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

一个多月前，在十三楼自己家门前的楼梯口，王建国摔了一跤。

这一跤，让王建国彻底躺在了床上。对于楼梯口这个环境，王建国不知道用双手双脚来回摸索过多少次，几个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就是王建国一个人在家时，独自出来遛弯的地方。出门径直往北3米，正对着楼梯窗口，靠窗有邻居置放的三个花架，花架上有三小盆吊篮。窗外楼下有一所小学，虽然透过窗口会有阳光或者风穿透进来，王建国眼前只是一片灰暗，甚至完全黑暗。在一个人摸索踱步时，花盆、拐角处的木质楼梯扶手，都是触手可及、而且再也熟悉不过的标记物，除此之外，只能听到窗外的风声雨声，和偶尔从学校隐隐约约传来的孩子们的读书声。

就在七八年前，因为眼疾，王建国的双眼逐渐失明，这个世界在他的眼前渐渐地就关闭了。先是右眼，视力模糊伴随肿胀疼痛，在县城和省城的大医院之间来回跑了很多趟，也跑过一些知名的民营眼睛专科医院进行调治，医生明确地说，像青光眼、眼部黄斑变性、眼压过高等眼疾，都能导致视神经功能下降和受损甚至萎缩，治疗只能缓解症状，既不可逆也不能痊愈，最终都会导致失明。

在接受治疗的头两三年里，王建国渐渐也接受和适应了右眼渐渐失明的眼疾现状，后来对于治疗也就是例行点点眼药水，吃点消炎药或者止疼药，在心理上也有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也不再去想会有一天右眼完全恢复视力，用一双眼睛去重见天日。

好在左眼开始还没受到多大影响，但是视力下降的也很厉害。王建国从年轻时就佩戴近视眼镜，除了睡觉，眼镜从不摘下来。右眼失明之后，安装了一只义眼，依然戴着眼镜，猛一看，还真看不出右眼术后的明显特征。但是，户外活动明显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不能与过去的老同事闲暇时打打牌，也不能再喝酒了。纵使有万千热爱，也终不抵似水流年。

右眼失明之后，王建国平时里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宅在家里。天气晴好、气温适宜的时候，清晨或者傍晚，在老伴的陪同搀扶下，王建国会坐电梯到楼下的小区去转转，在小区道路遛遛弯。坐在小区休闲广场周边的石凳上，有时候会还遇见过去的老同事、周边邻居，王建国也会和他们一起东拉西扯，聊天说地，一坐就是好半天。

王建国虽然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或者外面的世界已经很模糊，但听力依然敏捷。于是，收音机也就成了不离身边的“手伴”。从年轻时就养成的关注新闻的习惯，让王建国依然从收音机的音频声波中捕捉到家国大事、人事变迁、乃至国际事件、世界风云等等，让他并没有和这个世界完全隔离开来。比如俄乌战争情况，大国元首会晤透出的信息，家乡的哪一条道路临时管制等等。有在省直机关供职的亲戚过来看他，坐下来陪他聊天，从工作忙不忙、是不是经常出差聊起，王建国都能一口说出这个厅那个局的一把手的名字，某厅的某某厅长近期还到某地某单位开展专项工作调研，书记县长都亲自陪同等等。

儿子孝顺，在网上给老爸购买了一台带蓝牙的播放机，储存卡里存储了大量的歌曲、相声、戏曲、说书等，还有语音点播功能。这台播放机就像是一个听话的秘书，只要王建国喊一声，“小安小安”，机身上紫罗兰色的指示灯频闪几下，就会有一个轻柔的女声应答，“好的，我在”。接着王建国就会下指令，“播放《怀念战友》”，小安就会立即应答，“好的”，机身上紫罗兰色的指示灯频闪几下，音乐就会从音响中流出，只要喊出相应的歌曲名称等，播放机就会营生自动切换，这也让王建国平时呆在家里的生活增加了不少声音和“色彩”。

