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走来一个老头儿,高高的个头,满头银发梳理得齐齐整整,脸上露着和善的微笑,两片镜片后闪着充满睿智的目光。我迎上去,想握住那只连纹络都熟悉的大手。奇怪的是,他竟从我面前闪身而过,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很尴尬,急得冲他大声嚷着:“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您为何不理我?”任凭我怎么喊叫,他就是不回头。我委屈极了,撒开两腿向前撵去。“哎哟!”我感觉浑身一阵疼。睁开两眼,见眼前一团漆黑。打开灯,揉揉惺忪的眼睛,方知是连人带被子从床上滚到了地下。一场梦,一场令我心碎的梦。
1980年后,为了梦想将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我正没黑没白地折磨自己,硬啃读《红楼梦》和《西游记》,生吞些许唐诗宋词,然后就胡编乱写,塞进信封,给他八分钱,让它坐着火车去旅游。游来游去,都褶褶巴巴地游回到抽屉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尊敬的老领导张兆礼告诉我:“咱厂有位老学究,你若得到他的指点,准能装进一肚子学问。这个老头儿有点怪,不太好接近,你要有心,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高兴极了。在一个傍晚,我小心翼翼地叩响了那个普普通通的家门。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头能顶到门框,高鼻梁、长瓜脸、面善心慈的白发老者。“您是刘老师吗?”我一看这个老人的气魄,真像个学识渊深的样子,心里顿生敬畏之情。站在他面前,我两手搓着衣角,有点不知所措。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请您收我为学生!”我向他投去渴求的目光。
“不敢不敢,进来坐吧!”我走进屋,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床,两个深紫色的书箱,一张涂着清油的本色方桌和几个与方桌同色的方凳。墙上挂着一幅松鹤图,还有一张主人的素描肖像,逼真传神,那是他自己画的。这是个清苦的学者之家。“你怎么知道的我?”老师边问,边给我倒水。
“刘老师,不满您说,一位朋友说要给我介绍一位老学究。我想,求师何必绕圈子呢。我就冒昧地来了!”
“你说我是什么——老学究?你知道学究二字的意思吗?是专指迂腐的读书人哟!”老人面露不悦。
噢,怪不得老师听到“学究”二字那么反感,甚至面露愠情呢。刘老师见我很尴尬,转愠为笑说:“不知者不为过,我不责怪你。以后,写文章或说话时,遣词造句一定要贴切,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从此,一个满腹经纶的师长形象,牢牢地在我心里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老人家叫刘作舟,取学海无涯苦作舟之意。他教了一辈子书。教过的学生中,当了科长、处长、局长的、能编成一个连。而他呢,除了岁月的皱纹悄悄爬满面额外,仅收获了一头如银的白发。不信你就数数看,他头上的白发有多少根,一生的艰辛就有多少份。噢,你说他头上的银发数不清,那么,他一生的辛苦就数不清。
我是个锅炉工,平时倒班,时间比较宽裕。自从和刘作舟老师相识,我就常常踏入他的家门。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之间产生莫逆的友情。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成了他桌上执著论诗的伙伴。
刘作舟老师,是黑龙江省浩良河化肥厂职工学校的语文教师。他是日伪时期的国高毕业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古今中外无所不知,能讲一口流利的东京语,还深晓针灸和中医学问。渐渐地,我开始不愿离开他了,因为他每分每秒都能给我知识。他每天晚六点半,准时走入我的小板房,坐在我那张破桌子前,给我讲语法,讲修辞、讲古文、讲现代和当代的名人名篇,而我呢,就像个面黄肌瘦的人突然得到营养,知识一天天地填补着脑子里的空白。
我的老师脾气倔。在他讲课时,不管出了天大的事,只要他没允许,我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一次,一个朋友来家,我不得不和朋友交谈几句。朋友走后,老师愤然拍桌而起,真有点怒发冲冠的样子:“我问你,当初我咋给你定的规矩?嗯?来客人,由小陈应酬一下就行了吗!四十多年来,我是第一次主动到学生家来讲课呀,为的是什么?就是不想让学问跟我一起进棺材!为的就是让你出息个人才,你懂吗?”老师忿忿地指着我的鼻子尖,两眼被心火烧得通红。他抓起桌子上的书就要走。
我死死抱住他的腰说:“老师您原谅我!我不是故意不注意听您讲!”我双腿一软,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下。妻子也拽着老师的胳膊说:“刘老师,您别生气,快坐下歇歇!我给您做盘您最爱吃的炝芹菜,还有糖醋鸡蛋。对了,还有您最爱喝的玉米酒呢。”
老师的气消了许多。他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不是老师过份刻薄,你要学出个样子来,就得舍弃常人享受的乐趣。”他说着,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擦掉我眼角的泪珠。
我把老师扶坐在床上,让他轻轻靠在行李上说:“老师,请您放心,我决不辜负您的希望!”妻子把菜端到桌上。
老师坐起来,往桌上看了一眼,又不太高兴地说:“怎么多了两盘菜?我不是说过吗?不许超过两盘菜。咱们是平民百姓,用不着摆谱儿。以后再不许这样!”
