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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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
风吹走的砂
作者： 林柏
新年刚过，重庆城内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里新来了一个从解放军队伍转业来担任干事的年轻小伙子，名叫阿廉。他不仅个子有一米八五左右高，而且长得比较英俊，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腰板挺直，听说篮球还打得不错。
阿廉今天上午来团工委报到时，组织部唐部长刚开始与他谈话安排工作，局长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要阿廉马上去局里篮球队参加训练，准备晚上在城里大田湾体育场西南铁路局篮球队与西南军区篮球队打比赛。
唐部长在局团工委开会时对谢书记抱怨说：“来个新人，工作都还没有安排好局里就把人喊走去打篮球，这还要不要我们下属单位好好工作了？”
唐部长刚抱怨了两句就被谢书记使眼色制止了，等到开完会后谢书记才对唐部长说：“你不知道？这个阿廉是我们廖副局长亲自从西南军区要过来的，他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局里打篮球，是通了天的，你不要抱怨。”
西南铁路局是直属铁道部的省军级单位，廖副局长是两年多前成渝铁路建成刚通车不久时由原来东北军区的一个军副政委任上转业来担任副局长的。
成渝铁路通车后，原来的西南铁路工程局一分为三，一部分加入了铁道兵队伍，一部分转到了其他大区的铁路单位，而负责铁路营运管理和维护的部分就留下来成为西南铁路局，继续负责整个西南六省的铁路建设和管理。
西南铁路局的篮球队虽然在成渝铁路还在建设时就组建起来了，但是因为人员工作地点分散，训练和管理不正规，所以实力只能算一般。西南地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的男子篮球比赛在新建成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举行时，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没有能够小组出线。那时廖副局长刚来，看到西南军区、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等很多单位的篮球队都比西南铁路局篮球队实力强，心里有点不服气，觉得我们这样的大单位也应该有一支好篮球队。
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六年前解放四川后，西南军区在重庆刚成立时，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也就是大家称呼的贺老总就组建了一支西南军区男子篮球队，并且经常与地方篮球队打比赛。据说贺老总过去在领导红军湘鄂西苏区、红军第二方面军和八路军晋绥解放区时，就组建过名为“战斗篮球队”“战友篮球队”“前线篮球队”等等好几支篮球队，而且他自己十分喜欢打篮球。
在湘鄂西苏区时红军的生活非常艰苦，篮球是自己动手做的，用棉花、破布和绳子等捆扎，没有弹性，不能拍球，只能传球和投篮，但是贺龙司令员和湘鄂西红军“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仍然打得很起劲。那时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们听贺老总说过，民国初年反袁护国和护法靖国时他在川军第九旅担任旅长，驻扎在川东涪州府时就组建过一支篮球队，叫做“共和篮球队”。
现在贺老总在西南军区组建的篮球队称为“战旗篮球队”，就像西南军区文工团被称为“战旗文工团”一样，这已经是贺老总组建的第十六支篮球队。
此时全国六个大军区的体育和文艺团体都有自己的专有名称，西南军区的是“战旗”，东北军区的是“前进”，中南军区的是“胜利”，华东军区的是“前线”，西北军区的是“战斗”，华北军区的是“战友”，这些名称听起来都十分响亮。不过西南军区的战旗文工团不需要贺老总操心，战旗文工团的事情主要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在管，据说邓小平书记喜欢看戏。
西南军区篮球队的对手主要有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手下的篮球队，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书记手下的篮球队，还有西南工商业联合会的篮球队，西南教育委员会属下由大学和中学师生组成的篮球队等等，这些单位的篮球队水平都不错。不过，西南军区篮球队与地方上的篮球队打比赛，几乎从来没有输过。就拿西南铁路局来说，算是西南六省的大单位了，下面有重庆、成都、贵阳和昆明四个铁路管理局，以及西南铁路工程局等机构，干部和职工超过二十万人。西南铁路局篮球队偶尔赢过西南军政委员会篮球队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篮球队等强队，却从来没有赢过西南军区篮球队。
现在几乎每个周末在大田湾体育场都有篮球比赛，贺老总都快六十岁了，仍然还时不时要上场去打一会儿比赛，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钦佩。
