气，她还有个好朋友，叫马兴玲，马同学住在五一广场西南角的几排平房里，那里是县里头头脑脑们的住家，栗新兵好像也住在那几排平房。马同学和梁同学按现在人来说应该是闺蜜，平时形影不离，上下学时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马同学长得很白净，很漂亮，或者说是有点卡哇伊的样子，也许是从小就漂亮的缘故，我感觉她特别喜欢照镜子，无论是上早自习或者是上课，我都能发现她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拿着一个小镜子玩。话题扯远了点,还是说说我与梁同学的一个不经意的小故事，好像是一个冬天的晚自习，天已经大黑了，学校还停电了，但老师却没有让我们放学，大家都点着小蜡烛在学习，可能是点蜡烛的时候，她把她的英语书推到了靠我这边近的地方，放学的时候，黑灯瞎火的无意中我就把这本书收拾到了我的书包里，回家拿出书本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多了一本书，而且书看上去比我的新，还带有些许香味，一看就是女孩子们用的，我觉得很难为情，第二天上早习的时候我把她的那本英语书规规矩矩地放在昨天的地方，我们俩人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眼神的交流都没有。再比如，有一个女同学叫周艳平，小名就叫“艳儿”，她住在羊圈巷口头起，她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她们经常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得最多的“升级”，我们那时候叫“亮二”，我经常到“艳儿”家里去找我母亲，两人有时候能碰见面，最多的话就是我问她“我妈在你家吗？”她也就回答我一声“在”或“不在”，然后就谁也不再理谁了，而且也从来不在一起玩。这就是那时候我们男女生之间真实关系的写照，所以在人到中年后有女同学问我们，你们男生怎么不追我们女生呢？嗨，那时候，谁敢呢？或者说，那时候，谁懂呢？

南街校东边紧挨着一中，学校院墙外西边也是一个家属院，一中有的老师们住在这里，何兴礼、闫利、李栋平等我的好几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在这里，他们这些人上学懒得时候就从南街校和一中相邻的墙头跳过去，那里是一块菜地，穿过菜地就是教工食堂，过了教工食堂就是学校西边教工和学生宿舍区。那块菜地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在那里种过蓖麻，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为什么种蓖麻，大概齐是为支援祖国建设。蓖麻籽是同学们从家里或生产队里找来的，班里分组在这块菜地的边边角角种植，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要到那里去看看动静，经历了春种和夏长，终于收获了丰收，各小组把收集到的蓖麻籽集中后，还要过过秤，比比那组收得多，很热闹，也很有实践性，感觉随着蓖麻的成长我们也在快速地长大。

五

上学，放学，午休，上学，放学，一周一个礼拜天，一年一个寒假和一个暑假，这就是我们中学时代简而又简的人生轨迹。

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是课间操时间，全校同学在各班老师的带领下排队走到大操场，按年级顺序站好，有一名体育老师站在主席台上，随着他的指令，高音喇叭里传出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声和口令声，“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七节做到八二三四、五六七八结束，最后一节做到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结束，这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八八节拍”，过去我们在小学里是老师自己喊操，最多也就是“四八节拍”即一到七节做到“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结束，最后一节是“二八节拍”，有时候遇上个好心的老师，直接“二八节拍”就结束了。到现在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那时候的我们是那样不喜欢上操，有的同学甚至宁愿躲在教室里做值日或躲在厕所里不出来，也不愿意做课间操，为此有的同学还让体育老师逮着罚站，尤其是让那个个子不太高但篮球打得特别好的李儒老师逮着就更麻烦了，李老师好像是体育教研室的主任，长得有点黑，好像也不太会笑，很严厉，我们都有点怵他。当然了，在那样的旋律下，日复一复地做着“八八节拍”广播操好象的确是有点乏味，有时候还得顶着大日头站在操场上，想想就有点犯困。

上课听没听讲暂且不说，我们在学校最喜欢的就是课间10来分钟休息时间和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休息时间。

课间休息由于时间太短，我们除了上厕所外，一般不离开自己教室周围，除了彼此间闲着没事追逐打闹外，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玩一种叫“顶拐拐”的游戏。玩耍时，用手抬着一只脚是武器，单腿一拐一拐地蹦着用武器顶别人，谁先倒地或两腿着地算谁输，一般分两个组进行，那个组最后还有人一拐一拐地站着就算那个组赢了。“顶拐拐”比较有特点或比较厉害点是李建文，别看个子并不高，但有特点，他不像我们用两手抱着脚去顶，而是用一只手抓着裤脚，甩着另一只手臂从很远处卯足了劲冲过来，一下就能把人掀翻，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他一手抓裤脚一手甩着，不仅能保持平衡，而且感觉势大力沉，不像我们两手都去抱脚了，平衡性就差，越跑越没力，后来我们好多人都学他那样了，再后来，我们觉得这不公平，就不再允许这么干了。

下午两节课后的大课间休息时间长达1个小时，有时候我们去操场踢踢球、打打篮球，或者在双杠上跳来跳去你追我赶，也有时候几个人相跟着走出校门一边说笑或一边讲故事往东漫无地目的地走走，直到走到县精神病院附近再折回来。

