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

那个时候，我并不喜欢粥。但是我家的居徒四壁的屋子，还是那种极老式的泥土和竹蔑砌成的土墙，能够供奉给我的饥饿的肚子的，除了粥便没有别的食物了。

我的牙齿非常想咬大白的馒头、香喷喷的包子，我的肚子非常贪婪地充满了想要拿干煸子、腊肠尽可能地填满每个犄角旮旯的卑微欲望。这是我的最初的瑰丽的梦想。

我的记忆是由一长串粥组合起来的。红薯粥、玉米面粥、酸菜粥、南瓜粥，我很想干干脆脆地喝一次真正的白米粥，但是我碗里的米汤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一块块红薯、一把把酸菜、一捧捧玉米面搅得乌七八糟。

红薯粥的别名可取为山青水秀。大块的红薯淹没在米汤里，仿佛大海深处高高耸峙的南沙群岛。红薯微甜，吃在嘴里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米汤并不浓郁，并不是熬的时间不长，而是米太少了，那粥根本熬不浓烈。一半米，一半红薯，一半水，如果用两根筷子将红薯举起来，恰如过年过节，穿了红衣绿裤、扎了红绿头巾的人们戏耍的龙灯，所以红薯熬的粥，又可以称做龙灯稀饭。

母亲嫌这粥太薄了，便在粥里加了些玉米面，金黄色、澄黄色的玉米面抖落在浅绿色的米汤里，再用铁勺轻轻地搅匀，熬上个三、五分钟，就成玉米面粥了。

实话实说，玉米面熬成的粥，实在比红薯做成的粥好吃得多。玉米被磨成粉，大部分用来喂猪。在猪的伙食里加上几把，或者洒在其食槽中，猪无不吃得摇头晃脑、心满意足。

猪的这种天性，人其实也有。我也吃得摇头晃脑，心满意足。我对玉米就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钟爱。它不仅有红薯的甘甜，还有糯米的香糯，它就像是魔法师手中的那根点金棒，轻轻一挥，一锅清汤寡水立即就浓香粘稠了。

嘴里有玉米的香，又有白米的软，又有红薯的甜，胃口顷刻大开，恨不得喝上个五六碗。只可恨没那么大的肚子，锅里更没有那么多的粥。

酸菜稀饭是我碗里的常客，更是我肚子装过的粥中大户。红薯依然雄纠纠、气昂昂，但碗里分明多了几分平湖春色。微微泛黄、泛绿的酸菜稀稀疏疏地漂浮在粥中，仿佛春江之上和着春水涨涨浮浮的绿萍。有些时候，那光秃秃的红薯上也耷拉着几片酸菜叶，仿佛冬天的山头披上了一件春衣。

酸菜稀饭谈不上好吃，但酸中有甜，甜中带酸，配上新腌的指头粗的泡萝卜，倒是既清香又爽口。

南瓜粥，是粥中的极品。因为南瓜是一种时令性瓜果，其收成有限，吃的时间不长，故而物以稀为贵。青绿的瓜皮、澄黄、金黄的瓜瓤半隐半露在稀饭中，仿佛长满苍苍蒹葭的水中绝佳处，望其形、观其色，足以令人神往。

豇豆粥、玉米粥，同样以这种短暂而甘厚的新鲜感取胜。豇豆和粥一起煮，然后再一根根地捞出来，再和了油、盐、醋凉拌，算是开了小荤了。鲜嫩的玉米一粒粒剥下来，玉米棒上的一簇红缨粉嘟嘟的。大米如白玉，玉米如黄玉，如果再折上一把豇豆，则翠绿的豇豆又如青玉，真是一盘子珍馐美味。

我小时候喝的最好的粥，莫过于大舅家的玉米粥。自有记忆以来，我的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舅家消磨掉的。我和妹妹穿了飘扬着荷叶边的娃娃衫，挽着两个玲珑剔透的小辫子，一蹦一跳地往外婆家赶。大舅家高高耸起的烟囱里缓缓飘扬的淡蓝色的炊烟里，弥漫的总是这种玉米粥的淡淡的馨香。