廖副局长过去在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军区时也打篮球，而且打得还比较好。抗美援朝后期廖副局长所在的那个军在鸭绿江边驻守，美国飞机轰炸安东时廖副局长的腿被弹片割伤，他这才没有继续打篮球了。现在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打球，廖副局长几乎每场都要去看，而且常常撇开教练员去直接指挥。
两个多月前西南铁路局篮球队在与西南军区篮球队打球时又输了，廖副局长气得让人把准备给球队打完球加餐的白面馒头和咸菜抬走，不给队员吃。
想不到这事恰好被在场的贺老总看见，他命令把馒头和咸菜马上抬回来摆在为军区篮球队准备的大肉包子旁边，让双方队员一起吃。
贺老总问邓小平书记：“西南铁路局篮球队带队的那个大个子混蛋是谁？他怎么这么霸道不讲道理？队员打完球后饭都不让他们吃？”
邓小平书记回答说：“那是西南铁路局的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姓廖，过去是东北军区的一个军副政委，两年多前转业来重庆的。”
贺龙司令员让人把廖副局长叫过来，猛然大叫一声“立正！”把廖副局长像一截木头一样戳在自己面前，然后把他一顿猛训说：“你这个东北军区的军副政委过去是怎么当的？怎么能够耍军阀作风呢？难道你不懂官兵平等？”
廖副局长立正站在贺老总面前，敬礼的右手一直没有敢放下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直到贺老总喊：“稍息！向后转！退下！”他才退到一边。
多亏在场的邓小平书记和刘伯承主席打圆场，不然依照贺老总的脾气，还不知要骂廖副局长什么难听话？贺老总原来是华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是西南军区司令员，去年秋天与刘伯承主席一起去北京，与朱德总司令、原来西北野战军和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等一共十位老总都被授予了解放军元帅军衔，廖副局长这个军副政委当然不敢顶嘴，虽然他心里不服气。
邓小平书记把廖副局长拉到一边，轻言细语地对他说：“小廖，你是老革命了，过去在部队里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怎么才转业两年就把光荣传统丢了呢？贺老总批评你是为你好，你回去后好好想一想，想通了，给贺老总写个书面检讨。呃，对了，你交给贺老总的秘书之前先拿给我帮你看看。还有，我听说你把西南铁路局篮球队称为战火篮球队，战火这个词不太好，中国战乱了已经上百年，现在刚刚才安宁下来，我们不应该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再有战火，你说是不是？你们铁路上跑的列车最重要的应该是火车头，只有火车头领对了路，列车才会运行得好，我看你们的篮球队叫西南火车头篮球队好不好？”
廖副局长连忙给邓小平书记立正敬礼，说：“谢谢首长指点和关心！我们西南铁路局的篮球队从现在开始就叫西南火车头篮球队。”
廖副局长又向贺老总和刘伯承主席再次敬礼，然后才转身离开了。
这件事情之后廖副局长心里一直后悔，倒不是后悔自己耍霸道被贺老总骂，而是后悔当初答应到西南铁路局来：“唉，前些年自己转业不应该到西南地区来，西南地区主要领导全是一野和二野的，我这个四野的人跑过来当然不受待见。如果自己还在四野林老总和罗老总手下，肯定不会受这些窝囊气。”
廖副局长心里遗憾的事情还有就是他早转业了一年多，没有被授军衔。当然，军副政委至少应该被授予大校，如果运气好还可能是少将。
虽然廖副局长对于西南铁路局篮球队老是输给西南军区篮球队心里很不甘心，但是还没有找到好办法来扭转局面。不过廖副局长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一直在留心其他几支篮球队中球打得好的主力队员，让人去了解是否有机会把其他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挖一两个到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来，这样不仅可以快速提高西南铁路局篮球队的整体实力，而且也许能打赢西南军区篮球队。廖副局长心想，等我们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把西南军区篮球队打赢了，贺老总你总不会会再好意识骂我了吧？到时我可得好好地出一口气。
廖副局长听说过，西南军区篮球队刚成立时水平也不高，贺老总就亲自到上海去找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老总帮忙，从上海的“华南”“大公”“泰康”和“回力”四支高水平的篮球队中物色了好几个篮球队员，把他们挖来加入了西南军区篮球队。廖副局长心里想，既然贺老总能够去别的地方挖人，我为什么不可以学他的样？也挖几个人来西南铁路局。
机会还真有，局里办公室的人汇报说西南军区篮球队那个叫阿廉的高个子，是军区干部服务团的一个副连级干部。他是贺老总的队伍刚进入四川时在川北家乡参的军，听说最近要被安排转业，因为他家里是大地主。
廖副局长知道得很清楚，在最近的肃反运动中，中央组织部有新指示，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基层干部都不能再在党政军机关重要岗位工作。西南军区的干部服务团是保卫西南地区重要单位的队伍，过去是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的警卫部队，现在负责军区司令部、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南局、重庆高级干部休养所和重庆战犯管理所等二十几个重要单位的警卫。