大课间后是晚自习，这就是我们在学校一天的生活，既有上课时盼着下课的难耐，也有玩嗨了之后的放纵，无忧无虑，单调而又单纯。放学后，除了有时约着去打篮球要从南头起的十字街、或从大东巷斜穿到顺城巷回家外，我和李儒、黄复东他们几个基本上都是走一中后门。但有一次，我无意中听了栗新兵同学讲的故事，然后好长时间我都是从一中正门跟着栗新兵走，听他讲故事。他讲的书好像是《万山红遍》，说得是红军在井岗山革命斗争的故事。新兵同学记忆力很好，每天在家看完书后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讲给我们听，讲得既生动又惟妙惟肖，颇有说书的资质，是个怪才鬼才，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他能有个师傅领进门，或许就是个评书大师。说到评书，大概是1980年左右，电台每天中午播放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到点时那真能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每天中午一放学，同学们几乎都飞奔着回家，和家大人一起，抱着饭碗，或蹲，或坐，或站着，一边拨拉着碗里的饭，一边听刘先生绘声绘色讲岳家军的故事，绝对比上课听老师讲课专心用功。电台里讲的人是声情并茂、悦耳动听，跟着电台听的人也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本来中午应该是午睡一会儿，下午好接着上课，结果是听兴奋了，精神头越来越有劲，没了睡意，三五相互吆喝着，一边走路，一边比划，就去了学校。下午上课可就干了，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有的同学把课本打开把头埋进去，掩耳盗铃似得挡着自己就睡着了，哈喇子流了一桌子，有时候把书本都洇湿了，所以每天都有几个同学让老师喊起来站在教室后边去心亮心亮。

说是心亮心亮，其实就是罚站，罚站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上课睡觉的，有不听讲偷看小说的，有交头接耳说悄悄话的，更多的是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我们那时候不兴请家长，犯错误都是老师直接处罚，轻的罚罚站，重的用教鞭打或直接打耳光，这在过去好像是习以为常或司空见惯的，谁家孩子犯错不让老师打，好像家长很没有面子似的，家长还要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老师，让老师狠狠管教，所以那时代真是真正的师道尊严，践行的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棍棒之下出孝子”的真理，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最孝顺的人还是我们那个时代或那个时代往前的人。

六

上初一了，说是中学生，实际上还是小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是红小兵，小学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红小兵要改成少先队员，但还没来得及改，我们就毕业了，所以，我是在上初中时改得少先队员，但脖子上戴得还是鲜艳的红领巾。大约是在初二的时候，我入了团，应该是第一批入团的，班里和我一块入团的好像有四、五个同学，有解宏、张巧显等人，其他人我想不起来了。

学生嘛，归根结底还是要讲学习文化课，说其它的都是旁门左道，上不得台面不说，还影响学习，学习不好家长没面子，老师没成就，里里外外受罪的还是你自己。

其实，文化课学习确实是需要开窍的，如果没开窍或开不了窍，那学习文化课的过程就是一个受罪的过程，好多同学经常说我也用功了也费了好大的劲，但就是记不住学不好，自己也着急，但急也没有用。人一旦开了窍，学习不过就是一个游戏，也是一种运动，既有趣又能促进生长。我在小学的时候是个很淘气的孩子，那时候也不兴学习，不想学习即使我父亲是个老师也是无济于事，后来是1977年恢复高考了，文化课学习渐渐有人重视了，也还是我有一次考得太惨了，给当老师的父亲丢脸了，父亲一气之下，就把我锁在家里不让出去玩，丢给我一本“算术一千题”的书，书是繁体字的，有题也有答案，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让我呆在家里抄书，每天他检查，很枯燥也很无味，又都是繁体字，好多不认识，就靠蒙，或者记下来晚上父亲回来问他，枯燥无味地过了二十多天，我慢慢地抄书抄了进去，也认识了好多繁体字，刚开始是真的连题带答案一块抄，后来，慢慢地把题抄完后，不看答案自己先做，做完再对比，而且觉得学习也是一种乐趣，尤其是解对一道题以后感觉很有收获感和成就感，跟做一场运动没什么区别，尤其是解完题后伸伸懒腰，踢踢腿，身心倍感轻松，就这样学习有了兴趣，也就是慢慢地开了窍，然后触类旁通之余也就慢慢地收起了玩玩闹闹的心。

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当时国家在特别困难的时候，调集纸张重新印刷出版一套书，叫《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数理化专业中等教育自学丛书，196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首次印刷出版，共计17册：《代数》四册、《物理》四册、《化学》四册、《平面几何》两册、《立体几何》一册、《平面解析几何》一册、《三角》一册。书不贵，每本书也就几毛钱，全加起来也就十几块，但当时人们并不富裕，农民家庭就不说了，即使是职工一个月也就十几、二十块的工资，这套书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收入，而且由于纸张紧张，这套丛书出版发行的也不多，县里边的新华书店总共也没进来多少套，所以人们往往是几户人家合起来买一套，同时还得在新华书店有人才能买到。这套书涵盖了初高中阶段数学、物理、化学的绝大多数知识点，非常适于青少年自学，当时很多年轻人正是在这套丛书的引领下走进科学殿堂的大门。我们家里由于我大哥在1979年要参加高考，所以父母省吃俭用了一段时间后攒了一点钱，又找了我奶兄弟王雁斌在县里新华书店工作的姑姑还有其他有门路的熟人，买到了几本，其它的我记不住了，只记得一本《代数》，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毕业后的暑假，我已然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开了点窍，也对新的知识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渴望，每天坐在家里拿着那本《代数》书像模像样地去自学，不懂的就问一下大哥二哥，正是这本《代数》在我没上初中的时候就带我走进中学的知识殿堂。

