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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南大平原一马平川，老杨庄村就窝在这片望不到边的黄土地里。村里的房子多是红砖平房，唯有张老蔫家的宅院格外扎眼——两进青砖瓦房，门楼高耸，飞檐上蹲着褪了色的石兽，在这片平原上硬是撑起三分气势。
可宅子越气派，张老蔫心里越堵得慌。儿子张爱书，三十有三了，婚事还没个着落。
“咱家要粮有粮，要房有房，咋就娶不回个媳妇？”老伴王桂英常在夜里叹气，声音闷得像地窖里传出来的。
张老蔫嘴硬：“急啥？爱书是吃公家饭的，镇中学老师！”可心里虚得像秋后场院上的麦糠，风一吹就飘忽不定。
老张家这一户，在村里算是“外来户”。张老蔫的爷爷那辈从山西逃荒过来，三代人省吃俭用，到张老蔫这儿才算真正扎下根。这宅子是他十年前咬牙盖的，用的全是真青砖，木料是从东北运来的红松，匠人请的是保定府有名的师傅。他本想这是给儿子成家立业的根基，谁承想倒成了绊脚石。
这几年，十里八乡的媒婆踏平了张家的门槛。东庄的姑娘嫌张爱书“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西村的闺女说他“看人眼神发直，瘆得慌”。一来二去，张爱书成了老杨庄村有名的“老大难”。
“老张大哥，说句实在话，”村西头的刘媒婆有一次喝了二两酒，话就直了，“你家爱书啥都好，就是……缺了点儿活泛气。姑娘们背后都说，跟他说话，像跟教室黑板说话似的。”
张老蔫憋着一股无名火。他想起自己娶王桂英那年，家里就三间土坯房，院里跑着两只瘦鸡，不照样把老杨庄村最俊的姑娘娶回来了？如今这家业，这排场，反倒成了摆设？
“莫不是这宅子的风水有问题？”这个念头是在一个无月的夜里冒出来的。
冀东南一带信风水的不少，尤其老一辈人。张老蔫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自打盖了这宅子，家里就没顺当过。头年养的猪崽子死了大半，次年麦子灌浆时赶上一场怪风，最要命的就是儿子的婚事，一年蹉跎一年。
“请个风水先生！”他一拍炕沿，天还没亮透就蹬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往镇上赶。
镇上有个胡半仙，五十来岁，戴一副茶色眼镜，不像算命先生，倒像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胡半仙在老杨庄村一带颇有名气，谁家盖房垒灶、婚丧嫁娶，都爱请他看看。
胡半仙在张家宅子前后转了三圈，又掏出个锈迹斑斑的罗盘比划半天，最后停在青砖门楼前。
“毛病出在这儿。”他指着门前十米开外那根水泥电线杆，“瞧见没？正冲大门，这叫‘箭煞穿心’，主家宅不宁，子嗣姻缘受阻。你家公子婚事不顺，根子就在这儿。”
张老蔫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玩意儿作怪！我这就找人挪了它！”
可挪动电力设施岂是易事？张老蔫往镇上的电管所跑了好几趟，所长赵有才不是“下村检查”，就是“去县里开会”。
“老张啊，不是我不帮忙，”赵有才终于有一次在办公室接待了他，慢条斯理地泡着茉莉花茶，“这电线杆是公家财产，线路是规划好的，哪能说动就动？”
“赵所长，这根杆子坏了俺家风水，儿子三十多了还说不上媳妇！”张老蔫急得额上青筋直跳。
赵有才呷了口茶，眼镜片后的小眼睛眯了眯：“风水这个事嘛，信则有。不过挪一根杆子，得重新规划线路，工程不小，没个万儿八千下不来...…”
张老蔫听懂了弦外之音。他咬咬牙，回家从炕席底下摸出裹了三四层塑料袋的五千块钱——那是准备给儿子娶亲的“备用金”。
第二天，他把鼓囊囊的信封推到赵有才桌上。
赵有才瞥了一眼，没接：“老哥，这不是钱的事。这样吧，我想想法子。”
一个星期后，电管所来了三个工人。张老蔫满心欢喜地迎出去，却见工人们在那根旧电线杆旁边，又立起一根新杆子，两杆相隔不到两米，像一对沉默的卫兵。
“这、这是干啥？”张老蔫傻了眼。
带队的老师傅递给他一支“钻石”烟：“张叔，赵所长交代了，一根杆子冲门是不吉利，可要是两根并排，那就成了‘好事成双’。这不，给原先那根找个伴儿！”
张老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可工人们已经收拾工具准备撤了，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说也奇怪，自打立了第二根电线杆，张爱书的相亲居然有了转机。邻村马家营的姑娘马秀娥，见了张爱书一面后，竟答应“处处看”。
“爹、娘，秀娥应了明天跟我去县城看电影。”张爱书脸上难得见了笑模样。
老两口喜出望外。王桂英翻箱倒柜给儿子找体面衣裳，张老蔫背着手站在门楼前，望着那两根电线杆，心里嘀咕：“这钱没白花，胡半仙说得在理，两根就是比一根强！”
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马秀娥托人捎来话：“爱书人挺好，就是...…俺俩不合适。”
