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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庄的人都说，杨长生家是庄里一道歪斜的风景。这道风景由两条半光棍组成——七十四岁的杨长生，和他那两个年纪加起来超过八十岁却都仍孑然一身的儿子。
每天清晨，当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杨长生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便会准时被推开。最先出来的是大儿子“七条腿”。他本名叫杨守根，可庄里人早已忘了这个名字。他左手执着腋下一条拐杖，右手拄着一条四条腿的板凳，就这样在院子里缓慢地移动。拐杖先向前探一步，身子跟着晃一下，右手再将板凳往前挪一尺，整个人才能艰难地完成一次位移。两条残腿，一条拐杖，四条板凳腿——庄里人掰着指头数，正好七条腿。
“七条腿”今年四十六，脸上的皱纹却比他爹的还深。他弯曲的脊背从不直视别人的眼睛，仿佛自己这副模样是一种原罪。
随后出来的是小儿子“呱呱雀儿”。他本名杨守业，是家里唯一念过高中的文化人。一张嘴能从天南说到海北，尤其爱在村头老槐树下高谈阔论，声音清脆嘹亮如雀鸟啼鸣。可这只雀儿今年三十六了，却始终没能飞出老杨庄，也没能引来一只雌雀。
而一家之主杨长生，自从去年往公社交公粮时摔了一跤后，腰部留下了残疾，就彻底失去了劳动力。如今他多数时间坐在门槛上，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发呆。他恨父母给他起了“长生”这个名字——活得久不是福气，是累赘。
这天傍晚，夕阳把天边烧成一片血红。“呱呱雀儿”从外面回来，脸色铁青。他一脚踢开挡路的鸡食盆，惊得几只老母鸡扑棱着翅膀四处逃散。
“又咋了？”“七条腿”停下手里的藤条活，抬头问弟弟。
“还能咋的？王媒婆给西头的二愣子说了个媳妇，那二愣子比我还大两岁，还是个哑巴！”杨守业一拳砸在土墙上，震得墙皮簌簌落下，“人家问我，你家那‘七条腿’大哥和老爷子咋样了？我说好着呢！人家就笑，说你们家三条光棍占着三间土房，哪个姑娘敢进门？”
里屋门口，长生的身影微微晃了一下，悄无声息地退回了黑暗中。
“七条腿”低下头，继续编手里的藤条筐，可手指却不听使唤，被锋利的藤条划了一道口子，血珠渗了出来。他知道弟弟的怨气从何而来——十年前，有人给守业说过一门亲事，姑娘都点头了，可对方要求分家另过。守业本想答应，可看着残疾的哥哥和年迈的父亲，最终还是回绝了。
那一夜，“七条腿”听见弟弟在院里的老枣树下，压抑地哭到半夜。
三天后的晌午，一声惊呼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杨长生跳井了！快来人啊！……”
老杨庄只有一口井，在村子中央，并不深，但足以淹死一个一心求死的老人。
“七条腿”当时正在院里补衣服，听到喊声，他猛地抓起拐杖和板凳，疯了似的往外挪。可他那套复杂的移动方式，此刻成了最大的阻碍。才挪到院门口，他就摔倒了，拐杖飞出去老远，板凳也散了架。
他趴在地上，朝闻声而动的邻居嘶吼：“快去井边！救救我爹！”
人群像潮水般向井边涌去，唯独“七条腿”被困在院门口，寸步难行。他突然想起弟弟，回头大喊：“守业！守业！”
里屋静悄悄的，门紧闭着，仿佛里面空无一人。
“守业！爹跳井了！你死屋里了？”“七条腿”的眼睛血红，用拳头捶打着地面。
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露出“呱呱雀儿”半张苍白的脸。他的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去啊！”“七条腿”几乎是在哀嚎。
“我、我去有啥用？还不够丢人现眼的……”杨守业的嗓音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门后。
“七条腿”停止了嘶吼，他怔怔地望着那扇紧闭的门，突然发出一阵似哭似笑的声音。他用尽全身力气，抓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自己的残腿。
井边，杨长生被村民们用绳索拉了上来。井水不深，只到成人胸口，老人只是呛了几口水，并无大碍。但他被救上来时，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让我去死吧，不能再拖累孩子们了……”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老杨庄。有人说杨长生是老糊涂了，有人骂“呱呱雀儿”不孝，但更多人私下里议论：“杨长生这一跳，也算明白了他这个当爹的心那。”
那天之后，杨长生家那道歪斜的风景，彻底变了模样。
杨长生不再坐在门槛上发呆，而是整日蜷缩在炕角，仿佛一尊沉默的泥塑。“呱呱雀儿”依旧早出晚归，但不再在老槐树下高谈阔论，见了人总是低着头快步走过。
变化最大的是“七条腿”。他依然每天清晨第一个出门，但挪动时不再避讳别人的目光。他的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凶狠的东西，编藤条筐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手指常被藤条割得鲜血淋漓，他却浑然不觉。
一个月后的黄昏，“七条腿”叫住了正要出门的弟弟。
“守业，你坐下，哥有话跟你说。”
杨守业迟疑了一下，还是坐到了对面的板凳上。
“我找过村东头的陈木匠了，”‘七条腿’平静地说，“他答应收我做学徒，管吃住。我后天就搬过去。”
“哥，你疯了？”杨守业猛地站起来，“你那身子骨怎么学木匠？”
“我能编藤条筐，就能学木匠。”‘七条腿’的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定，“陈木匠说了，主要手上活计，他答应我专挑那些坐着能干的活让我干，我这两条废腿不碍事。”
“那咱爹呢？”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七条腿”直视着弟弟的眼睛，“我打听过了，公社的养老院还能收人，虽然条件差些，但总比……”
“你让咱爹去养老院？”杨守业打断了他的话，“你就不怕被乡亲们戳断脊梁骨？”
“那你说咋办？”“七条腿”突然提高了嗓音，“让爹再跳一次井？还是你为了照顾我们继续窝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
兄弟俩的目光在暮色中交锋，仿佛两头伤痕累累的困兽。
良久，“七条腿”长长叹了一口气，声音疲惫不堪：“守业啊，哥知道你不容易。是哥和爹拖累了你……”
“哥，别说了！”杨守业猛地别过脸去。
“弟弟，可你想过没有，”“七条腿”继续说，“真正压垮咱们的，不是我这七条腿，不是爹的衰老，也不是你的那张不着边际的嘴，是这个他娘的穷日子！”
暮色渐浓，屋子里没有点灯，兄弟俩的身影在黑暗中渐渐模糊。
第三天清晨，“七条腿”真的收拾好了那个小小的包袱。他把板凳和拐杖擦得锃亮，准备踏上那条通往村东头的、对他来说无比漫长的路。
当他推开房门时，却意外地看见父亲和弟弟都站在院子里。父亲的脚边放着一个包袱，弟弟的手里也提着一个包袱。
“哥，我跟你一起去陈木匠家，”杨守业先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哥，我给他打下手，总比你快些。我们一起去，彼此都有个照应！”
杨长生没说话，只是弯腰拎起了包袱，动作缓慢却坚决。
“七条腿”怔在原地，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和弟弟紧握的拳头，突然明白了什么，哽咽地说：“爹，过几天，我让守业用小拉车拉着我，一起到养老院去看你……”他抬头望向那口老井的方向，井台被初升的太阳镀上了一层金边。
那一刻，他挪动拐杖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沉重，也格外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