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岁那年冬天,是被疼痛一寸寸丈量过的。痢疾像一条饥饿的蚂蟥,死死咬住我的肚子不放。六十余个日升月落,把那个曾经在牛粪堆上翻跟头的野小子,熬成了一盏将尽的油灯,火苗微弱得随时都会熄灭。
大队院子里,那口古老的大钟总是在天蒙蒙亮时就敲响。社员们要去挣工分,换回可怜的口粮。出门时,娘会摸摸我的额头,爹则默默地把凉好的开水放在我够得着的地方。他们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而我只能在炕上蜷缩成团,数着下房顶上飞来的灰鸽子,等待下一阵绞痛把意识撕得粉碎。
赤脚医生,姓朱,个子很矮,总是拿腔拿调,号号脉,拿出体温计傲娇地甩一甩,然后夹在我的咯吱窝里。他很得意,喝着娘给他冲好的红糖水,然后总是频繁地嘟囔说“不要紧,吃了这个药,再观察观察。”他开的药,无非就是那些“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再普通不过的药了,只是苦得让我发颤,却依旧止不住我肚子里的“疼。”排泄物里混着污秽的脓团与黑血,像极了如今孩子们吃的“果冻”。父亲常在煤油灯下为我擦洗,他的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比最细的绸缎还要轻柔。
记得那些止不住却又屙不出来的日子最难熬。父亲被逼到绝望时,取出珍藏的胡麻油——那可是全家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多用的金贵东西;那可是连过年包饺子都舍不得多放的油花。爹把塑料管小心翼翼地插进我的肛门里,然后鼓起腮帮,将油一点一点吹进去。油滴滑入肠道时,我看见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我看见他额头上的汗珠滚落,在煤油灯下闪着细碎的光。他的眼角有泪闪动,不知是用力过猛,还是心疼难忍。
那个清晨出奇的冷,父亲起来的却出奇的早,“我去吴庄。”扔下这句话,他就推着破旧的自行车急匆匆地走出院子。娘和我都知道,他要去我大姑家。大姑母家远着呢,五十多华里。朔风猎猎,数九寒天,爹奔走在为儿寻医问药塞北的茫茫旷野里……
太阳西斜时,爹心急火燎地回来了。脚跟还没站稳,就冲着娘喊道: “又找到个偏方子,快试试。”他吩咐娘“咱家有砖茶、XX、红糖、土豆淀粉,你拿出来。”爹“呱嗒呱嗒”地拉着风箱,一边念叨着“冷水锅里放砖茶,XX,熬一会,再放入红糖,煮一会。”然后又催促着娘赶紧备好士豆淀粉糊,倒入锅里,小火慢慢熬制至粘稠状。
家里的砖茶是预备给来客喝的,父亲却把三分之一块都敲碎了。灶膛里的火光照亮了他凸起的颧骨,铁锅里的汤药咕嘟咕嘟冒着泡,腾起的热气模糊了窗户,却模糊不了他眼中的血丝。
第一碗药端到我面前时,我闻着怪怪的味道直往后缩。父亲突然从泛白的衣兜里掏出个书本纸的包裹——是半块已经发粘的冰糖。那是他给生产队修防渗水渠时,队上发的慰问品,我爹一直没舍得吃。
"喝了药,这个给你。"他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我这才注意到,爹的嘴唇干裂得渗出血丝,这一天他连口水都没顾上喝。
药很灵,三天后我就能喝下米汤了。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着旱烟,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堂屋的最深处。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在跟母亲说:“娃的裤子又大了,把我那件旧褂子改改......”“大姐夫的偏方管事啊,还是人家经历的多,见多识广,嗨,娃子命大啊!”
四十年前的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是我的爹娘救了我。
成年后,每次肠胃不适时,记忆总会突然闪回——父亲吹油时涨红的脸;那碗怪味又粘稠寡淡的土偏方;还有他省下的半块冰糖。现在的孩子永远不会懂,在那个连黄连素都是奢侈品的年代,父爱就是一根细小的塑料管,一碗土方熬成的药,一颗化在掌心、布满灰尘的糖。
如今父亲长眠在村南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坟头高高,爹还是不放心我,翘首看护着他的子孙儿郎。这些年的清明,我都会执着地“回家,”带上爹爱吃的胡麻油甜点,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祭奠并心情沉重着……
风过时,燃烧的纸钱里总混着记忆里的胡麻油味。恍惚间,又听见爹说:“喝了药,这个给你。”那声音穿过四十年的光阴,令我的双眼始终模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