舅母是个勤劳的妇人，她话不多，手脚麻利。她并不是烹饪高手，但是她煮出来的用锅盖盖着的竭尽所能吞吐着大口大口泡泡的米粥，却总是令人神往。

一口漆黑的锅，几只洗涮得发光发亮的碗，一把闪烁着亮闪闪金属光泽的充满诱惑的铁勺。玉米跳跃如珍珠，大米浮动如米虾，锅里的粥既浓郁又香冽，又趁着热气腾腾，恣意地释放它们滑腻的口感和浓烈的芳香，仿佛吞到嘴里，舌头和牙齿都可以粘到一块儿了。

这种色香味俱全的粥喝到嘴里，总是难以得到真正地满足。我暗暗恨起舅母家那口锅来，因为它的肚量有限，害得我的肚子只能填个七分饱。我实在不好意思对舅母说，我还想再吃一碗，我只能怨恨手中的那只碗，它为什么不能大一点呢？

母亲见我们把大块大块的红薯留在碗底，总是十二分地不满意：“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好的红薯不吃，你们想吃什么？想想那些年，哪有红薯给你吃，顿顿吃红薯叶子……集体生产期间，一大锅饭里头，只有稀稀落落几颗米，你婆婆提起一兜红薯叶子就往锅里倒……倒得多了，饭还稠些；倒得少了，饭就成稀汤汤了……不知饿死了多少人啦！”

我脑子里的红薯叶子稀饭与母亲用肚子深刻记忆的红薯叶子稀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川人皆有炒苕尖的习惯，所以我想象中的红薯叶子稀饭，仅仅限于在饭桌上搁置一大盆油汪汪、绿油油的苕尖，用来下稀饭吃的。

“那多好啊，我最喜欢吃苕尖了！”所以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脱口而出。

“你这个孩子真是，你以为苕尖是炒来给你下饭么？是搁在锅里煮，当成酸菜来吃！”

“当饭吃！”母亲又补充说。

“哦，是吗？”

我依然无法想象所谓的红薯叶子稀饭究竟是个什么吃法，究竟味道如何。但是以我多年的喝粥经验来看，既然酸菜稀饭的滋味并不咋的，那么被“当成酸菜来吃”的红薯叶子稀饭，其味道自然也不敢恭维。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虽说是稀饭，但还是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比如一墙之隔的二姐，总喜欢在米粥里放一舀猪油，再放一小舀盐、一小舀豆瓣酱，于是再难吃的稀饭也能成为难得的美味。

稀饭里放白糖无疑是一种特等待遇。可惜，家里的白糖并不多，而奶奶又总是把糖锁得紧紧的，不仅我们糟蹋不了，老鼠也难以爬进去撕咬。我只能望着奶奶搁在床头的用来摆放罐头、糕点的四四方方的小柜子，画饼充饥了。

一次，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女人，她来到家里，请求爷爷帮她写状纸。她的状纸中提到一个词叫做：“毛干饭。”

当时，我就问母亲：“什么是毛干饭，难道这饭都长了毛了，发霉了？好端端的干饭怎么会发霉呢？”

母亲笑笑：“毛干饭就是没有下菜饭，光吃白饭，并不是干饭长了毛。”

瞬间我恍然大悟，于是我肚子里的梦想又开始向往毛干饭。哪怕仅仅是泡萝卜佐毛干饭。捞块泡萝卜，咬一小口萝卜，嚼一小口饭，饭越嚼越甜，萝卜越咬越起劲，真真地从舌头尖直甜到喉咙底。

若是有回锅肉就更好了。肥美的肉片浸在猪油里，浸在红通通的辣椒、圆溜溜的花椒里，油汪汪的、肥腻腻的，刚出锅的肉片还滋滋滋作响的。咬一口，舌头是油，喉咙口是油，牙齿缝里是油。油还从嘴角边流了出来，染得两个嘴角都油光光的，赶紧伸出舌头咂咂咂舔了去。

