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洁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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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初，我离开小镇宝昌的时候，正是入秋时节，晨风中已经有了些“初透”的凉意，路两旁那些参天杨树的顶梢上开始悄悄发黄，谁承想隔着车窗匆匆的一瞥，竟然就是开启了这一生中最久的离别纪念，虽然那天留在心底的影像依旧是灰蒙蒙的，却随着流逝的光阴日渐清晰和温暖起来。
我们一家是1975年秋天从锡林浩特市迁到这个临近草原边沿的小镇，说小那是因为它真的很小，镇上的衣食住行，几乎所有的“格局”都围绕着小巧和方便铺展而来，镇里仅有的两条无名“马路”，宽不过十米，长是可以一眼望得到头，往来车辆很少，吉普车就相当豪华；路两侧绿化简单，高大的杨树整齐舒缓着向东西方延伸着；镇里商业市场稀少且冷清，然而功能店铺集中度非常高，三个黄色联门的是副食品店，在百货大楼开业之前，只有东边十字路口一家百货商店，居民简单的吃穿用度都源于其中，逢年过节的票供紧俏商品也多是兑付于这里。在这个小镇上，我曾有过一次从最东边的城郊步行到最西边的西山坡的环城经历，全程大约也就只需一个钟头。
镇上几个大一点的居民聚集点，政府似乎都没有给予过正式命名，它们产权也不是同一个单位所有，更不用提公共物业，也就是时间久了住的人多了，规模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名字就传开了，比如西山坡，那原本算不上一个地名，更多的是指方位，因为小镇开始的范围向西就只延伸到这里，算是比较偏僻的所在，一座矮矮的长长的山梁把宝昌镇半围起来，沿山而下一片自然生成的杨树林，春的繁茂秋的萧瑟，远近之人尽可看在眼里，树林和居民区之间是一片狭长的山药地，盛夏季节，漫漫的山药花绚烂起来，宛若紫云铺陈一样美丽。
我家在西山坡的房子是二机厂建的家属房，那是我记忆中第一套带有庭院的“宅子”。
说起我在宝昌住过那些“家”，第一处该是宝昌二中院子里的那间平房，它是我们搬家而来最初的落脚地，准确来说也只能是间连廊宿舍。1975年我只有四岁，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却一直清晰记得那间宿舍，标准的一门一窗单户型，进门右手边放置一张两边带抽屉和柜门的桌子，那时有个名称叫作“两头沉”，桌子下面经常堆着米面口袋，窗前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睡得下我们一家四口，冬天炉火就安置在地中央，烟囱则从窗户最上面的玻璃打个洞伸出去，房间里摆放的东西都有实际生活运用，拥挤却不杂乱，虽然小到一家人都不能同时在房间里走动，我却一点不觉别扭，甚至在记忆里那就是我最值得怀念的“儿童乐园”。更何况，在当时那种居民房屋分配制度下，我们一家刚刚从外地调来，能马上有一处单独的住房，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事情。
二中的这一排宿舍，位于学校教育区联排教室的北边，与教学区隔着一片体育器材区和小操场，宿舍的公共大门朝向南，正中间进来，向西是五位已经成家的老师，向东我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有一间是单身男老师集体宿舍，其余几间里似乎有教学器材仓库。我们家是住在西边第三户，其中西边第一户是李老师家，她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我们很快就成为玩伴儿，后来小学和初中都是同学，友谊的小船划呀划，不知不觉划了四十多年，至今都保持着联系。
宿舍走廊很窄，每家每户又都在充分利用空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平时走起路来就像单行道一样，对面来人都得有一位要在人家门框形成的自然空间里礼让。我那时最喜欢的是走廊里的三个大窗户，三扇开的那种，中间固定，两侧可以向外推开，这其实就给小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进出走廊的特殊通道，安顿下来没几天，通过这个窗户我又认识了一个家住后排平房的小男孩，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三个娃娃经常通过这几扇窗钻进跃出，串门玩耍，哪怕划破衣衫抹一脸灰尘也乐此不疲。
五岁半那年，我上学了。
宝昌第三小学就在二中的斜对面，上三年级姐姐看到学校一年级开始招生了，就想起来成天在学校园子里闲逛的我，谁也没商量，回家翻出来户口本，拽上我就去报名报了，我也根本对上学没有“知觉”，就是跟着姐姐跑着玩，报名也就稀里糊涂去了，那时父母工作都忙，虽然因为我的年纪有点太小而心生犹豫，但是既然报名老师都没有嫌我小，他们也索性就没再说啥。
