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烁在文学传承中的一束霞光

自上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诸城杰出的代表性作家王统照和臧克家等人的文学创作，就始终关注现实与低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无论反映北方农村破产和农民觉醒的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还是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等，都将深情怜悯的目光和一支速写乡村的淡墨笔，瞄准了困苦的乡村和挣扎在贫瘠土地上的下层民众。他们的作品，虽然区别于宫廷剧、城市生活和工厂等题材，但在中国文学史上照常绽放出艺术的花朵，显示着无穷的生命力。

令人欣喜的是，近日拜读诸城籍作者刘霞的散文集《春见》，忽然发现了某种文学传承上的背书和意义，以至于很快得出一种相同共生的印象。确切的说，刘霞的散文，正是植根于这种民族叙事与民间格调，才在如此深厚的文学土壤里冒出新芽，并且行走在日益宽广的现实主义道路上。

《春见》里，主要采用了两种叙述视角，其中二十二篇是第一人称，五篇为第三人称。而这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刘霞倾注满腔情感并用纪实或白描手法描写的一个个人物，几乎每一位都是平凡世界里的普通人，包括作者自己。这自然与王统照和臧克家时代塑造的人物有所不同，在这些极其平凡的人身上，很少奚大有那种背乡离井的苦难，更没有寄人篱下“老哥哥”的愁苦，而是聚集了世间所有的美好、善良、韧性和向上的力量。他们是《良师》般的兄长上级，是《小脚姥姥》，是《我的小学老师》，是《茉莉花开》里的父亲，是《母亲》，是《三叔的茶缸》里的三叔，是《四哥》，是《嫂子的小茶桌》里的嫂子，是“小暖男”，是《悠悠茂腔情》里的爷爷、大爷和小叔，是《往事如烟》里的陈雯的婆婆等等。可以说，他们作为社会和家庭成员，无一不是刘霞的心之所系，情之所牵，也自然而然的成为她笔端下的主角，是天然的未被雕饰的众生中的“这一个”。既然如此，歌赞他们，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百姓说人话，就应该是主旋律中一支嘹亮的插曲。因为在这个县级城市的大厦里面，那些铺设在底层的每一块砖瓦，或许都能折射出他们当年勤劳的身影。但是，如果说刘霞对社会生活只是一味浮夸，美化，未免偏颇。其实她的笔锋是犀利的，语言也是辛辣的，尤其是现实当中存在的某些痛点，就像长在躯体上的疖子及伤疤，她都坦然面对，拿起的是医用手术刀。譬如，《良师》中的“丁大善人”丁洪亮，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伸出温暖的手，送给跪在商场楼前双腿残疾的父亲和双目失明的女儿五千元钱。再如《往事如烟》，不知哪年，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加完班的陈雯的婆婆，在巷子头上，将路灯下穿破烂大衣搂着昏沉小女孩的中年妇女，领回家去。原来，那娘俩好久没吃饭了。第二天她们走时，婆婆又塞给女人一包衣服和五块钱。这些善举，在让人感动的同时，也使人警醒与思考。何时天底下无灾无痛？

提到诸城前辈作家王统照和臧克家的散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著称，堪为经典。除《山雨》外，王统照的散文《北国之春》，洞察揭示社会现实，体现了他的文学理想与追求。臧克家的散文贴近实际，使用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让散文具有了诗化特征。毫无疑问，这些文学巨匠的思想与创作风格，充分给予了刘霞以潜移默化的滋养，使她的立意构思乃至文学素养等，都有了传承的扎实根基。所以，《春见》既真实的记录了她的思想脉络和生活经历，又从各个侧面展现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风貌，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记。如刘霞之所以从小就喜欢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开》里，她和母亲、妹妹，跟随父亲所在的部队暂住福州的军营，亲眼目睹父亲每年都在花开时节，给诸城的爷爷邮寄茉莉花茶的情景。哪怕是父亲第二天就要奔赴云南边境执行任务，也要在出征前买来花茶，嘱托母亲邮寄。这种胸怀家国的父子之情，深藏着作者及家人的情意，营造的意境独特而朴素，也让真情抚慰凡人心，触动了很多读者的心灵。恰恰《春见》中，这样的真情实感比比皆是。再如《“遇见”苏东坡》，这里的苏东坡是百盛商场二楼上的一幅壁画。当然，刘霞差不多天天看见，可让她几次驻足的原因，却是工作生活中初次遇到顾客为难挑刺、父亲身患重病之时。她站在壁画前，从苏东坡的超然豁达中得到启示，并挣脱迷茫和困惑，抬头发现风雨过后的彩虹。这种自我解剖式的批评精神，加上生动的细节，鲜活的文笔，就让个性化的作者形象呼之欲出，从而具有了散文的审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