这次打击比以往都重。张爱书把自己关在西厢房，三天没去学校上课。
“都是那两根破杆子惹的！”张老蔫又蹬上自行车去找胡半仙。
胡半仙听完来龙去脉，掐着手指头沉吟半晌：“两根杆子本是‘双喜临门’，可若是两杆不在一条线上，那就成了‘貌合神离’。老哥，你家门前这两根杆子，是不是一前一后，没对齐？”
张老蔫仔细一瞅，还真是。旧杆离大门约十米，新杆为了避开地下的水管，立在十二米开外，还稍稍偏右了半尺。
“这就坏了，”胡半仙摇头晃脑，“本是比翼齐飞，倒成了同床异梦。不但令郎姻缘难成，只怕你们老两口的感情也要受影响。”
张老蔫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最近确实常跟王桂英拌嘴，为些鸡毛蒜皮——咸了淡了，地扫得不干净，猪喂得不对时辰。吵得比过去三十多年加起来都多。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家，正看见王桂英坐在灶膛前抹眼泪，灶火映得她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咋啦这是？”
“没啥，”王桂英用围裙擦擦眼角，“就是觉着，这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年轻时为儿为女，如今儿女大了，还是不顺心...…”
“别瞎想，日子总会好的。”张老蔫嘴上安慰，心里却像压了块大石头。
接下来几个月，张家宅院陷入了古怪的沉寂。张爱书越发沉默，放学回家就钻进自己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中学数学教程》看到深夜。王桂英常坐在堂屋门槛上，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发呆，一坐就是半晌。张老蔫则三天两头往镇上跑，像个没头苍蝇。
立春那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雪袭击了冀东南大平原。雪花大如鹅毛，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张老蔫被一阵“噼啪”声惊醒。
他披上棉袄推开大门，被眼前景象吓了一跳——两根电线杆之间的电线，因积雪太重，断了一股。黑色的电线垂在地上，像条冻僵的蛇。
“坏了，真坏了！”张老蔫脑子里一片空白。
果然，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来了。先是张爱书在课堂上把一道几何题讲错了，被学生反映到校长那里，挨了通报批评。接着，张老蔫养的十八只下蛋鸡，一夜间死了个精光，兽医查不出病因。
最让张老蔫没想到的是，结婚三十五年的老伴王桂英，在一个寻常的早晨，平静地说：“老张，咱俩离了吧。”
“你说啥？”张老蔫手里的旱烟袋“啪嗒”掉在地上。
“我说，这日子我过到头了。”王桂英正叠着几件换洗衣裳，动作不紧不慢，“咱俩这一辈子，就像门口那两根电线杆，看着离得近，其实从来不在一条线上。”
“你胡吣啥！就因为儿子没说上媳妇？”
“不止这个。”王桂英停下手，看着窗外那棵老枣树，“三十五年了，你啥时候问过我心里想啥？我年轻时爱唱梆子，你说那是戏子玩意儿；我想在院里种架葡萄，你说招虫子；我想去趟邯郸姥娘家，你说路费贵...…老张，我也是个人呐。”
张老蔫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他突然想起，王桂英确实是爱唱的，刚结婚那会儿，她常在灶台边哼“刘巧儿”，声音又脆又亮。从什么时候不唱了呢？好像是生了爱书以后，家里家外忙得脚不沾地，再后来，就只剩叹气了。
王桂英去邯郸姥娘家那天，张爱书推着自行车送母亲去镇上坐车。回来时，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眼睛通红，对张老蔫说：“爸，妈走了也好。她这辈子，太累了。”
张家大院里，从此只剩下两个光棍。
村里的闲话像春天的柳絮，飘得到处都是。有人说张家宅子压住了老坟地，有人说张老蔫年轻时扒过别人家祖坟。只有村东头的李寡妇，在井台上说了句不一样的：“依我看，张爱书说不上媳妇，跟电线杆没关系。他那爹，从小管得太死，孩子想啥、要啥，从来不管。好好的孩子，管得跟个木头桩子似的，哪个姑娘愿意跟木头桩子过一辈子？”
这话传到张老蔫耳朵里，他破天荒没发火，只是蹲在门楼前的石墩上，望着那两根电线杆，一蹲就是半天。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张老蔫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像根被风雨侵蚀的老木桩。他不再找胡半仙，也不去电管所。那两根电线杆依然立在原地，漆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白的水泥，像两个饱经风霜的老者。