我觉得这辈子做学生的日子里，最快乐的就是小学五年，学习内容简单，同学关系友好，吃喝不愁，还有零花钱，特别是夏天，每到课间休息，都攥着几分钱聚在校门口，眼巴巴的向东望，宝昌的冷饮厂在东郊，当看到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的卖冰棍的阿姨骑着自行车，车后挂着一个小箱子，喊着“冰棍冰棍”渐行渐近时候，我们就蜂拥而上，三分钱一根水果的，五分钱一根牛奶的，那个时候，哪里会有什么水果和牛奶，无非是为了体味一点快乐的冰意和奶香罢了。
在二中院子里，我们住了三年，1978年我小学二年级，母亲所在的二机厂分房子了，我们家带着不多的家具，一路向西迁到了西山坡。
西山坡的公房是两间朝南且带个院子，院门西侧我们自己盖了两间储物间。说起这个院子，那可是我生平至今拥有过的最大私有空间，进门是父亲精心垒起的一个花坛，中间的小路用碎砖头拼成，两边是菜园，这个菜园想绕行一圈，最少得五分钟，可想而知院落的“尺寸”。
那时候父母工作都忙，疏于打理偌大的庭院，种植和管理都有些随心所欲，导致几年中，这菜园的作用基本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倒是疯长出很多花花草草，黄的金灿灿，粉的格桑花，白的紫的西番莲，还有野枸杞，每到秋天就能结出来星星点点的红果实，着实漂亮。内蒙古草原温暖的季节也就三五个月，反正时辰一到，庭院里五颜六色起来，真有点“不到园林怎知花色如许”的欣喜，说争奇斗艳有点过分，但热闹浮华的确不假。
往后的日子平凡且安静，西山坡房子越盖越多，居住的邻居也是来来往往，有的调换了新房搬走，就有接续下来继续居住。我们家也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对面就是二中，过了马路就到家，二年级的时候搬到西山坡，旅途距离增加了几十倍，单趟步行就得半个多小时，待得上了初中，学校一中就在西山坡北侧，那土坯院墙多少年都有个豁口，补上就会被掏开，我们这些西山坡的学生就从那翻进翻出，上学路上花不了五分钟，谁知道刚升初二，家又搬动，先是到二机厂东侧一套两间半的家属房，一年之后一鼓作气搬回南菜园，那就是二中墙东一大片新盖的教育局家属区，南辕北辙的求学之路在春夏秋三季还马马虎虎，最可怕的就是隆冬时节，草原的寒冷刻骨铭心，那个时候也没有天气恶劣就停课的规定，每逢风雪天至，我们就得裹得严严实实，把能够感受风雪的部位仅限于一双眼睛，即使这样，一天四趟下来，睫毛上都挂出来冰霜，几乎等于塑了四回活动小雪人。
1988年，我们举家南迁，从内蒙草原来到了安徽萧县，宝昌的房子是公房，我们走了单位理所当然要收回，但是院子里附属的储藏间煤球房种的树，甚至鸡窝，产权都是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了私房买卖，但价格很便宜，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也就拿到2000块钱吧！
回过头来细想，人生居所的迁移，也是件蛮有意思的事。在内蒙生活那十八年，曾经觉得好漫长好辛苦，就像春天在书本里本该是温柔长满枝头的季节，可我最深印象的却是狂风中那漫天黄沙，记得有一次参加六一儿童节仪仗队预演训练，大鼓小鼓铜镲红旗彩旗近百米长队正走在快乐的路上，突然间就看到西边的天空就暗了下来，狂风卷着乌云沉甸甸地铺了过来，压根不给人躲避的时间，瞬间席卷了我们，短短的风过“耳”，就看到队伍中间那几面大鼓已经自顾自“跳”下了鼓架，开始在风中自由滚动，腰鼓铜镲叮里咣啷响成一片，我们手里挥舞的彩旗不由分说脱手飞上了天，突遇“险情”的学生们既慌忙又兴奋，三个五个揪在一起大呼小叫，风沙中谁眼睛都睁不开，抓住谁就依靠谁，只能听到老师们声嘶力竭的招呼声，这股风沙排山倒海一鼓作气地穿过了我们的队伍继续向东奔驰而去，只是在这条回家路上，留下百十名童子军灰头土脸丢盔卸甲。那时候真羡慕家住在附近的同学，三步两步各回各家，不见了踪影，我们远道的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推着大鼓拖着旗杆，裹挟着二两飞来黄沙继续回家的路。
草原那些说起来总有些辛苦含义的环境就像牧民蒙古包里时时腌酿的奶食，有不少当地生活的人都不能忍受那股浓浓的发酵味道，可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远远地离开草原几十年了，却还能在夜梦中醉倒在那种氤氲里，待到睁开眼时，窗外微亮的晨光带给我的恍惚仿佛又身置于小镇上那个轻轻松松的院落，看风吹过，看花苏醒，看天际的天色一帧一帧从青色褪出鱼白直至泼洒成蔚蓝，我是真希望生命能够周而复始的像阅读一本喜欢的书一样，总可以把动心的句子一遍一遍默默诵读，不论日落星沉，只为能让思念成沙，随风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