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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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五六点钟，小区旁的菜市场，市声已然鼎沸。
买菜的小摊前，买菜的主妇目光扫过液晶屏上的克数，卖菜的大叔则拍着胸脯保证：“你看，三斤多出二十克，按三斤。”买菜的主妇接过油麦菜，扯掉一些蔫黄的叶子，转手又放到电子秤上：“二斤八两都不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市井的菜市场就是这样，空气里混杂着泥土的腥气、蔬果的清甜，也弥漫着一种关乎分毫的争执。
此时，几步开外，买肉的按照电子秤显示的金额付完款，又对着卖肉的说：“师傅，这块小碎肉，给我添上吧！”
早点摊前，买客盯着杯口那层泡沫，眉头微蹙：“老板，泡沫占地方，再补半杯吧。”
这便是市井的写实。
这寻常巷陌间的锱铢必较，是浸润在烟火气里的生存算术，是升斗小民为着分厘之利而生的本能算计。它琐碎，却真实得扎手；它计较，却有汗水的温度与生活粗粝的质感。
然而，当这争执计较从沾满泥土的市场移到象征权力的玉笏之上，锱铢必较的面目便陡然森严。
朝堂之上，锱铢必较则是另一副面孔。表面是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内里却是对权位、资源、影响力的精密计算与寸步不让。这算计，根植于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滋长于因资源分配不均的压力以及人性深处对权位、名望的渴望。明争暗斗是权力场的底色，而考核晋升中的算计与排挤异己的攻讦，则是这底色上刺目的纹路，演绎权力场“锱铢必较”的图景。
“考成法”是明代张居正提出并推广到全国的一套官员考评机制。当时明朝官场存在诸多弊端，如机构冗杂、官员办事效率低下、考课制度形式化空洞化等问题，张居正希望通过考成法整顿吏治，改变这一局面。最终在朝堂权力场的运行逻辑中，考成法的初衷在执行中沦为数字游戏，执行者表面宣扬家国天下、黎民百姓，背后却藏着根植于权力结构的算计——对权位、资源的精密计算，滋长于分配不均的压力与人性对名望的渴望。有的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阻挠利国利民的改革；有的为讨好上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明争暗斗是权力场的表象，考核晋升中的算计，则是利益博弈的极致表现。官员的政绩簿上，都可能藏着数据幻术。张居正本意是整肃吏治，其背后是明中叶以降财政困窘、吏治腐败积重难返的深层危机，期望以严苛的行政效率考核力挽狂澜。
可是，这套精密设计的考核体系，在庞大僵化的官僚机器、根深蒂固的地方利益，以及信息传递的天然滞后性面前，催生了荒诞的“以账册勾销充作完赋”。地方官为规避考核红线，在中央财政压力层层传导下，竟迫使灾年百姓举债完税，将催科之苦化成了账册上的完美勾稽。因为，考成法依赖精准量化，却忽视民生复杂性。当“完税量”成为唯一考核指标，地方官为达标不惜牺牲百姓生计，使其沦为数字的牺牲品。
“考成法”最终在“数字出官”的扭曲逻辑中化为泡影，其悲剧性不仅在于执行者的舞弊，其根源除了前述原因，也归结为制度理想与帝国运行现实的深刻脱节。这是制度性精密算计的异化，是规则沦为冰冷车轮对血肉现实的碾压。
排挤异己的戏码，让人想起北宋“乌台诗案”。新旧党争正酣时，政治斗争已非简单的政见之争，而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派系倾轧，此时，亟需打击对手的“弹药”。
于是，御史从苏轼诗句里寻出“蛰龙”，硬将“根到九泉无曲处”曲解为诅咒先帝。这种“文字狱”式的鸡蛋里挑骨头，利用诗歌意象的模糊性和皇权对“不敬”的高度敏感，将文学审美强行纳入政治攻讦的冷酷框架。
与考成法的数字游戏异曲同工，表面上，都是对“规则”的遵循。前者借制度量化之名，行压榨之实；后者假圣人经典之威，施构陷之术。两者都是权力场中精密算计的极端形态：考成法，用“完税量”的数字牢笼捆绑民生；乌台诗案，以“忠君”的道德标尺绞杀思想。
这种引经据典的弹劾，的确是权力版图上的精准狙击：考成法的执行者，在财政压力下将百姓生计异化为账册勾稽；御史们则在党争中把诗词扭曲为政治武器。两者本质上都是对“锱铢必较”的病态实践。一个在制度考核中丈量权力绩效，一个在文字缝隙里计算政治敌友，这好似朝堂算计的一体两面：一个用数据幻术制造盛世图景，一个以文字罗网维系权威秩序，却都于精密算计中背离了“民胞物与’的治国初心。
市井与朝堂，看似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却都逃不过锱铢必较的人性本质。市井中的计较，是为了生活的温饱与琐碎的利益；朝堂上的计较，是为了权力的巅峰与欲望。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锱铢必较，若过了度，都可能带来伤害。市井中的过度计较，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疏离；朝堂上的过度计较，会让国家的发展陷入停滞，让百姓的福祉受损。
市井天平的砝码称量柴米油盐，朝堂的中枢基准丈量权力版图。二者形态迥异，却共享同一人性底色——对利益的“锱铢必较”。
然而，人性算计的触角，岂止于现实利益的疆域？当心域深处架起无形的标尺，精神世界的自我设限，也可算是另一种隐性的“精密计算”。