初一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主要的课就是数学、语文和英语。数学是闫祖才老师，语文是郭存喜老师，两人分别是两个班的班主任，但又教两个班的数学语文，可以说是有竞争有合作的关系，因为两个班从体育、卫生、学习等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比赛，所以说作为班主任有没有偏心的时候很难说，有时候我们同学之间也难免议论一番，也所以，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犯了一回傻。我记得有一次郭老师布置了一个作文题，题目大概是“我想对老师说句话” ，我把我们同学课余私底下的乱嚼舌头的一些东西变成了文字，而且还进行了演绎，比如说我没干过但却写到自己和同学偷偷爬在82班的门外边偷听郭老师给他们讲课，想看看老师讲课内容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像大家传说的那样，给他们班补课补得多，现在想来实在是有点荒唐，82班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也在上课，那来的时间去别人班偷听？而且老师讲得是一本书，备得是一样的课，学习考核得也是两个班的语文成绩，虽然两个班有竞争 ，那只是在总体方方面面的竞争，是为了促进进步的竞争，不存在恶意的性质，所以在教学上老师是不可能藏私的，也所以我的作文的确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意思了，郭老师最后用陆游的诗句给了我一个评语，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搞得我当时很有点小郁闷，现在想来的确是我自己庸人自扰。说到补课，主要是语文补得多，当年郭老师利用节假日的时间给我们补语文的语法知识，而且也不收费，说起来当年的老师的确是非常地敬业，也非常地认真，可以说，正是有这样一些不断要求上进的老师才带出来我们这些可堪称为才的人。当然了，我在写作文方面还是有点小自豪的，我写的作文也经常被郭老师拿到语文课上点评，我记忆中我写得最有感觉的一篇作文，题目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大家在写这篇作文时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喜欢的书褒奖了又褒奖，把自己的喜欢最夸张地溢于言表，而我则是另辟蹊径，当时在新华书店里也确实有一本我想买的书，这是本数学辅导书，书名叫《三角》，而且我为了得到这本书也是付出了代价的，我每周末和我三表哥梁成等人到地里去割草，然后用平车拉回家晒干了，卖给县里的药材公司，直到攒够了钱，把书买到手。我在作文中把这段经历写了一下，用我付出的辛苦表达了我对这本书的喜爱，郭老师也很赞赏，给了很高的评语。总之，在郭老师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或者作文水平日渐精进，我忘记了是初几的时候，学校举办作文比赛，参加比赛的同学是现场作文，我还得了一等奖，得到的奖励是一本《成语小词典》。

英语对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是很神秘的，之前县里中学像我大哥他们也学外语，但学得都是俄语，没有人学英语，也没有英语老师。初一时教我们英语的是胡凤英老师，胡老师我比较熟悉，我印象里她是教音乐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县教育局在我念的北街校成立了一个艺校，这些艺校学生大多比我大个二、三岁， 经过老师们的教导，后来他们也能在县里电影院的舞台上演很多样本戏，为京剧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胡老师那时就在这艺校里教音乐，所以我上小学时就认识她，她好像也教过我们音乐。胡老师不是专业的英语老师，后来据她自己说，当年县里没有英语老师，又要急着开英语课，所以临时应急，县教育局和一中让她参加了一段时间的英语培训，回来就给我们带英语课，确实很难为她，但她很用功，也很用心，大家发音不准，她一边教我们学音标，一边也教我们暂时用汉字标音，英语音标和汉语拼音有点像，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刚开始始终摸不着门道，直到第二个学期或上初二的时候才不再用汉字标音，可见当时学习之艰苦和艰难，记得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位老兄写过一篇文章，好像还发表在《中学生》或其它什么杂志上了，这们老兄姓王，他父亲好像也是一中的一个副校长之类的领导干部，后来这位老兄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县城里也是轰动一时，他在那篇文章里就写到刚接触英语时，感觉英语字母就像豆芽菜一样，歪歪扭扭，着实令人头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路坚定地走下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上初二以后才逐渐有了物理课和化学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教我们物理的是郭秉忠老师、教我们化学的是周甫清老师，他们两个都是1977年刚开始高考时考上的，两人都是大专，一毕业就分配到一中给我们带课，物理和化学也是主课，说明当时县里和学校有多重视他们，也说明当时学校有多缺老师。郭秉忠老师长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疾不徐，他教物理的时候我是物理课代表，经常和老师接触，当然也经常去干活，干得最多的活就是用油印机印试卷，一般是郭老师出了试卷后，然后刻成腊板，我和一名同学把刻成腊纸的试卷放在油印机上，加上印油，来回推动滚筒，推一个来回就是一张卷子，两个班每次都得推上百张卷子，如果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比起老师既费尽心思出卷子又亲手刻成腊板来说，那了点累也算不了什么。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上班以后，也在基层单位实习的时候刻过腊板印过材料，我知道刻腊板的那个难受劲儿，既要用力也不能过于用力，轻了刻不上印不出来，重了把纸刻透了在印的时候就会漏油，污损卷面，等于这张腊纸就刻废了，所以我更加理解了老师们的辛苦，因为当时各科大部分的试卷都是用油印机印的。

相比较郭老师的清瘦而言，教化学的周甫清老师就显得高大威猛了许多。周老师身高得有1米8左右，也比较胖，脸方且白里透红，看着很男子汉气概，但说话声音比较细且比较委婉,虽然看上去高大威猛，但实际上是典型的男生女相，一眼看去，天生就是福相。化学课还是比较有趣味的，一个是周老师讲课也好讲话也罢比较风趣，二一个是化学实验比较吸引人，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上化学课的，上化学实验课好像就是在大操场往北去且掩映在一片树林中的那栋建筑中。虽然我比较喜欢化学，但几十年过去了，除了氢二氧是水或者在空气中点燃镁条产生耀眼白光等还有点印象外，其它的都忘得差不多了。说来好笑，记得氢二氧是水和我一个叫秦永新的同学还稍有点关系，他父亲是秦占业老师，既是一名好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中的领导，后来我上高中时秦老师好像是一中的校长，秦永新在家行二，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叫他秦二，或者秦老二，发音和氢二氧有点接近，有时候我们也拿氢二氧打趣他。

七

三年的初中生涯，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能值得炫耀的事，更没有发生过什么离奇的事，感觉上是平平淡淡的。起床、跑步、背书、吃早饭、到学校、上课、玩、看闲书……，大概每天都是这样的。你说男同学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或者女同学有没有喜欢的男同学，我想那肯定是有的，但也只是懵懵懂懂的，等到转过了一个身，想要再想得或者看得清楚了一点的时候，已经就是一辈子。说到这里，话题好像有点沉重，还是聊聊看闲书的事吧。闲书其实就是课外书，是老师们或者家长常觉得我们有课本不好好学，非得去看那些考试不考的没用的书，所以就把课外书冠以闲书，大概我很多的小说都是在初中三年里看过了的，而且好多书都是从当街的县文化馆门口那个图书馆借出来的，图书馆的押金是10块钱，借阅收不收其它费用我记不清了。