已是古稀又近耄耋之年，王建国现在倒是有大把大把时间来回忆自己走过的大半生。王建国虽然出生在解放前，也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旧社会擦了个边。那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又经过几年内战，一个崭新的社会到来了，新中国成立了，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给孩子起个名字叫建国，也是有着纪念新社会新国家之意义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中的长子，历来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为消灾保命及转移命相，以祈佑孩子健康成长，父母亲为长子王建国认了义父义母，也就是“认老干大（爹）老干妈”。这一认亲，这门干亲跟随王建国一直走到今天。干爹干妈还在世的时候，只要干爹干妈家里有大事小事，王建国夫妇都会出面到场。逢年过节，都会置办丰厚的年礼节礼，比如过年时候，每年的十冬腊月都会准备一个腌制好的猪后座，还有其它的比如咸鸭咸鸡等，亲自送到干爹干妈家里。每年正月初，都会带着孩子一道，全家给干爹干妈拜年，全家其乐融融。干爹干妈病重和料理后事，王建国夫妇也就像亲儿子一样忙前忙后，直到两位老人入土为安。早些年的时候，每年清明节，王建国身体还跟得上，都会与干姊妹一起到墓地扫墓。

干爹去世都三十五年了，干妈也去世二十年。如今，和王建国平辈的干姊妹，只有大妹一家还如以往一样，像亲姊妹走动，只是大妹家搬到外地多年，平时见面的时日也不多。逢年过节，王建国都会让老伴准备很多年货，像自己腌制的香肠、腊鹅、咸鸡腊肉，还有干制的萝卜干、槐树花、珍珠菜，拌好的蒿子粑粑米面等等，装上满满的一大纸箱，通过快递发过去。让王建国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这种亲情，胜过至亲。

王建国父辈解放前就在老县城开了一家照相馆，符合手工业主、小商人、以个体经营或知识技能为生的特征，按照解放初期的阶级划分，应该属于手工业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建国出生有背景还算是深厚的，家里至少不会是那种饥寒交迫的生活状态，年少时至少家庭生活无虑，童年无忧。因为地缘、行政区划调整、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等原因，县城也几经搬迁，父辈的照相馆跟着县城搬迁，依然开在老县城人员流动较大、人口密集的闹市口。解放后，通过新中国初期的“一化三改造”，公私合营，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照相行业在这座老县城里，一直还有独立的市场。王建国父亲去世得早，照相馆有其叔叔照管，一直到照相机渐渐普及，应该也就是80年代末，照相馆行业式微才关门歇业。王建国叔叔到省城创业，在闹市区租赁了几间住房，改为小旅馆，生意也很红火一阵子。

回想自己小时候，给王建国留下模模糊糊印记的是，整个国家百废待兴，蒸蒸日上，新中国伊始，国家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尤其是制定了“一五”、“二五”规划，结合大江大河治理，在大别山区兴建好几座大型水库，这些水库当时还有苏联专家援助建设。

大概在王建国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因水库建成蓄水，原来的县城淹没在水库下面，举家搬迁至新建县城。全家在县城获得宅基地，盖上了新房子，开启了新的生活。王建国觉得，少年时期的生活快乐，学习也是很轻松快乐的事情，而且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当年为数不多的、考入地区第一中学读高中的几名优秀学子。上高中时候的王建国，身高1米75，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又佩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

右眼失明后的头两年，王建国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宅在家里，听广播，在家里遛弯、在楼梯间遛弯，清晨或者傍晚在老伴的陪护下，到小区广场遛弯。但是不久，左眼也开始出现同样症状，视力模糊伴随肿胀疼痛，王建国又开始新一轮的在县城和省城医院的眼科进行治疗。其实，王建国已经有了心理预期，那就是不久过后，这个精彩的世界将向他彻底地关上窗户，他再也不能用眼睛观察到明媚的春光、缤纷的秋色、晶莹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孩子们的笑容、远山的云彩，当然再也不用佩戴厚重的眼镜。

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王建国内心还是崩溃的。双目失明，首先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行走的时候不敢迈不开脚步，整个人都会有失重的感觉，看不到标志物，几步路后，就会失去方向感，如果你去搀扶他，就会明显地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会倾斜，重重地依靠在你身上。另外一个方面，在心理上，王建国非常明显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废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都不常人应该有的状态，而且双目失明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给精神上带来的创伤更像一把刀子，时不时戳在王建国的心上，于是就产生了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念头，想死的心和意识自然就时不时流露出来。好在有老伴和子女精心照顾，还有孙辈爷爷长爷爷短的叫声，让王建国要调试好自己的心态，慢慢去面对和应对。