妻子忙说:“好,以后一定按您说的办!”她见老师吃饱了,就端上来茶水说,“刘老师,喝点热茶吧。这是延斌从芜湖带回来的,挺香。天还早,喝会儿茶再让他送您回去。”
“回去?今天的课没上完,接着讲!”老师压了口茶,放下茶杯,站起身,拿着书端坐在椅子上。
我看了看表,已是晚八点多。按平时六点半讲到九点的课程量,今天起码要讲到十一点多。我心里既感激又难受,想劝服老师回去休息说:“老师,今天就不要讲了,太晚了,明天再讲吧?”
“嗯?明天有明天的课,今天的事,必须在今天做完!”老师的口气硬到不容我再说什么。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老师对面。竖起两耳,睁大两眼,专心致志地听讲。
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初秋之夜。我送走了老师之后,躺在床上,心里暗暗发誓:非要学出个样子来报答老师不可!
我的老师最能宽容人。1984年初春,正当他走到十字路口时,一个愣头青骑着自行车把他撞倒了。那个家伙也没把老师扶起来,一溜烟似地跑没影了。老师艰难地爬起来,一阵阵巨痛直往心里钻。他的手腕子被摔坏了。当大伙儿责骂那个不道德的家伙时,老师还劝阻说:“他也是无意的......”
刘老师患高血压病。1985年春天,他住进厂职工医院。一天下夜班后,我特意去佳木斯,买了个八斤重的西瓜。送到医院时,已是晚八点。我轻轻推开门,默默地坐在他的床前。“你还拿来个大西瓜?哪儿买的?”老师看见我很高兴。
我说:“是专程到佳木斯买的。”
“真的吗?”老师认真地看着我问。
我轻轻地点点头。
“好!难得你对我老头子一片诚心呀!来,现在就打开,我当着你的面吃。”我切开西瓜,拿了一片递到老师的手里。它咬了一口,慢慢地咀嚼着,细品着西瓜的滋味。
老师约我晚上九点来医院。显然,他是有话要和我说。老师坐起来,轻轻地靠在墙上说:“你和老师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还不了解我的过去和今后的打算。这一切,我必须和你谈谈。你是我教的时间最短而又最受我器重的学生。我要退休了,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你又知道我退休后想要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只有摇头。老师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我们师生之间开始了深夜长叙。
又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长夜。老师向我讲述了他一生走过的坎坷路。讲到那个莫名其妙的冤案时,止不住的老泪从眼角滚动到脸颊。那是发生在“文革”前的一件事。当时,刘老师是依兰县一所中学的校长。因工作关系,和一位县领导相处得不错。为此,那位县长把公子领到他面前说:“刘校长,孩子就交给你了,希望你就像管教自己的孩子那样管束他。”刘老师曾为受到这位领导的信任而激动过一番,并真心实意地对他的公子施以严加管束。也正因为管束太严而得罪了这个领导,他握紧权力的利剑,决心伺机教训一下这个刘校长。
一件刘作舟贪污公款案奇迹般发生了。而所谓贪污案,是因刘老师把八十元公款借给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没留欠条。为此,刘老师莫名其妙地身背奇冤,戴着一付亮闪闪的“银镯”走入牢门。六个月后,那位领导又假惺惺地施以“仁德”,放刘老师出了牢门。但一张开除公职的红头文件却塞进他的手里。校长的身份没了,饭碗也被人家砸了,接着便是众叛亲离......