《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的寓言式对话，那只“发于南海，飞于北海”的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传统解读中，庄子以此比喻高洁之士对精神净土的坚守，与惠子贪恋相位的“鸱得腐鼠”形成讽刺性对照。
但依我看来，这种对生存条件的绝对限定，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精密算计”：若鹓鶵将栖身之所锁定为梧桐，食物限定为练实，饮水圈定为醴泉，其本质是为精神洁癖设定严苛标准。
这些在自然中相对稀缺的资源，被赋予了符号化的价值。梧桐象征正直之境，练实隐喻纯净之食，醴泉代表清冽之心。鹓鶵的“不食不饮”，看似摒弃世间功利，实则精准锚定了精神坐标。
它在计算何种环境与食物配得上自身的高洁属性，在拒绝“腐鼠”的同时，也为自己划定了不容僭越的生存边界。
这种对精神纯粹性的极致执着，本质上仍是一种“选择的计较”，只不过计较的不是物质利益，是一种对精神“纯度”的锱铢必较。诚然，追求精神高洁本身值得赞许，鹓鶵的“计算”体现了对理想境界的坚守。
在庄子的语境中，鹓鶵无疑是高洁精神的象征，其“非……不……”的姿态，是对世俗污浊的决绝摒弃，也是对理想人格的极致标举，与惠子贪恋相位的“鸱得腐鼠”形成尖锐对照，彰显了不妥协的士人风骨。
但若从行为逻辑的深层结构审视，这种对生存条件的绝对限定，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精密算计”：鹓鶵将栖身之所锁定为梧桐、食物限定为练实、饮水圈定为醴泉，其本质是在为精神洁癖设定一套严苛的筛选机制。这些在自然中相对稀缺的资源，被赋予了符号化的价值（梧桐象征正直，练实隐喻纯净，醴泉代表清冽）。
鹓鶵的“不食不饮”，固然体现了对至境的向往与坚守，但若固守此念而无视现实之流变，其行为本身亦可视为一种精准锚定精神坐标的“计算”——它在计算何种环境与食物才配得上自身的高洁属性。其可贵，在于坚守；其隐忧，则在于拒绝“腐鼠”的同时，也为自己划定了不容丝毫僭越的生存边界，将开放的可能压缩为唯一的路径。
因此，这种追求，本质上仍包含着一种“选择的计较”，只不过计较的标尺从物质利益转向，专注于精神“纯度”的锱铢必较。追求精神高洁本身崇高可敬，鹓鶵的意象亦闪耀着理想的光辉。然而，当这种“非……不……”的逻辑被推向极致，便极易筑起无形高墙。
它隔绝的岂止是“腐鼠”，更是人间烟火与多元声音——使持有者陷入精神孤岛，难以体察世情百态，易生偏执；也使他人望而却步，阻断了真诚交流的可能。其危害之处，它用一种自我标榜的纯粹，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隔绝与冷漠，与市井过度计较伤害人情、朝堂过度算计祸及国本一样，都是“必较”失度带来的殇痛。
从庄子的寓言回到现实人生，如何跳出这无处不在的精密计算？或许，需要一种更为宏阔的视角。
我最喜欢苏轼《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豪迈，欣赏他能站在宇宙时空的维度。人类的寿命不过是短暂微光，个人得失更显得微不足道。秦时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修城人；唐宗宋祖终成史笔寥寥数行。
李白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以这样的宇宙时空视角反观，人应懂得不必纠结于他人的误解。人是天地间短暂的过客，不必执念于利益争夺，并且万物于永恒本无差别。
这不能说是消极避世，该算作跳出“得失刻度”的认知突围。《齐物论》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便是挣脱方寸计较而“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学映射，这与苏轼的哲思异曲同工。
站在高处俯视自己，那些让你纠结的事，其实都像芝麻一样小。执着于个人得失时，如井底之蛙，困于方寸天地；若像苏轼般，从精神层面超越那市井的秤杆或天平、朝堂的圭臬、乃至心域的标尺，自然会体悟“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真意。因为，“锱铢必较”一旦失度，便化为无形枷锁，囚人于方寸得失的牢笼——牢磨损人情，祸乱国本，禁锢智性。这枷锁之重，在主动“放下”的瞬间，会骤然感知解脱的轻盈。
而真正的智慧也并非是弃绝计算，是要明辨执守与放下的界限。懂得何处当持守，也知何时该放下那苛求完美的标尺。
当视角从宇宙的浩渺回归生活的此岸，那挣脱了过度“必较”后的圆融，便在人间的烟火气中悄然滋生。此刻，卖菜的将那几片菜叶塞进塑料袋，笑着对买菜的说：“拿去吧，送你炒豆豉！”两人的争执突然消散，清晨的雾气一下子遇见了阳光。这小小的“不计较”，瞬间消融了利益的冰霜，让我想起《菜根谭》里的句子：“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
汪曾祺在《人间有味》里捕捉的正是这份放下后的平和：“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世间最为平和的快乐，便是在这静观万物生长中，搁置“锱铢必较”的标尺，体味那无需精密计算的丰盈与自在。
当人们习惯用“得失”的标尺丈量一切，便再难体会“静观”的乐趣，若再将刻度调至最小，就更失去了丈量世界的能力。放下秤杆与圭臬的计较，恍然看见天地本无刻度。市井的温情、朝堂的清明、心域的通达，原来潜于无刻度的豁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