一个秋日的黄昏，张爱书从学校回来，手里捏着一纸调令。
“爸，县里调我去三中教书，我...…想去。”
张老蔫愣了愣，摆摆手：“去吧，去吧，在村里憋屈。”
“那您一个人...…”
“我一个人咋了？饿不死！”
张爱书走后，偌大的两进宅院真的只剩下张老蔫一个人了。他开始学着和面蒸馒头，不是碱大了发黄，就是碱小了发酸；学着用搓衣板洗衣服，手劲大了，把一件好端端的的确良衬衫搓出了窟窿；学着一个人躺在三间通着的大炕上，数着房梁等天亮。
一个夏日的午后，知了在枣树上扯着嗓子叫。张老蔫搬了个马扎坐在门楼阴凉里。他看着那两根电线杆，忽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两杆之间竟结了一张蜘蛛网。一只花背蜘蛛正在网上忙碌，风吹过，网轻轻颤动，却没破。
“这网织得结实。”张老蔫喃喃道。
这时，一个半大孩子骑着自行车经过，车后座上夹着一捆新书，大概是刚从镇上书店买的。孩子没留意路上的石子，车轮一颠，连人带车摔在路旁。
张老蔫忙起身去扶。
“谢谢爷爷。”孩子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咧嘴笑了，缺了颗门牙。
张老蔫帮孩子捡起散落的书，最上面一本的封面让他愣住了——《乡村教师的春天》。他怔怔地想起，儿子小时候最爱看书，得了“爱书”这个小名。初中时偷偷看《红楼梦》，被他发现撕了个粉碎，说那是“闲书误人”。从那以后，儿子就只看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了。
“孩子，这书...…好看吗？”张老蔫问。
“好看！讲一个山村老师和支教大学生的爱情故事！”孩子重新骑上车，“爷爷再见！”
张老蔫站在原地，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土路的拐弯处。
那天夜里，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两根电线杆在月光下说话了。
把旧杆说：“老伙计，咱俩在这儿站了多少年了？”
新杆答：“十年零四个月。”
“这些年，这家人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起先总骂咱，后来不骂了，改成叹气了。”
“唉，咱俩就是两根水泥杆子，能有多大能耐？”
“说的是。可人呐，总得找点东西怪罪，不然心里那道坎就过不去。”
梦到这里，张老蔫醒了。月光透过窗棂，在炕上投下模糊的光影。他突然想起娶王桂英那晚，也是这样的月夜。十八岁的王桂英穿着红棉袄，坐在炕沿上，手指绞着衣角，羞得不敢抬头。他当时在心里发狠：这辈子，定不让这女人受穷受苦。
“不受穷受苦...…”张老蔫苦笑着摇摇头，月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霜。
第二天，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这是张爱书去县里后，他第一次主动打电话。
“爱书啊，你那里都好吧？...…好就行。那个...…有空，去看看你妈...…别说是我让你去的。”
挂了电话，张老蔫搬来木梯，颤巍巍地爬上房顶。从高处望下去，那两根电线杆显得不那么突兀了。它们静静立在路旁，电线在中间连接着，几只麻雀停在上面，叽叽喳喳地叫着。
更远处，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秋庄稼已经长起来了，玉米顶着红缨，棉花吐着白絮，在微风里荡起一层层绿浪。天边是淡淡的青色，与大地在极远处融成一片。
张老蔫忽然想起，年轻时的王桂英最爱爬高。她说，站在高处，心里就敞亮了。
“桂英啊，”他对着空旷的田野轻声说，“我现在才明白，站得高，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是为了自己能看得远些。”
风从平原深处吹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庄稼的青气。张老蔫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胸口那团堵了多年的东西，似乎松动了一些。
他慢慢爬下梯子，走到那两根电线杆前，伸出粗糙的手，摸了摸斑驳的漆皮。水泥的凉意透过掌心，一直传到心里。
“老伙计，”他低声说，“辛苦你们了，在这儿站了这么多年。”
电线杆当然不会回答。只有风吹过电线，发出低低的呜呜声，像是平原深处传来的叹息，又像是什么紧紧攥了多年的东西，终于，轻轻松开了手。
几天后，张老蔫请人在院子里搭了个葡萄架。又过了一阵，他托人从市里捎回一台收音机，傍晚时分，院子里会飘出河北梆子的唱腔，虽然滋滋啦啦夹杂着电流声，但那高亢的调子，还是传出去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