其实，这个世界对于王建国来说，失明之后，回忆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但是，再也不能亲自用笔记录下来，也没有人会用大量的时间去听他口述并记录下来。因此，王建国会长时间枯坐和沉默，靠着回忆来打发时间。

高中毕业后，英俊潇洒的王建国考入当地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当年一同从县里考入地区一中的几个同学，作为高中毕业生，已经是高学历人才了，毕业后有一半直接回到原籍，有的进机关当干部、有的到基层当老师。能够到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件。在读大专的两年时间，王建国心无旁骛，专心修学，成绩优秀。两年时间很短暂，转眼就毕业了。而这时，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大专毕业后，王建国也回到老家，被分配到离县城20多公里远的区镇下面一个村的中心小学，当上了“孩子王”，从此与教育结缘。后来，又到区镇中心学校任教，直到在区镇教育组、教育办公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教办”岗位上退休，王建国就在这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上成家立业，教书育人，再也没有回到老县城的老宅。几十年风云变幻，而特别凑巧的是，十几年前，老县城整体搬迁到王建国所居住的老区镇所在地，又成为新县城的第一代居民，而老县城的老宅也在几年前按照规划整体拆迁了。

那时候的中心小学，虽然叫中心，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大队的一所学校。六个年级后来缩短学制改为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班多的也就十几个人。教师也就是三四个人，一个老师交叉带几个年级或者带几门课，有时候还要把低年级的学生合班上课，一堂课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开教学。学校放学早，学生一走，整个学校冷冷清清，也就有一两个教师，住在学校教室边上简单的红砖瓦房单间的宿舍，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最早连自行车也没有，更没有便捷的交通可以搭便车，出门全靠走。王建国现在想想，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一下子被“发配”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比起现在，住高楼，有电梯，有私车，人生简直是到了最低谷。可是古稀之年，双目失明，又让王建国感受到这又是人生的又一个低谷。

好在不久，天定的姻缘，让爱人出现了。

王建国现在是想明白了，也终于相信姻缘肯定是天注定的。在第一个工作岗位上，王建国遇见了现在的老伴。风里雨里几十年，既有磕磕绊绊，也是相濡以沫。自从眼睛失明以后，跟在眼前忙来忙去的也只有老伴一个人，这让王建国感慨万千。

老伴还是姑娘的时候，二十多岁，就是学校所在地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年轻有为，吃苦耐劳，做事果断泼辣。走起路来也是风风火火，好多小年轻跟着走路都觉得吃力。经人介绍，和王建国见面认识相处，双方都很满意。见过双方家长，也算满意，虽然王建国母亲觉得未来的儿媳妇还是农村户口，以后孙辈们也都是农村户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心存不安，一直有芥蒂。但是，这个媳妇非常不简单。

王建国老伴从大队妇女主任做起，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生产大队大队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老伴的事业也遇上了好时代，先后担任或者当选为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当地农民，成立农业合作社和村办经营性企业，不辞辛劳，亲自跑省城、去外地进购种子农药化肥，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带动农民发展蔬菜大棚，开展农业多元化生产经营，在当地农民和亲戚朋友心里，书记就是一个“大能人”。因为工作需要和出行方便，老伴还买了一辆玉河牌轻骑，也就是燃油的电驴子，在乡镇公路上骑起来如一阵风，为此，还摔断过胳膊。这个生产大队，后来改革叫村，他们的各项工作都得到当地政府部门和领导的认可，到了九十年代，老伴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任届期间，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一次全省人代会，可以说是到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而王建国还是按部就班，工作不急不徐。后来调到镇教育办公室上班，在镇上分到临街的住房，是那种老式二层的砖瓦房。老伴也因为工作出色，被抽调到镇乡镇企业办公室工作。这时候，他们的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也都陆续长大成人了。家庭经济收入有了好转的时候，在老伴的坚持下，把原来在村里的三层楼房卖掉，在镇政府对面，自己现住的房屋背后，临河边上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那条街按照规划，当时叫将军大道，因为不在老街，房子建成后，门面房出租也不是很景气。小儿子结婚的婚房，就安排在这座新起的楼房。但这个选择，没想到会是一个大大的福利。就在老俩口都接近退休时候，县里决定将老县城搬迁到他们居住所在地，他们的两处住房都在规划拆迁范围内，测算来测算去，应该补足多少平方米的住宅，还有两间几十平米的门面房，在回迁小区分到三套住房，住上了高楼大厦，基本上也算是在原地回迁。