语文和文学基础课已经讲完了。老师建议我参加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文学系学习。他说:“我正好也要参加中医函授学习。咱们一起学,等毕了业,再一起著书立说。别看老了,我也不服老,咱们来个老少竞赛咋样?”正当他兴趣很高时,却把话题一转,“太遗憾了!现在,国家专门定了个教师节,正当全社会开始尊师重教时,我却要退休了。退休后,我要在西山洞买一间草房,背靠青山,习字作画,学中医理论,再怀揣十几根银针,谁要是有个腰酸腿疼的,我就给他扎一扎。当然,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你的文学作品!”
我当即下决心说“刘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能写出作品来。不然,就愧对于老师的一片苦心!”
198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去老师家,请他给我讲一篇古文。我离开他家时,已是深夜十点。冬夜里的小西北风真硬,刮到身上,直往骨缝里钻,吹得两颊麻酥酥的疼。我快步跑回家,急忙脱掉衣服,钻进热乎乎的被窝里。
正当我睡得香甜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妻子打着灯。我看了看“嗒嗒”响着的闹钟。时针指向十二点。“谁呀?”开门时我问了一声。
“延斌,是我!快开门!”啊?是老师的声音。
我开了门,惊异地问:“老师,家里出了什么事?”
老师慢慢地坐到椅子上说:“有个字讲错了。我今晚上要是不来,心里不踏实。打搅你们了。快把笔记拿出来,现在就纠正!”
啊?为了一个错字,老师竟然在严寒的午夜来纠正,说不上是感动还是什么情绪,我心里只感觉热得发烫。一股热泪刷地从腮边流下。我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双手禁不住地颤动着。
妻子以最快的速度,为老师冲了一杯麦乳精,她递到老师的手里说:“刘老师,这么冷的天,又这么晚了,您不会明天来吗?您这么大年纪,这样我们过意不去呀!”
老师和蔼地说;“孩子们,我就是这么个毛病,这个字错了,不来也睡不着哇!”他看着我说,“我是你的老师,给你讲错了,不来纠正能睡着觉吗?”
我被感动得不知所措说:“老师,您不但教给我知识,还教会我应该怎么做学问。将来,我一定要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您!”老师纠正完那个错字后要走。我送他出门。
老师挥了挥手说:“进去吧,天这么冷,别冻着。”我目送那个高大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夜幕中。躺在床上,我再无一点睡意。夜真静,外边的风声虽然很小,却搅动着我的心,掀起一股热流。
老师为了一个错字深夜登门,促使我下了一个横心:要想写作,必须精通字词。
我用了俩月的时间,把《新华字典》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把那些不认识的.不会用的字,一个个抄在稿纸上,注上拼音,页码,解释,整整抄了七十五页。这也是一次自我检验。我发现字典上的一万一千多字,我足有四千五百多字不认识或不会解不会用。我是个司炉工,在班上操作五个小时,其余三小时由副操干。三个小时的时间,我用一个小时看点业务书和打扫卫生,剩下的俩小时,要把五十个生字背得滚瓜烂熟。四个月后,生字背完了。我高兴地跑到老师家,自豪地向他汇报。在这之前,老师不知道我在背字典。我就是想突然送给老师一个喜悦。
老师听我说完,惊异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后,激动地一边走一边叨咕:“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几年来,我很少见老师如此激动,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立即拿出纸笔,左手按在写字台上,岔开双腿,弯下腰,颇像书法家写字的姿势,一连写出几十个疑难生字。我一一畅快地读出语音,说出字义和古今用法。
老师高兴地一拍写字台,又随手抓起写字台上的铅笔,边走动边摆弄着说:“你有这种精神,何事干不成?将来,你一定能写出东西来!”得到老师的鼓励,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我又一次下决心:每天上班前,抄二十条成语,利用休息的两个小时,背熟解透后,再用每条成语造出几个句子。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把五千五百多条成语全背了一遍。下这么大功夫背字典词典,使我以后获益极大。但没有老师那个为一字之错深夜登门的精神鼓励,我是下不了那个决心的!
