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灯

在冀东南那片被风刮得坦荡的平原上，矗立着一个名叫“农机厂第二家属院”的老旧小区。砖墙泛碱，楼道昏暗，住户换来换去，唯有门口那间十平米小屋里的女人，像钉在地上的木桩，一扎就是五年。

女人叫赵晓凤，四十六岁，总爱穿一件褪了色的大红袄，配上一条鲜绿色裤子——她说这样显眼，夜里巡逻，贼老远就能瞧见。她脸上有些深色的印记，是小时候患严重湿疹留下的痕迹，小眼睛，涂口红总涂到唇线外，说话仰着脸，带出几分平原人特有的倔强。她有个二十岁却只有七八岁心智的女儿，叫媛媛。她的男人于十年前的一个清晨，说是去买烟，从此再没回来。

晓凤是小区保安，兼保洁，一月两千一百块。这活之前没人干满三个月，嫌钱少、活杂、丢人。她却做得仔细：每天清晨五点，挥着一人高的大竹帚，“唰—唰—”的扫地声准时响起，从家属院门口，一直扫到隔壁“富华苑”的台阶下。隔壁保洁老刘起初冷眼瞅着，后来红了脸，改成每晚打扫。两人下雨天一块儿通下水道，踩着漫过脚面的积水，一个铲，一个冲，忙完了，隔着雨幕点点头，各自点支廉价烟。

她吃饭就在门口蹲着，一碗面条，剥两瓣蒜，“吸溜吸溜”吃得山响。见了人，老远就咧嘴笑，饭菜的热气混着蒜味扑面而来。大家说不上喜欢她，但都放心——只要她在，就没丢过东西。谁家快递到了，喊一声“凤姨”，她就颠颠跑去代收；晚归的醉汉，她能摸出钥匙，帮忙扶到门口。

媛媛是她的“助理”。女孩爱干净，每天早晨，把各家门前的垃圾袋仔细提下楼，分好类，瓶子纸壳叠得整整齐齐。业主们常拿点零食水果给她，顺便教训自家孩子：“看看媛媛姐多勤快！”有顽皮孩子偷偷叫她“傻媛”，把死虫子放进她的衣袋里。媛媛吓得哇哇哭，却不告状，只把衣袋翻出来抖了又抖。晓凤发现了，搂着女儿，对着空荡荡的楼道叹了口气，那叹气声又沉又长，像平原夜里的风。

日子本就这么过。直到去年冬天，媛媛半夜发高烧，喘不上气来，送到医院说是重症肺炎。晓凤医院、小区两头跑，眼熬得通红。偏这时，小区丢了两辆挺新的电动车。

怨气冒了出来。“光拿钱不办事吗？”“孩子有病就能不管工作了？”话飘到晓凤耳朵里，她嘴角起了一溜燎泡。等媛媛病情稍稳，她立刻接回小屋，喂了药，掖好被角，从床底摸出那根老旧的电警棍，喃喃道：“妈今晚非得逮住那个偷电车的王八蛋。”

之后四夜，平原上的北风刮得像刀子。她穿着那身大红棉袄、鲜绿棉裤，像个笨拙而坚定的影子，在漆黑的车棚、楼道死角不停游走。累了，就靠在冰冷的墙上眯上几分钟。第五夜，凌晨两点，一声变了形的嘶吼划破寂静：“抓贼啊——！”

几栋楼的灯陆续亮了。人们披衣下楼，只见晓凤死死扑在一个黑影身上，双手像铁钳般箍着那人的腰。贼手里螺丝刀扎进了她左臂，血把红棉袄袖子浸成暗紫色。她不管，只扯着嗓子喊：“快报警！他兜里还有钳子！”她的身下，手中的电警棍“噼啪”响着蓝光，贼在抽搐。

贼是从邻县流窜来的。晓凤手臂缝了十七针。那之后好些天，她吊着胳膊，依旧蹲在门口吃饭。面前却堆满了牛奶、八宝粥、鸡蛋，还有她没见过牌子的蛋白粉。她看着花花绿绿的盒子，咧着干裂的嘴：“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呀……”

农机厂第二家属院往东二十里，是县城的康安私立医院。三楼的肿瘤病房，安静得能听见输液管的滴答声。

陈默在这里做“安宁疗护师”，两年了。他三十二岁，眉眼温和，说话声音像平原秋日晒过的棉花，又软又暖。此刻，他正给一位肺癌晚期的孙老爷子剪指甲。

盆里热水冒着白气。他把老人枯枝般的手轻轻浸入，一手缓缓撩水，一手握着。指甲泡透了，他擦干，小心地剪短、磨平。老人的小儿子在一旁不解：“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这个？”

陈默没停手：“正是这时候，才更要剪。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他顿了顿，“等再过些天，身体僵了，就剪不了了。那时候再长的指甲，会抠进肉里。”