用回锅肉的油汤拌着毛干饭，无疑是我金字塔式的梦想的最顶层。米饭经过油汤一拌，颗颗饱满得都能站起来跳舞了，粒粒晶莹透亮，犹如新琢磨成的玛瑙石。我的碗里闪烁着一种迷人的光辉，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一种蓝田软玉般的似水柔情。

带着这种稀饭浇铸的贫瘠而瘦削的梦想，一年一年地，我飞速地长大着。我很讨厌稀饭，就像讨厌我的用稀饭浇铸的童年。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像躲避一个仇人躲避着它，我不让我的嘴喝它，也不让我的肚子装它。我的碗里，可以装三个馒头，早上、中午吃，也可以装四两干饭，晚上充当夜宵，就是绝对不让稀饭趁虚而入，哪怕它空荡荡地反射着浅绿色的搪瓷光。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喝粥作为一种习惯，其实已经根植到我的生命中去了。它就像一条无限延长的柔软的线，一直贯穿着我漫长人生的始末。红薯粥、酸菜粥、豇豆粥、南瓜粥，好比这条线上的一粒粒珠子，虽然未必是珍珠，但是这一粒粒珠子穿起来的一条线，就是我的悲悲喜喜的人生了。

我事实上永远也无法根除这种喝粥的习惯。虽说这串珠子中间断了几颗，或者说其中的几颗隐藏在迷茫的红尘中，但是却毫不影响它作为一串珠玉贯穿我的一无是处的人生。

事实上，我喜欢喝的还是粥了。

不知不觉中，我又捧起了粥碗。我的碗好比一个百宝箱，总隔三岔五地变幻出无数新奇曼妙的粥。红豆粥，绿豆粥。红豆粥，整只碗都红艳艳的，我那包容在阔大胸脯里的黑皴皴的肚子想必也被它映得红通通的。绿豆粥，清新爽口，好比宽大的梧桐树下吹过的凉爽的风，夏日的炎热都浸透在那一碗凉凉的绿豆粥里，清凉宜人地很。

黑米粥憨厚朴实地黑，仿佛包文正公的脸，总能映照出喝粥人的得失。花生粥浓香甘甜，仿佛一剂甘露，让人难以舍弃最后一滴，恨不得连碗底也舔个干净。

渐渐地，我发现一碗粥中，包含了太多的哲理和学问。一碗米、一捧豆、半锅水，用文火微微地炖，水以一种逐渐上扬的方式，将自己提升到至高点。米和豆以一种极度的虔诚最大程度地释放自己、舒展自己，米的温柔和豆的甜美都溶解到水里去了。这种柔到极致的汤又以一种博大的爱的方式缠绕着、痴恋着状如玉屑的米粒以及与米粒一起忘情翻腾的精灵古怪的豆子。

粥，以一种雍容的气度和华贵的质地，包容一切，包含一切，这是舌尖上的舞蹈，也是唇齿之间的罗曼蒂克。

忽然地，我怀恋起在老屋缓缓流淌过的旧时光了。怀恋起那座被火红的柴火轻柔地舔着肚子的油渍斑斑的灶头。那口热气腾腾、飘散着诱人香味儿的黑皴皴的铁锅前，一个一头花白头发、扎了灰暗围裙的老太太正一脸慈祥地忙碌着，端起一摞碗，一只一只地搁在灶头上，然后手持铁勺，从容不迫地用米粥将空碗一只一只填满。

一个妇人弯着腰走了进来，胳膊肘里挽着一兜沉沉的红薯。红薯又大又肥，红通通的，黄澄澄的，却又水淋淋的。

一个汉子大踏步地走了进来，弯着腰屈着背，背上一担沉甸甸的水，水里清澈地倒映着一张亮堂堂的脸。

那间烟熏火燎的、烟雾腾腾的老屋啊……

再也回不去的岁月，再也跨不进的老屋，再也喝不到的酸菜红薯粥，再也见不到的曾经亲爱的人。

粥包容了一切，融和了一切，只是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