记得1986年4月的一个晚上,我正要入睡时,突然有人敲响了门。我好生纳闷:是谁呢?我开了门。见站在门外的竟是满面春风的刘老师。我急忙把老师扶进屋,请他坐在沙发上。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我刚下火车,特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猜猜看!”我猜了好一阵也没猜中,只好摇摇头。老师高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右手指着胸口,左手打着一个斜砍手势说:“我的案子平反了!总算去了一块心病。更值得一喜的是,正逢我六十大寿,我准备庆贺一番!不过。”他收起笑容说,“只许你给我庆寿,不许你为我花钱!”
我听后,也高兴地一蹦高儿说:“太好了,值得庆贺一番”!
4月29日,是老师的六十寿辰。我当天下午请了假,专到老师家为他祝寿。一进屋,老师见我一手拎着带有寿星标牌的酒,一手拿着盒寿糕,刚要张口批评我,立即被我的话挡住了:“老师,今日不比往常,我按照传统,象征性地为您买点礼物,也是应当的嘛!”我一眼看见写字台上堆放着许多高级礼品,毫无疑问,是老师的儿女们买的。
我看着那些东西说:“我是您的学生,也是您的晚辈,兴他们买,就不许我买吗?”老师被我说笑了。我放下东西,扫视屋内,见墙上挂着一个一米多高二尺来宽的巨大金色寿字。再看看他的家眷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上嘴。女儿们依偎在老师身旁,儿子儿媳忙碌着酒席。师母在厨房大显身手。呵,好一番人伦之乐的景象。酒桌上摆着二十几个菜,可谓美味佳肴丰盛无比。席间,老师端坐在正位,享受着妻子儿女和至朋好友的祝贺。老师的脸上涌起一层幸福的红晕。只见他频频举杯,开怀畅饮,宏论古今中外,博引曲赋诗詞,好不豪放潇洒。酒不醉人,可老师的亲朋好友们,都被他的博学多才陶醉了。
时至深秋,凉风习习。10月31日中午,我带着女儿到厂子弟中学操场上玩。正当我和孩子玩得高兴时,见妻子走出值班室,一直朝我们走来。我见她脸色苍白,神态苦楚紧张,看样子是有什么大事。她好一阵才说出口:“我接到电话,刘老师在大丰......”啊?!太突然了!我只觉得头像爆炸了似的嗡嗡炸响。
刘老师是专程到伊春市大丰为一位瘫痪病人治病的。10月30日,他为病人针灸完后,走出病人家门,突然倒在了病人的院子里。他把最后一个脚印,留在了几百里以外。在走向另一个世界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也没给亲人留下一句道别的话。就这样,老师悄悄地走了。
1987年10月的一个早晨,我悄然来到“安息堂”。站在老师的骨灰盒前,我默默注视着嵌在骨灰盒上的四吋彩色照片,一阵黯然神伤袭上心头。老师的脸上,依然挂着那么和善可亲的微笑,两眼发出充满睿智且炯炯有神的目光。突然,我眼前出现那只熟悉的大手向我伸来的幻觉。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张报纸和一盒火柴。点燃报纸后,我望着报纸燃起的火光说:老师,这是我的第一篇作品。
发表于1990年5期《北大荒》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