其实，我看课外小说还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那个人是个小学教员，教语文的，比较文气，平时也喜欢好文道古，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学校订了几份杂志，记得最早订得是纯文学杂志《萌芽》和《汾水》，后来又给我订了本《少年文艺》。我比较喜欢《汾水》，杂志的封面设计很清秀淡雅，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派小说很接地气，也很吸引人，受它的影响，我曾经幻想过将来要当个山药派的作家，后来《汾水》改叫了《山西文学》，也许是我学业比较重的缘故，关注的就少了点。那时候，我每年都把所订阅的杂志用线绳仔细地钉起来，方便收藏阅读，后来我上学工作以后，就用箱子收起来，我想着是等我方便的时候把它们拉到北京收藏起来，时不时可以怀怀旧，但没成想大概是1994年或1995年的时候老家下了场大雨，雨连着下了好几天，由于老家人们的房子大都是用土坯盖的，所以好多家的房子都漏了雨，甚至被雨水渗塌了，当年我父亲把那些装箱的杂志放在耳房里，耳房也进了水，书全洇湿了，揉成了一团废纸，只好当破烂给卖了，想起来挺遗憾的。

说起来，我看的好多小说，大多是借来阅读的，这也应了某位古人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说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叫《飞龙全传》，我忘记了是借谁的了，就只有一天时间，那一天时间，我是吃饭看，走路看、上课偷偷看，下课坐着不动看，晚上熬夜看，终于一天时间看完了。当然也有我借给别人看的书。记不清是1979年还是1980年的时候，我父亲所在北街校组织老师们到北京旅游，他从北京回来以后买了些什么吃的穿的东西，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带回来一套叫《封神演义》的书，他说是在王府井书店买的。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也借给我的同学看过，后来有一次好像是我们班组织到南大道县医院旁边的一块地里拾茬子，我把书放在一个框子旁边，等我捡茬子回来的时候，这本书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哪位同学或过路的人给顺走了，或者是在抖茬子上的土时不注意被埋在了土里，那本好像是《封神演义》的下册，搞得我好长时间挺郁闷的，也不敢让我父亲知道，好在他们也都看过几遍了，再加上家里还有一本上册，所以大家都没在意。

总之，初中三年的生活是平淡的，课也上了，习也学了，有过欢笑，也有过烦恼，同学之间打过架，也拌过嘴，也没觉得上学时有多紧张，考试时有多难，现在想来一切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但一切又那么稀里糊涂地随风飘散了。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选择上了师范之类的中专，但大多数同学选择继续读高中，我属于大多数之一，好像也没费什么劲，一切也都是顺里成章，就那么考了，也考上了，接着在一中念高中。

八

我是1982年升得高中，当时好像也没听说是叫中考，就是个升学考试。当时国家有政策，初中生可以通过初中考高中的升学考试选择上中专，以前好像也有这方面的政策，但招得特别少，得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才能考得上。我记得我在北街校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教七年级，他那个班里有个女同学就直接考上了中专，那个女同学姓苏，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她有个妹妹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和我同过班，她的父亲在北街校当领导，好像叫苏亮。今年不知怎么招得比往年多了很多，我记得在公布考试成绩的时候，在五一广场县委党校的外墙上还放了一张榜，公布了当时初中考上雁北师范等中专的学生名单和考试成绩，我没有数过，但感觉榜单上得有大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这在以前好像是没有过的，所以县里大人小孩好多人都去看，很是热闹。不过在那个榜单上我能记住并且认识的同学只有温秀芳，她好像是上了雁北师范，而我们两个班的初中同学，大多数人是考上了一中，当时县里的三中刚建好也开始招生，所以也有小部分人上了三中，我们上学以后才知道一中的高中从1982年开始作为试点改为三年制，而三中的高中仍然延用二年制。

开学的时候，学校通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需要分文理班，由于我大哥二哥都是学的理科，而我的文理科成绩相对均衡，父亲就让我学了文科。我们这一届高中一中地一共招了六个班，高80、高81、高82、高83四个班是理科班，高84、高85是文科班，我被分到高84班。综合看下来，高中六个班的学习尖子基本上还都是我们初中82班和83班两个班的同学，这说明县里当时在一中搞的初中实验班是成功的。

高中的生活其实和初中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初中就在一中上学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新鲜感，就像是换了个教室那样平常。但对于很多从乡镇中学考上来的同学而言，一中还是很新鲜的，他们大部分人住校，也有人选择住在县城亲戚家，和我们一样每天跑校上学。所以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新鲜的事，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生还是一样不说话不在一块玩，当然大家毕竟不再是初中的小豆包了，也有男女生偶尔会被人发现或传出谈了个恋爱，大家酸溜溜地冷嘲热讽中脸上不乏羡慕之色，这给我们单调的高中生活也增加了一点趣味。

九

高中三年，我依稀记得我们84班一共经历了三个班主任老师，高一和高二是吴旺元老师和李维华老师当班主任，高三是黄万年老师，这三个老师各有特点。

我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似乎李维华老师是我高一的班主任，或者是他只当了一个学期的班主任。李老师是从二中调过来的，他以前在二中时教过我大哥，而且他好像也在闫家巷住过，跟我父母亲非常熟悉。据说他是六十年代老山西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我不知道，但他教我们政治。李老师戴幅眼镜，个子挺高，皮肤并不白皙，看上去文质彬彬，但出语则妙趣横生。我已经记不清楚他在上政治课时讲过些什么，但始终只记得他在我们班会上损我们部分同学的话语，他站在讲台上，轻轻往上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用教鞭指着那些个坐着的站着的调皮捣蛋的同学，慢条斯理地开口言道，“我把你们好有一比，比从何来，臭粪牛牛是也”（注：我们方言里一般把小虫子叫作小牛牛），然后我们哄堂大笑起来。从那以后，这句话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再往后长大了一些，听了李谷一唱的《刘海砍椎》这首歌时，我不禁莞尔一笑。