第三天凌晨，老爷子的呼吸变成“嘎啦嘎啦”的拉风箱声，喉间积痰，几分钟就得扶起来拍背咳痰。陈默几乎整夜弓着腰，一会儿用湿棉签润那干裂起皮的嘴唇，一会儿轻轻拍着那瘦骨嶙峋的背。痰盂很快满了，他去倒，回来继续。没戴手套。护士提醒她，他摇摇头：“戴着，老人就感觉不到是人手的温暖了。”

后半夜，他看了一眼心力交瘁的家属，轻声说：“今晚，多留一个人吧。我在这儿陪着。”

他果然陪着。老爷子在凌晨四点十分脉搏渐弱。陈默指导家属给老人擦洗身体，换上准备好的衣服。天蒙蒙亮时，他帮着把老人背下楼，送上回家的车。按本地习俗，事后家属封了红包。他收下了，什么也没说，在平原清冷的晨雾里转身离开，背影渐渐模糊。

没人知道，陈默做这行，是因为他母亲肝癌去世时，剧痛中无人懂得安抚，最后时刻异常孤清。他读了相关书籍，考了证，想送别的人，都能少些冷，多点暖。

农机厂第二家属院往西三十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红旗农机厂家属院”。看门人李广源，六十八岁，大家都叫他“老李头”。

他曾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公社中学代过八年课，后来厂子改制，他没了着落。为“身份”和待遇，他上访过很多年，最后被“安置”到这里看大门。早年同学，有当了县教育局领导的，有做了校长的。只有他，守着不到六平米的门房：一张弹簧探头的破沙发盖着看不出颜色的床单，一张行军床，一个单头煤气灶。

他爱半躺在沙发上看书，看《复活》，看《史记》，也看《电工手册》。做饭时，总哼着跑了调的《喀秋莎》或《洪湖水》。蒸俩馒头，煮一锅白菜豆腐，几分钟吃完。有人从窗外瞥见，心里暗叹：“这老头，过得什么日子。”

后来，院里有人攒了废品，不好意思让老人白帮忙，试着喊：“李师傅，有点纸壳！”他应一声，乐呵呵地跑去，整理、捆扎，利索得很。渐渐，“老李头，收破烂！”成了院里一景。怪的是，他收的旧书旧报从不卖，堆满了小屋，只留一窄条地方睡觉。夏天闷热，旧纸发霉的味道飘出来，路人掩鼻。他身上的旧衣裳也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小孩被家长拉着快步走过。

忽然有一天，他把床和灶台都搬到了屋外檐下，叮叮当当敲打了一整天，灯亮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门房变成了小小阅览室——废旧木板钉成的长桌上，书籍分门别类：泛黄的《十万个为什么》、卷了边的《平凡的世界》、小学到初中的各科辅导书，甚至还有几本《兵器知识》。

李广源搓着手，有点不好意思地对聚过来的人说：“下班晚的，让孩子来这儿写作业吧。我……我当过语文老师，能看看作文。”

从此，放学后，院里疯跑打闹的孩子少了。那间飘着旧书味的小屋里，常挤着四五个孩子，趴在桌上写字。老李头戴着老花镜，在一旁轻声讲解。谁题目做对了，他能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快化了的糖。周末，有家长搬来自家闲置的桌椅，有人在门口搭起遮阳棚。

大家开始叫他“李老师”。他摆着布满老茧的手：“别，还是老李头得劲。”

那年秋天，疫情反复，他回了乡下老家。小区换了新保安。可每当下雨积水，或是孩子为作文挠头时，老住户们总会想起那个收破烂办阅览室的倔老头——“唉，李老师要在就好了。”

平原上的风，不知疲倦，从农机厂第二家属院低矮的楼房间穿过，掠过县城医院安静的窗台，盘旋过红旗农机厂家属院那间不再亮灯的小屋。

赵晓凤手臂的伤早好了，依旧穿着刺眼的红袄绿裤，蹲在门口“吸溜”面条，眼睛像探照灯扫视着进出的人。女儿媛媛跟在她身后，认真地把歪了的自行车一辆辆扶正。

陈默可能正骑着他那辆旧电动车，穿过夜幕，赶往某个被病痛和恐惧笼罩的家庭，带去专业的手指抚触和温言细语。

李广源的老家，也许并没有新的阅览室。但他孙子在朋友圈发过一张照片：老屋院子里，几个村里的孩子围着一张旧方桌看书，老头坐在小板凳上，指着书页，侧脸在夕阳里一片柔和的金黄。

他们像这平原上的麦子，一茬一茬，沉默地生长，又被收割。名字或许普通，命运也称不上传奇。只是在那些无人注目的角落，在生活粗粝的摩擦中，他们固执地守着一点良善，拾起一点温度，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盏灯。

夜深了，平原辽阔，星河低垂，仿佛就挂在那排白杨树梢上。晚归的人，远远地看见家属院门口那盏24小时不灭的孤灯，或农机厂家属院某扇窗里透出的、陪孩子写作业的昏黄灯光，心里便会一稳。

灯不算亮，但足够让人看清脚下坑洼的路，找到那扇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