王建国现在的住家是一个有十几栋高楼组成的回迁小区，每栋楼都在22层左右，居民入住率还是挺高的。目前还是政府代管，也不需要缴纳物业费，地下停车场也是免费的，儿子也住在同一小区另外一栋楼里，联系起来也很方便。附近还有大型商超、建材市场等。离城区的主题公园桂花公园、县中医院等都不远。

王建国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只读到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就走上社会，这让王建国内心多少有些遗憾，

现在的这个家，王建国大女儿却没能见看到。大女儿已经去世好多年了，王建国和老伴每每想起，心里都很难过。因患尿毒症，前前后后治疗了十多年，包括透析、到省里大医院换肾等等，离世时还不到40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王建国和老伴心头永远的疼。

王建国结婚后不久，还在生产大队小学任教时，大女儿就出生了。王建国现在想想，大女儿几乎都是老伴一手带到断奶，稍大一点就送到老县城交给奶奶带，一直有奶奶带大，上小学、上中学，所以大女儿跟奶奶很亲近。大女儿谈婚论嫁时候，自己找了个对象，家是县城的，当时在缫丝厂上班。工余闲暇时，那个留着长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对象，就背着个吉他在桥头街边弹唱，一下子就把王建国大女儿给迷住了。王建国开始很不待见，对这个未来女婿也有一些成见，但是没能阻挡住年轻人的爱情。结婚后不久，女婿就下岗了。好在改革开放、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女婿在商海中倒是有眼光，如鱼得水，善动脑筋，入股客运班车，跑省城的班线，赚足第一桶金，小家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又到外省做生意、自己开过汽车销售等门店，对王建国和家里亲戚朋友也是尊重有加。尤其是，大女儿患病后，女婿至始至终不离不弃，不管有多么难，都坚持治疗，从不言弃，这让王建国对这个大女婿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全面接纳这个女婿。女儿去世后，女婿至今也没有再婚，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养大成人，也结婚生子，这又让王建国心理上有了更多欣慰。

小女儿是老二，自小到长大成人，也没让王建国和老伴操多少心，说成家就成家了。王建国和老伴都还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也很忙，小女儿也有奶奶帮着带看。小女儿乖巧懂事，也会做事，还会做菜，成了家里的好帮手。结婚后，也经常回家帮忙打理一些家务。小女婿是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微胖，看起来憨厚诚实，实际上也就是憨厚诚实。小夫妻俩相敬如宾，互相谦让。女儿也是高中一毕业就不再读书，开店做过服装生意，在集镇上开过小饭店，丈夫在外面上班打拼，有时候也投资做一点小生意。小夫妻俩很早就在老县城购买一套商品房，楼下有车库，楼上还开辟了一大块院落，种满了绿植、花卉，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王建国坐下来想想，也十分感叹，如今二女儿如今也做奶奶了，儿子上大学时就谈了个女朋友，是外地的，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不久孙女也出生了。