吴旺元老师在学校西边教工宿舍区有一间宿舍，他住在学校里。吴老师教我们语文，而且是用普通话，在一中只有从北京插队到我们县后来调到一中教英语的孔祥琴老师讲普通话外，也只有他讲普通话。他提倡用普通话教学，也要求我们努力讲普通话，说实在，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当然我们也很不容易，南腔北调的，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好像在高二的时候，我的初中同学王丽萍又从大同转到我们班，倒是可以响应吴老师，所以，上语文课让我们站起来轮流朗读课文的时候，也只有王丽萍同学可以用普通话朗读，我们大多都是用家乡话。吴老师比较年轻，工作很有魄力，也有很多超前而又特别的想法，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五月，那时叫红五月，一般学校要组织歌咏比赛，我们一开始选了一首歌，我记不清是什么歌了，不过合唱的也不怎么样，快比赛前几天，吴老师看我们唱那首歌唱得也不行，就临时改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同时吴老师亲自起草了一段朗诵词，我们又重新练了几天，可以想象能有什么好结果，主要是歌确实挺好听，也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音乐，但奈何我们五音不全，音准不稳，咬字不清，更有的同学连歌词也没记住，就在那瞎唱，有的同学把歌词抄好了贴在前排同学的后背上，由于队伍站得一排比一排高，唱歌时还得低头去看歌词，所以唱得一塌糊涂，倒是唱歌前的词朗诵给我们班提了点气，增加了点荣誉。

黄万年老师是一中的老教员，长得很高大，留着大背头，无论走路还是背着手站立都显得很挺拔，怎么看都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他是教历史的，在县里边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尤其是恢复高考以来，为县里培养了很多大中专学生。教历史的老师有历史积累，所以中学的那些历史课本他早已烂熟于心中。在我的印象里，黄老师讲课从来不备课不带讲义，也很少在黑板上板书，一节课他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而且中气十足，兴之所致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字，再画个圈圈起来，点几个点点。他讲课喜欢循循诱导、提纲挈领，所以把历史讲得引人入胜，犹听故事，让人不经意间就记住了重点，学会了知识。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们高考考完最后一门英语后，我们班的同学大多都回到了班级，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后一课，也是黄老师为我们上的最后一课，黄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人”字，然后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走上新的人生道路，要永远记住这一撇一捺，要学会做人，做个正直的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是我中学的最后一课，也是我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的第一课，是黄老师教的。

十

高一的时候，由于我们是文科班，所以诸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类的课在高一时就学习并要结课，等高二的时候，好让同学们集中精力学习并复习文科的课程，备战高考。

教我们生物的老师姓樊，是县城“北头起”往北北王庄的人，北王庄村大多数人都姓樊，可以说是亲戚套亲戚。樊老师据说也是六十年代山西大学毕业的学生，好像学的就是生物。樊老师教我们文科班，知道我们也学不进去，所以就用了很多有趣的方法。第一节课樊老师就带着我们班的同学到校园里去看植物，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草，这草有什么用那草有什么用，讲了很多，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大家高高兴兴地跟着樊老师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也就是一中校园很大，也真得有很多的树木和小草，要是在北街校那个小校园，那根本就不够看。不过很对不起樊老师的是，我至今能记住的草就是“狗尾巴草”，我小时候家里大人们都是叫它“毛鱼鱼儿”。樊老师还有一项能耐，就是他家的几个孩子都是他自己亲自接生的，这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他非常自豪也非常自信，说明他的生物学乃至医学学得还是很不错的。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叫叶勇，上学的时候不仅人长得很瘦小，很秀气，而且还长了一张娃娃脸，脸上的胶原蛋白也很多，看上去就是一个小娃娃似的，很可爱，有一次不知道讲到什么，樊老师就指着叶勇说，这个小孩一看就没有白带，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白带是什么，但大家都知道可能樊老师是在说叶勇小，于是也是哄堂大笑起来。等我上了大学，知道了白带是什么的时候，不禁一阵无语，估计当时樊老师是把叶勇同学看成小姑娘了，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话题打趣叶勇。

化学我实在记不得了，也许高中就没学过，物理倒是还能记得一点。物理老师应该是个新来的年青老师，中等身材，脸略方，嘴略有点扁，我已然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我也记不得高中物理都学了些什么，我只记得老师很年青，而且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没见过他，应该是新调来的。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似乎也是很无奈，我们也学不进去，所以老师经常撇着嘴，走路也是背着手一摇一晃，一幅鄙视我们的神态。在课堂上他一般是自顾自地去有板有眼地讲，只要我们不大声嚷嚷，他一般不干涉，所以上物理课时，有做其它科作业的，有拿着庞中华字帖练字的，有看小说的，有睡觉的，也有互相之间小声讲着什么的，讲台上的老师和讲台下的学生各自忙着，互不干扰。不过，物理考试还是要的，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很多同学都靠抄书，偷偷摸摸的，一边看老师，一边翻书，老师既不着急也非常有趣，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是在走过那些想翻书的同学身边时，经常会猛然转头，吓得同学一激灵，有时候书会掉一地，很好玩，当然更好玩的是好多同学由于从来不听讲不看书连抄书都找不着答案。不过有趣归有趣，好玩归好玩，大家好像在毕业的时候没有物理不及格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物理老师对我们的宽宏和恩悯。

