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 祭/默然

幼年老院南墙根下，两棵杏树站成了时光的界碑，始终矗立在我的记忆深处。

父亲栽的那棵，树皮皲裂如他布满老茧的手掌，每一道裂纹里都深蓄着经年的风霜；大姑母栽的那棵，枝干清癯似她瘦削的腰身，在土院里站得笔直。而西南角那块凹陷的泥土，像一道永不结痂的伤口，很痛，很沉重，那里本该有第三棵二姑母栽的杏树。

这三棵杏树，是幼年的父亲在两个姐姐的疼爱中，姐弟情深，共同栽下的；是父亲用姐姐们给做的挑水担子——两个空奶粉铁筒子，一晃一晃的浇水长大的。

父亲总说，二姑母栽的杏树最是灵秀，花开得最白，杏儿结得最甜。说这话时，他的目光会变得很呆滞，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树皮，仿佛在抚摸某个遥远的春日。可惜，这棵树却在二姑母分娩我的表姐八个月后，追随它的主人毫无征兆地枯萎了。

大姑母固执的以为这是"树随人亡"，每每回到娘家时，她的眼睛时常望向远方，目光穿透过去几十年物是人非的光阴，没准儿，又落在妹妹出嫁时那件褪了色的红嫁衣上。

父亲偶尔聊起，二姑母出嫁那天，他蹲在杏树下抽了大半夜的旱烟，树下积了厚厚一层烟灰，像下了一场黑色的雪。那年我父亲也就十八、九岁，他的眼睛红得像熟透了的杏子。

我的记忆里，父亲却从来没有在收获杏子时笑过。

大姑母年轻时嫁给了我姑父，姑父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的革命干部。那个年代，那个烽火岁月，大姑拉扯着我的表哥表姐们，生活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东躲西藏也没逃过日本鬼子的抓捕，日军在我家用带刺刀的枪尖挑着大姑的衣服逼着区长老婆从小窗户跳出来，带走并坐了好长时间的禁闭。

二姑母走得早，时年才芳华三十一岁，留下两个懵懂的外甥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外甥女，表姐（也是我习惯称呼的姐姐）是我奶奶一手拉扯大的，直至她参加工作，嫁人有了自己的家。而奶奶自己，自打嫁给我憨厚的爷爷，平生几乎指望不上帅气却透着傻气的丈夫，唯靠奶奶打理照外，凄楚孤单中硬生生撑起着一大家子。

父亲对二姑母的思念，是藏在岁月的堆叠里的。

每年杏熟时节，他总要挑最饱满的放在窗台——那个被二姑母坐得发亮的位置。父亲总是在我们不经意中喃喃自语："要是你二姑在……"后半句总是消融在叹息里。再去追问，爹总是闭口不再说出一字半句来。

父亲对大姑的敬重，是我难以想象的那种“长姐如母”的服从。

父亲总在我们兄弟间闹不愉快时，念叨着“我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和你大姑顶撞过。”的确如此，大姑母年迈间，我和弟弟逢年过节时，总会把老人接回她的娘家，小住时日，姑母很开心，瞅着自己的侄儿们，满眼全是慈爱和高兴，盘腿坐在娘家炕上，和她的弟弟、弟媳拉呱着家长里短，姐弟看法和意见稍有不同时，只要大姑嘟囔出“没你那样儿，才是……”最先停下来的总是我的父亲，笑呵呵着，不再言语，目光亲和地投向他的大姐。

父亲讲述过：有个暴雨突至的午后。奶奶蹒跚着冲进雨幕，怀里紧抱着晒的杏干。雨水在她脸上的沟壑间淌着，却冲不淡那句"她小时候最馋甜……"。二姑母的英年早逝，最受打击的还是我的奶奶，思女痛彻，常常哀哀哭泣，悲伤过度，把两只眼皮都哭的拉长覆盖了眼睛，无法识物看人时，只能用手指揭开眼皮方可看见，后来去到张家口大姑母家做了手术，才得以康复。但老人“红眼病”这个病灶，却再也难以医治。这个画面在我心里生了根，多年后才懂得，有些悲伤不会随着死亡终结，而是会传导，会聚拢，会通过一粒杏核、一扇窗台、一声叹息，静静地在血脉里汩汩奔涌着。

如今老屋不在，杏树成了新房屋顶上挡风防雨的栈子。但每个起风和杏黄的傍晚，我冥冥之中还见三棵杏树的影子在南墙边摇曳。父亲佝偻着腰给树浇水，大姑母站在树下唉声叹气，从未谋面的二姑母，似乎不再是我想象中柔弱娴静的模糊样子，而是站在挂满杏儿的枝头下，朝我甜甜地笑着……

原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父亲用窗台上的杏子，大姑母用含泪的眼神，奶奶用雨中的杏干，而我，用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字。在记忆的最深处，小心翼翼地追忆着同一个灵魂，用不同的仪式完成着骨肉的告别。我忘不掉已故的亲人们——

我的父亲、我的两个姑母,还有我那辛劳慈祥、裹着三寸金莲的羸弱的祖母。

杏树不在，思绪永存。那些在杏树下嬉戏的童年时光，那些沾着杏花香的书本，那些甜汁爆口的大红杏子，那些沉重的家族过往，都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琥珀，永远凝练且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