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南大平原一入冬,天地就褪了色。杨树槐树早秃了头,灰蒙蒙的青红砖房匍匐在地上,只有傍晚时分几缕炊烟,才让这死寂的平原有了些活气。
老杨庄村西头,杨老算盘坐在炕上,一双枯手摩挲着那把算盘。算盘珠子被摸得油亮,框架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木头的本色。这把算盘跟了他四十年,从公社时代到分田到户,再到如今土地流转。
“噼里啪啦——”老杨手指翻飞,珠子清脆撞击。他在算一笔账:五亩二分地,种玉米,种子化肥农药加起来投入一千三,亩产一千二百斤,收购价八毛五,满打满算收入五千三百块,刨去成本,净赚不到四千。
“四千块,不够城里人一顿饭钱。”老杨叹了口气,算盘声戛然而止。
窗外,儿子铁柱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铁柱把摩托车往院里一撑,裹着一身寒气进屋。
“爹,刘老四家那三亩地谈妥了,一年一千二租给咱。”铁柱脱掉手套,哈着气暖手。
老杨没抬头,手指在算盘上跳动:“每亩四百,三亩一千二,种小麦投入每亩六百,三亩一千八,总收入……”
“爹!”铁柱打断他,“您别算了,怎么算都是亏。我把咱家那五亩连同刘老四这三亩,一起包给农业公司了。他们搞规模化种植,一亩给咱八百租金,一年净赚六千四,您和我娘进城跟我住,我在小区物业给您找了个活儿,当门卫,一月两千二。”
算盘声彻底停了。
老杨抬头看儿子,铁柱才三十五岁,额头上已爬满皱纹,和他一样。不同的是一双眼睛里有光,那是老杨早已熄灭的对未来的期盼。
“八千块,就把地卖了?”老杨轻声问,手指紧紧按着一颗算盘珠,仿佛按着土地的脉搏。
“不是卖,是流转!地还是咱的,只是租出去。”铁柱解释着,“您算算,这多划算,不用投入,旱涝保收。”
老杨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在算盘上滑动。他想起1982年分田到户那天,全村人聚在打谷场上,队长把手伸进纸箱里,摸出写着名字和地块的纸条。摸到他名字时,父亲——老老杨算盘,激动得差点晕过去。那天晚上,父亲就坐在他现在这个位置,用这把算盘算了一夜的账:“一亩地打八百斤麦子,五亩就是四千斤,交完公粮还剩三千斤,够吃了,够吃了!”
那是老杨第一次听见算盘声里带着笑。
“我不走。”老杨终于开口,“你带你娘进城吧,我守着老屋,守着地。”
铁柱急了:“爹!您都六十八了,一个人在这荒村野地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老杨摇摇头,手指重新拨动算盘:“我心里有数。”
铁柱拗不过父亲,带着母亲进了城。老杨真的一个人留在了老杨庄。
腊月二十三,小年。平原上刮起了白毛风,雪花夹着沙子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老杨坐在炕上,听着风声里夹杂着的另一种声音——不是算盘声,是远处农业公司的拖拉机轰鸣。他们已经在平整土地,准备开春种大棚蔬菜。
老杨的算盘已经三天没响了。他病了,咳嗽得厉害,胸口闷得像压了块石头。他挣扎着起来,想烧点水,却头晕得站不稳。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老算盘,老算盘在家吗?”是邻居赵老憨的声音。
老杨勉强应了一声。赵老憨推门进来,见他脸色蜡黄,吓了一跳:“你这是咋了?铁柱呢?”
“进城了。”老杨有气无力地说。
赵老憨摸摸老杨的额头,烫得吓人。他赶紧打电话叫了村里唯一的诊所大夫,又给铁柱打了电话。
老杨昏昏沉沉地睡着,梦里全是算盘声。有时是父亲的笑声,有时是儿子的争辩声,有时是土地的叹息声。
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县医院病房里,铁柱守在床边。
“爹,您可算醒了!”铁柱红着眼睛说,“医生说是肺炎,再晚点就危险了!”
老杨看着儿子憔悴的脸,突然问:“今天几号了?”
“腊月二十六了。”
“该准备春耕了。”老杨喃喃道。
铁柱苦笑:“爹,地都流转出去了,不用咱耕了。”
老杨沉默了。
出院那天,铁柱坚决要带老杨进城。老杨没再反对,只是要求回老杨庄一趟,收拾点东西。
车子驶入老杨庄时,老杨愣住了。村庄比他记忆中还破败,一大半房子都空了,只有几户老人还守着。但土地却前所未有地整齐——农业公司推平了田埂,小地块变成了大农田,安装了滴灌设备。
经过自家那五亩地时,老杨让铁柱停车。
他慢慢走到地头,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冬天的土又硬又冷,但他却像握着宝贝一样,久久不放。
“爹,走吧,天冷。”铁柱劝道。
老杨站起身,回头看了看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突然问:“铁柱,你说这地,还认得咱老杨家的人不?”
铁柱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
老杨从怀里掏出那把算盘,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有拨动。他只是轻轻摩挲着算盘框架,像是抚摸土地,又像是抚摸时光。
回到老屋,老杨收拾了一个包袱,里面有几件衣服和那把算盘。上车时,他突然说:“等开春,我想回来看看麦苗。”
“好,我开车带您回来。”铁柱连忙答应。
车子驶出老杨庄,后视镜里,村庄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平原的尽头。
副驾驶座上,老杨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着,像是在拨动一把看不见的算盘。没有声音,但铁柱仿佛听见了——那不是计算得失的算盘声,而是对土地说不清道不明的眷恋。
到了城里,老杨站在十五层阳台上,望着下面的车水马龙,手指无意识地在栏杆上敲打。
“爹,您看这城市多热闹。”铁柱试图让父亲高兴起来。
老杨点点头,没说话。晚上,等儿子儿媳睡了,他悄悄从包袱里拿出算盘,用布细细擦拭。
第二天清晨,铁柱被一阵轻微的噼啪声惊醒。他悄悄起身,见父亲坐在阳台椅子上,面前没有账本,只是望着远方,手指在算盘上轻轻滑动。
那算盘声很轻,不像从前那样急促有力,而是缓慢的,带着某种节奏,像是平原上的风掠过麦穗,又像是老人对往事的低语。
“爹,您在算什么?”铁柱忍不住问。
老杨没有回头,手指也没停:“不算什么,就是听听这声儿。”
铁柱突然明白了,父亲拨弄的不是算盘,是岁月,是记忆,是一辈子与土地捆绑的人生。
从那天起,老杨庄的算盘声在城里的高楼中重新响起,不急不缓,不计算得失,只诉说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