英语到了我们这届也算是主课了，以前高考英语有时候是按50分计算，有时候是按70分计算，和理科的生物一样不算主课，大约到1983年的时候高考英语才按100分计算成绩。在我的印象里，我们高中英语应该是有两个带课老师。一个樊老师，一个是李晋清老师。樊老师身材不高，胖胖的，有人说他在解放前是日本翻译官，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现在也是刚解放回到县城没多久。由于是老教师，樊老师讲话很风趣，治学也很严谨，他英语发音很标准，经常纠正我们的发音，他说他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音。但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伦敦音或这音那音，我家里也没有收录机，只是在上课时听听老师的录音机放磁带或跟着樊老师念念课文，平日里大多数都是自己鼓励自己去阅读朗诵。那时候，也是除了学习也没有其它事情可干，我记得大概是从高二的时候，我养成了个习惯，早上大概5点多钟就起了床，天气好的时候，就用手卷着英语课本轻轻走出院门，沿着铁路线往北一路跑步锻炼，在太阳初升起的时候来到铁路西边的一片小树林，树木都不大，好像是才种了没几年，我就在那里一边来回走一边有声有色地朗读英语课文，时而看书朗读，时而背手默诵，时而用手指头在空中比划着书写单词；天气不好的时候，就踩在自家院子东边一片种着时令蔬菜的地埂上走来走去，拿着英语书念一遍背一遍，久而久之，英语课本被我不知不觉地全背了下来，曾经在高三的时候我的同桌李宁考过我，他说出一个单词，我能够准确地告诉他这个单词是英语课本第几册第几篇课文第几行第几个单词，这也许就应验了那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哲语。大约是高二那个特别热的夏天的一天中午，听人说樊老师从学校后门的家属院到教室准备上课，在走到那个食堂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上，突发脑溢血，不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永远怀念樊老师，怀念他的伦敦音。李晋清老师很年轻，他们家好像是花园巷的，或者以前也在闫家巷住过，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在北街校上过学，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上学的时候去过我们家，所以我对于他很熟悉或者说有股子亲近感，由于年轻，很富有朝气，上课时也很活泼，他很得同学们的喜欢。

数学是贺存仁老师教的，他还是高85班的班主任，或者他也曾经给理科班带过数学课，他有一个儿子也是我们这一届的，好像是在理科班，我记不清是在那个班了。数学是文科生的短板，大部分同学之所以选择文科就是因为数学不太好。贺老师教课还是很敬业的，但大多数同学由于基础的问题，学得有点费劲。即使是我，在学习函数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吃力，后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可能是和平时做题太少有很大缘故，在上初中时，我很喜欢理科，所以数学题、物理题经常除了做老师留的作业外，还要做很多课外的题，所以理解深，学得也精，但到了高中，一想到学文科数学简单，就有点松懈了，只是把老师的作业按时按量完成了，忽略了进一步的提升。于是我有一段时间，针对我在函数方面的短板，把数学课本拿起来，从象限、集合、定义域等基础开始靠自己重新学起，抄课本画图加深理解，又从李儒、史玉文等经常和我一起玩的理科同学那里搞了些题目做了做，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会乘我们班老师不注意偷偷到他们几个所在的高80班去自习，高80班的班主任是白生忠，他教过我二哥，也和我父亲很熟悉，而且高80班里我初中的同学也多，所以我到那里上自习课没感到有什么违和感。有时候我也到高80班旁边的高81班去串串，找王国春或者宗华章他们玩一会儿，高81班的班主任姓刘，是个很年轻的老师，我感觉他也没比我们大几岁，似乎和我大哥差不多大，王老师教数学。高81班有个同学叫赵黎明，他在县里是专业的运动健将，在跳高和跳远方面很有建树，我记不清是高几的时候，学校组织年级篮球比赛，我们六个班经过激烈角逐，最后是我们高84班和高81班决赛争夺冠亚军，高81班是赵黎明领军，王国春等人参加，我们班是王国权领军，我和杨志清等人参加，还有那些同学参加了我记不清了，但我还能记得在场边观战并时不时还指点我们几下的几个小女孩，她们是初中年级的，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队员 ，其中有个女孩是高志勇的妹妹，一个长得白白净净、且性格有点大大咧咧的可爱漂亮的小姑娘，我感觉她和她哥哥在性格上有点反差，高志勇文质彬彬的，喜欢唱歌，也喜欢写点诗歌，我记得他写得诗歌在县里的一份杂志上发表过，那份杂志名字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我父亲好像曾经担任过那份杂志的临时主编。在篮球比赛中，虽然我的个子不高，但弹跳比较好，在球场上有时候也能和黎明同学争争篮板，但终究还是吃了个子小的亏，大约30分钟后我就因5次犯规被罚了下来，最后还是高81班技高一筹，赢得了冠军。高82班和高83班我去得比较少，他们两个班其中有一个班的班主任是何香柱，我记不清是那个班了，何老师是何永红的父亲，我记忆中何老师也在北街校教过书，和我父亲很熟悉。高82班和高83班就在高80班和高81班的后边一排，虽然也就几步远的距离，但我还是懒得走过去，这大概就是青春时代的惰性吧，懒得时候迈个步都觉得累。话题又有点扯远了，也是要说的和想说的有很多，往往不知从何说起，不说吧觉得少了点什么，即使说完了、说过了之后，终久还是觉得意犹未尽。但是虽然东拉西扯了这么多，也没有影响了我数学成绩的巩固和提高，经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和理科班同学在一起一段时间的熏陶之后，我的数学成绩明显就稳定了许多。

