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杏儿,比我大半岁,那年我十五,我属龙她属兔,按虚岁她十六岁。她是隔街老赵家的闺女,她家烟囱里飘的柴火烟,我几乎天天看得到。
那时候,家里穷,我是唯一儿子的缘故,才能顿顿啃高粱饼子,红黑的一块,咬着硌牙床子,咽下去得梗着脖子,就着水喝才能顺滑。姐姐妹妹,只能吃糠窝窝和老倭瓜。娘说“能填饱肚子就不赖”,可我还是盼着逢年过节,那时,我能吃上顿白面馒头。
杏儿家比我家强些,她娘偶尔会晒蒸熟的红薯干,晒得有点筋道,软甜软甜的。我放秋假,去生产队挣工分,常和她一起去生产队摘棉花。
队里收过几遍的棉花棵子立在地里,有半个大人高,叶子蔫头耷脑的,但秋天一晒,近熟的棉桃就全开了。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红头绳是供销社扯的便宜那种,所以才松松散散挂着几缕碎发。我每次见她,都先低头瞅自己的粗布褂子,又试图盖起摞着补丁的裤子,总怕她嫌我寒碜。
其实她从不说这些。有回我蹲在棉花地啃高粱饼子,咬得太急,饼渣子呛进喉咙,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杏儿从布兜里掏出个红薯干,递到我嘴边:“慢些吃,我娘晒的,可甜了。”我不敢抬头,只敢用眼角瞟她的手。指关节有点粗,是帮家里喂猪、拾柴火磨的,可递红薯干时,指尖轻轻碰了下我的嘴唇,暖得像发了烧。她没立刻转头去摘棉花,就蹲在我旁边,看着我小口嚼,见我不咳了,才把手里剩下的两片也塞给我,声音轻,还有刚弹出来的棉絮般的柔:“还有呢,我不饿。”
那天我把剩下的半块高粱饼子揣在胸前贴身的怀里,想留给她,可等见了她,又怕饼子硬得硌嘴,终究没好意思拿出来。
我也没跟她正经说过几句话。就爱看她笑的时候,这时候她眼角会有个小坑。还有,看开得太白的棉花时,她会眯起眼……
她总在棉花地里哼电影《地道战》的歌,“太阳一出照四方”的调门,跑了音也好听。我就跟着她的调子摘棉花,捡得比平时快一倍都不止,就想让她夸句“你真能”。 但终究我是比不过她。有回我正撞见她回头朝我望,见我看她,立马有两抹胭脂飞上脸颊,立刻又唱起来,原来,她唱歌是为等我。
有次队里的田家婶子跟我娘嚼舌根,一听她们说杏儿,我便躲里屋听着。田家婶子说:“杏儿这丫头,性子太柔,她娘说了,不能往远处嫁”。那时,我还从未想过她会嫁,再没听娘说什么,我心里像卡着咽不下去的高粱饼子,只觉得她要被人娶走,堵得慌。打那之后,我看田家婶子,总是有点别扭了。
秋末的时候,娘身体不好了,我跟娘投奔衡水我姨,地区医院能给娘找好大夫。走的前一天,我揣了块刚蒸好的高粱饼子,想去找杏儿。可站在她家土坯房门口,听见她娘在里头喊她“去给猪添食”,我又缩了回来。饼子还热着,我怕递过去,她娘看见会说闲话。
到了衡水,我还是总想起杏儿。姨家偶尔会蒸白面馒头,我吃着却觉得没味,总想起高粱饼子的糙劲,想起她递红薯干时的指尖。还想把这白面馒头藏一个,给她带回去,会不会还能看到她眼角的小坑。
过了一年多,我在镇上上学,爹来镇上拉东西,跟我说“老赵家的杏儿,跟邻村的小子定亲了,给她家盖了一个门楼”。我当时正美滋滋吃着爹给我带来的白面馒头,忽然觉得噎得慌,跟当年吃高粱饼子呛着一样,眼泪差点掉下来。
现在想起杏儿,总记不清她具体长啥样了,只记得她扎着麻花辫,递红薯干时暖乎乎的手,还有棉花地里飘着的“太阳一出照四方”。那时候的恋慕,就像姨家灶上蒸馒头冒的热气,淡淡的,飘着麦子的香。香抓不住,可想起时,心里总暖烘烘的,带着点不甘的甜。
前阵子在超市看见红薯干,裹着一层糖霜,我站跟前看了半天,终于还是没有买。
注:门楼,就是院门楼,院子入口的标志性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