儿子是家里的老小，自小就有王建国和老伴自己带的多一些，跟着一起生活的时间也长一些，操的心也更多一些。高中一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学了驾照，获取A照以后，就买了一辆双挂货车，跑起了长途运输。那时候，那座临河的三层楼房已经盖起来了，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经人介绍，儿子与离开集镇不远的一户大家庭的女儿认识、定亲、结婚。儿媳妇家几个哥哥在当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开超市、经营旅店等，儿媳妇一直在哥哥的超市打工，儿子却来来回回折腾了不少事情。那种传统粗放的长途运输方式渐渐被公司物流所代替，长途运输本来就是非常辛苦的活计，餐风露宿，星夜兼程，还遇到许多不确定不安全的遭遇，连放在车斗里的大块雨布都被人偷过。结婚后不久大孙子就出生了，跑运输的活也就不再干了。后来，经人介绍说东莞那边有做物流的，就相当于中介业务还不错，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开始几年还真是做的不错，把老婆孩子接过去一起，还从老家这边找了一个做饭的，专门给公司员工做饭。谁知好景不长，那个合伙人卷起公司的营收在一夜间消失了，也就是说，儿子在公司被骗了，整个人就像失魂落魄一样，到处无目的地寻找那个合伙人。那段时间，王建国老伴也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立马南下，找寻儿子，硬是在火车站把儿子找了回来，还赔了不少钱。

王建国一想到这件事，就有些愤慨。但再想想，儿子也还算是知止知安的，对长辈孝亲、亲戚孝敬，在外面也没有惹过多大的篓子，遵纪守法，护佑小家，也还算是不错了。儿子回来以后，也消停不少，渐渐就呆在家里多，不再外出找寻工作，在门面房开了一家烟酒商店，还做了某家酒厂公司的几级营销代理，酒厂搞活动，儿子还专门安排母亲参加公司组织的海南五日游。只是儿子还是挺有个性，经常参与一些公益体育活动，比如周边相邻三省三县篮球联赛等，王建国还是有些不快。

儿子的事情渐渐走上正规以后，接着小孙子又出生了，紧接着又过两年大孙子上高中。大孙子中考成绩不是太好，上不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全家人商量后，打算把他送到100多公里以外的邻县，到那里一所远近闻名的寄宿制民办公助高中读书。那时候，王建国左眼眼疾还刚刚开始，不是很严重，这样王建国和老伴又开启了三年陪读生活。三年陪读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后来王建国回想，那三年其实是老伴付出的更多，买菜烧饭，洗衣扫地，就窝在那租住的逼仄的几平方房屋里，冬天冷夏天热，自己好像也就是偶尔去陪住一下，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陪读家长，大多是爷爷奶奶辈，聊天多了，老伴还有了意见和误解。好在三年陪读辛苦，大孙子也很争气，高考登榜，上了省内一所本科院校。在校期间，响应国家大学生参军号召，应征入伍，在基层武警部队跌打滚爬两年多，丰富了孩子的年青时代的经历。

王建国想，如今小孙子也要上高中，可自己和老伴实在力不从心，帮不上什么忙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又摔了一跤。那天，从楼梯口窗台转角处往回走的时候，可能有点迷糊，还没有摸到楼梯扶手，就一脚踏空，整个人就如同失去知觉一样，重重摔下七级台阶，落在楼梯转角处的平台上，额头擦着墙角，头皮破裂血流不止。老伴发现时，已过了不少时间，赶紧打电话给120，打电话给儿子让他过来，紧急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经过检查，脑部还好，额头要缝上好几针，腰部和坐骨有点影响，倒不是特别严重。出院后不久，谁想到，王建国躺在客厅沙发上午休时，又从沙发上跌落下来，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随后，家里还专门买了张轮椅，谁知医生说，腰椎脊椎损伤病人，千万不能坐轮椅，伤筋动骨一百天，要尽量躺在床上卧床休养。

许多往事成云烟，许多记忆在眼前。王建国躺在床上，偶尔也会从床上起来在硬椅子上坐坐，但不再呼唤“小安”播放《怀念战友》或者《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经典歌曲。身体似乎不再是自己的，而思想却永远在自己左右。王建国想小时候的快乐时光，想青春时代的激情四溢，想着年轻时纯美爱情，想着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想这一生，值了。

自从双眼失明以后，王建国手上就多了一块可以按键报时的手表。白天，有家人一起，有活动规律，还能大概琢磨出时辰。夜深人静的时候，时间就像一头怪兽，王建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出时间。实在是想知道此时何时，王建国就会摸索着手表按键，手表就会发出清脆精准的报时声音，现在是凌晨三点，现在是凌晨四点。

于是，长夜难眠。王建国也总觉得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