地理老师叫王玉龙，他的哥哥曾经也当过一中校长，叫王玉玺，王校长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是我的同学。王玉龙老师耳朵有点聋，听不清别人说话，所以他给我们上课也是更加的精心敬业，也正是他的精心敬业教会了我很多很优秀的学习方法。地理学科横贯时空，地理图是地理的命脉，所以用图像、图画来学习地理，会使地理课更真实、具体、生动、形象。王老师克服自己的弱点，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图教学，每次上地理课，王老师都是做足了准备，用大幅纸张自己绘制了各种图像图表，色彩艳丽，贯穿时空，课讲起来很生动，非常吸人眼球，而且王老师上课提问也都是让学生上讲台写答案，然后他再来用眼睛评判对错，所以上地理课一般很少有人打瞌睡，大家都是神采奕奕的。而我从王老师的课堂上，不仅学到广泛的地理知识，更是学到了一种学习的方法，那就是画图。从那以后，我在学习历史地理时就画了很多图，贴在自己家的墙上，每天做完各科的作业后，我就站起来，一边伸伸懒腰休息休息，一边走到墙边或站在炕上，看着一幅幅地图，复习历史事件，默诵地理常识，遇到忘记了或者有点模糊的就去翻翻书，一两个小时一点也不觉得累，每天都感觉很有意思，也很有收获。

高中三年，任课老师为了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当然县里边和学校的领导也为我们付出很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县里的教育局长是兰乃臻老师，他原来是二中的老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过二中的校长，反正我大哥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兰老师好像是他们的班主任，1979年高考他带的那个班有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上清华的学生，那学生叫康卫泽。康卫泽、白志贵和我大哥是好朋友，高考完后，他们仨经常在一起，也经常到我们家里玩，所以从小康卫泽就是我的偶像。据一些住校的同学讲，兰局长经常很早就到学校，带着马汉贵老师一个屋一个屋地把他们喊起来，撵着他们去操场上去跑操，可见那时候上上下下的人们得有多敬业。马汉贵老师在我的印象里长得很特别，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背稍有点驼，白晳的脸上带着付眼镜，他的眼睛好像有点毛病，紧锁眉头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凶，所以学生们见他都害怕。我不知道马老师当时是一中的教导主任还是副校长，或者是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他管教学，他治学很严谨，管理很严格，对学生的要求那是一点都不带松懈的，学生们都很怕他，也很尊敬他。我虽然没有让马老师批评过，但在听了同学们的说教后，我一般看见马老师都躲得远远的。在兰乃臻局长的领导下，在马老师和各科任课老师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山阴一中乃至山阴县的高考升学率不仅在雁北地区能拔尖，而且在省里面也能排上行行。

十一

三年高中匆匆而过，没见识过灯红酒绿的繁花喧嚣，也没亲历过花前月下的浪漫蒂克，青春在学习和打发学习之余的无聊中慢慢度过，时而勃发的激情也在一阵想一阵思一阵念一阵不舍而又无奈中悄然消退。三年的时光里，我想了又想，也没有想起我和那个女生说过两句话，可能是何玉兰在坐在我前排的时候，回头找我对过一次数学答案，那也是一句话一闪而过，最多的或者是刘绪花每月收团费时诺诺地喊一下我名字然后说一句交团费，又然后第二天我把5毛钱放到她的桌子上，如此而已。要说有什么让我难以忘记的，那恐怕就要说到苏彩云的那篇文章了，记不大清楚是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她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是什么杂志我现在记不清了，总之文章写的那把火挺火的，读上去很自然流畅，以至于她文章中的那把火曾经又一次燃起了我的文学梦，不过还是由于我太懒或者根本就静不下心来想去写点什么，所以所谓的文学梦最终也只是个梦。当然，还有一件与课本学习无关但我觉得很意义的事情让我记忆犹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山西青年》杂志有一期登出了一套关于中国古典文化历史的知识竞赛题，好像得有100多道题，都是些中国历史文化边边角角的知识，一般很难答对，也很难找到答案或者找齐答案，一开始班里的同学都很积极地寻找答案，由于太难找，最后只剩下杨志清、马克和我三个人，我们仨穷尽一切手段，能找到的关于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的字典、词典都找遍了，杂志各自也都买了好几份，最后也都答了题，也寄给了杂志社，历经好几个月的折腾，虽然没有得什么奖，但我们仨还是觉得很有意义，最起码提高了我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就是这样漫不经心和无所畏惧地走过三年，没有生活压力的轻松和苦涩煎熬的青春以及时而变幻的梦想交织在一起，晃晃悠悠就晃到了高考时节。在高考即将到来的前一个多月，的确也是比较难熬的，该学的都学完了，该复习的也在按部就班地复习着，老师们相互之间讨论猜测高考题目，让同学们临阵再好好地磨磨枪，同学们大都也是忐忐忑忑，也有的同学甚至在赌老师猜的题是对的，拼了命地背诵这些题。

我在高考前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基本上就不怎么在家里复习英语和数学了，英语书一般放在学校里，只是在上课的时候跟着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的进度做各种各样的试卷进行复习；高三时政治老师好像是李老师，他是李栋平的父亲，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李老师的高考政治教学复习经验非常丰富，据说每年都能押对到一些题，李老师也给我们留了很多大题，让我们背诵，我虽然也背诵，但我总觉得这么有点不踏实，于是我在家里把政治课本拿起来前前后后看了两遍，看的时候也结合李老师的题目和各章节的重要原理，自己一边看书，一边演绎，努力让自己不局限在李老师出的题目框框里。那时候我已经不再看闲书和杂志了，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必须看点什么，要不就觉得吃饭不香，所以，我把语文课本拿起来，语文书里也节选了很多优秀小说的章节，我就一边吃饭一边看这些小说，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几乎都可以背诵出来了。也是阴差阳错，1985年高考，语文试卷里出现了很多课文内容，大部分同学只是背诵了老师整理的资料，对课文都很陌生，所以1985年全国高考语文及格率不是很高。政治也是，我记得那年高考政治在选择题里有倒扣分，也就是做对题给分，不做是不给分也不扣分，做了但做错了不仅不给分而且还倒扣分，尤其是多选题你选多了算错、选少了也算错，这就会出现负分数，对那些对课本不熟悉的同学影响很大。当然高考前的一个多月，我也是心神不宁的，于是到晚上学不进去的时候，就让母亲带着我去斜对门一个本家爷爷家里去看电视，看完电视再回去做题看书串串历史地理。那时候电视里正在上演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好像是山阴台播放的，于是我每天晚上去看一、两集，名义上是换换脑袋，实际上是我看上瘾了。

终于等到了高考的日子，那时候高考是每年7月进行，一般是在7月的7号、8号、9号三天。7月份正是黄土高原高温酷暑的季节，而且由于雨水少天气也很干燥，但即使整个夏季不下雨，但每年高考的这三天，县里边都会下几场电闪雷鸣的大雨，老人们说这是老天爷在替人间选拔人才，是鱼跃龙门的吉兆，雨下得越大，说明这拨学生娃娃们越优秀，我也不知道这些传说是真是假，不过7、8、9号这高考的三天里，县里也确实是破天荒地下了几场雨，缓解了庄稼地里的旱情。

我高考的考场是在县二中，离我家大概也就10来分钟的路程。二中不大，进校门就是几排教室和办公室，好像还有一排是家属院，能够看到有的房门上挂着门帘，有点烟火气。往南是个很大的沟或者坑，坡底下学校好像修理了一个花坛或者花园，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息或者活动，学校南墙外边就是县城的火车站，叫岱岳站。每天早上在家里吃了饭，我带上准备好的文具自己步行到二中，等待进考场的时候，我们都集中在那个坡底下的小花园里，一大群人唧唧喳喳在那里闲聊天，也有在那里临阵磨枪背书的。考完试各回各家，中午吃完饭还是那一套程式。在考场里，监考老师是本县一名老师，再加外县一名老师，互相监督，严防作弊，因为雁北十三个县各县都是呈现互相竞争的态势，所以考场上还是很严格和严肃的，一个考场也就三四十人，所有人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基本上是不可能作弊的。当然也不乏有个别胆子大敢冒不韪的同学，在9号上午考历史的时候，监考老师就逮住一个身上藏课本的同学，搜出好几本历史书，我不由觉有点好笑，他怎么能装了那么多书？怎么装的？而且就这点考试时间，那么多题，你翻书要翻到什么时候，如果你对书本熟悉还好说，要不熟悉估计你也找不着答案，何况如果对书本熟悉的话也不用现翻书了。

三天的考试既紧张又让人感觉有点囫囵吞枣，忙忙叨叨的总让人觉的意犹未尽，缺了点什么似的，心里空落落的。出了考场，有不少同学自己就感到没有考好，背靠着墙捂着双眼在哭，也有不在乎的，走出考场闪身就到了不远处的红圪蛋体育场去打篮球去了。对我来说，考完后总体感觉还是可以的，觉得考试题目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但在数学考试中还是出了点差错，留下一个小遗憾，至今难忘。数学考试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交了试卷，但还没走出教室，我就猛地愣怔了一下，有一道大题在做分析时忘写个等号，应该是当a大于等于某数时怎么怎么样，当a小于某数时怎么怎么样，我感觉自己一时兴奋好像在大于号下面少写了个等号，但已经是来不及了，这道题是9分，估计要被扣掉3分，我挠了挠头，回头又看了一下正在整理试卷的监考老师，依依不舍地出了教室。回到一中，上完黄老师的最后一课，我就回了家，没多久李儒来到我家里，晚上住在我家，我陪着他哭了一夜，他感觉自己这一次没有考好，上清华大学的希望破灭了。到分数下来的时候，理科班好几个平时学习拔尖的同学都考得都不怎么理想，反而是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些中等偏上的同学都考得不错，也就是说1985年那年山阴县里面除了没有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国内其它重点大学几乎都有人上，所以跟历年相比，高考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我们高84班考得更好，60来个学生大约有四十好几个都考上了学，后来第二年有一些补习的同学也考上了几个，何玉兰、王秀珍、徐洲全、卜明亮、杨泰、叶勇和我都考到了北京。

1985年那年9月的开学季，县里边我们这些考上学的同学们在各自家长和同学们的目送下，搭乘火车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

十二 后记

一日，与兴宇师兄、建永师兄、建平师兄、牛师兄和师弟金龙老弟在一次活动中碰到一起，大家喝茶闲聊之余，说起了在山阴一中上学时的一些趣事，不胜唏嘘，四十好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少年郎都已经渐变成了街头的老大爷，但言谈话语中能感觉到大家依然是少年心性，激情勃发。回家之后，想起霍保世曾经送给我一本《山阴一中校史》，翻到曾经的班级，猛然发现有一些同学的名字很陌生，有的已经想不起来模样了，不由感叹岁月真就像一把杀猪的刀，不仅划伤了我们的容颜，也在不断割裂我们的记忆。情之所钟，兴之所至，不由洋洋洒洒、啰哩啰嗦写成这么多文字，让大家见笑了。

文章写好以后，我自己申请了一个公众号，本意是想把自己这么些年来零零散散写的一些个日志整理一下，放到一起，以便日后查找。不成想文章发出后，受到了不少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的抬爱和赞赏，甚至过去的一些老师也在鼓励，让我感到很荣幸也很感激。在此向各位老师、同学致以崇高敬意！谢谢大家！

看到同学们的留言，我很感动也很伤感。第一，是看到一个留言说“现如今原来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了”很伤感，毕竟那里洒落过我们青春的汗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第二，是看到大家在留言中提到，教过我们的老师有的已经作古了，不胜伤感，在此，我再一次向教过我们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向已经辞世的老师们致以深切的哀悼。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关注和赞赏！也希望师兄弟姐妹们拿起笔来，把自己要说的和想说的写下来，大家互鉴互勉。

2025年10月31日文龙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