廖副局长让办公室和政治部的人马上去办，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阿廉弄到西南铁路局来。其实廖副局长早就看中了这个身形高大，相貌英俊，打球有拼劲，看上去很诚实的年轻人。廖副局长心里想：“这个年轻人虽然过去是大地主家的少爷，但是参加解放军已经快六年，是副连级干部，怎么还去追究他的出身问题？什么出身不好？我不管那么多，我自己还不是沈阳城郊大户人家出来的，革命二十多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难道现在还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廖副局长是东北抗联时期的干部，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中打过十多年的游击，还负过好几次伤，撤退到苏联的时候是一个副营长，后来是第四野战军里一个纵队的副政委，也就是军副政委。廖副局长转业时刚好遇上这两年全国六个大区和大军区干部调整，是作为掺沙子被派到西南铁路局的，以打破西南地区大多数干部都是第一和第二野战军的人这种状况。
据说，中央有大领导认为西南地区的干部如果全都是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的二野和一野的军队干部就地转业，他们要是搞山头主义怎么办？要逐步进行“掺沙子”，所以廖副局长转业时才会被派到西南铁路局来。
此时的铁道部部长是原来红军第三军团政委、八路军总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和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滕代远，副部长是原来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吕正操。解放后虽然公路、航空和水运等交通单位都归到毛主席的湖南同乡和老师章伯钧担任部长的交通运输部管，但是铁路却由铁道部单独管。由此可见中央和政务院对铁路的高度重视。
其实阿廉知道自己要被安排转业，很可能会被安排回川北乡下老家当乡村干部，因为最近西南军区干部服务团在准备开始评军衔时，名单里已经没有他。当上级征求他的意见愿不愿意去西南铁路局工作？阿廉当然惊喜异常。
阿廉到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报到的第一天就引起同事们的关注，不仅由于阿廉是从解放军部队转业来的年轻军官，而且还因为阿廉高大魁梧的个头和英俊的相貌，过了没几天阿廉就在同事中结交了不少年轻朋友。
由解放军队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年轻军官当然非常受年轻同事们尊敬，也特别受单位同事中的年轻女子关注。同事们经常要阿廉讲讲他在部队剿匪打仗的情况，当讲到他在川西高原剿匪时带领的新兵连被土匪包围，自己受了伤但是仍然打退了土匪进攻，并且在增援部队赶到后消灭了这股土匪；或者是在川东昌州大山里剿匪时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把正在场镇上摆庆功宴大吃大喝的一百多个土匪头子全部歼灭，阿廉的年轻同事们都会发出惊奇的赞叹声，围过来听阿廉讲打仗故事的年轻女子们更是尖声惊叫起来。
西南铁路局团工委是一个年轻男女聚集的单位，充满了活力。此时的青年团组织不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是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零年八月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三七年初因为要争取国共合作抗日而停止活动，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解散，共产党在解放区各地建立起“抗日救国青年会”。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共产党的青年团组织才恢复活动，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此时的一九五六年年初，全国的青年团员发展到超过两千万人，是中国共产党员人数的大约三倍。像西南铁路局这样的单位由于党员数量不多，而这些年加入青年团的年轻人很多，所以不仅青年工作，而且局里很多政治工作都由青年团的工作委员会来承担。
阿廉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川北老家上中学时，由镇上中学的国文老师，共产党地下党县委书记吴老师介绍，十六岁的时候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因此在西南铁路局团工委里阿廉算得上是老资格的青年团员。
西南铁路局是一个准军事化的单位，穿统一的制服，戴有铁路标志的帽子、肩章和袖章，除了不拿枪以外与军队没有太大的区别，阿廉这个刚从解放军队伍转业来的年轻军官对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很适应。
当然，在铁路局团工委工作不会一早起来出早操，也不再有紧急集合演习，更不会带队去剿匪、抓特务和反革命分子，阿廉还是有点失落。
阿廉到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上班不久，就在廖副局长鼓励下递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过去在解放军队伍里阿廉也想过加入共产党的事情，但是担心自己的家庭出身就一直没有提交申请书。现在兼任局党委副书记的廖副局长亲自鼓励他说：“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应该有条件入党，你看我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
看得出来廖副局长对阿廉是真的喜欢，并且期望积极向上的阿廉能够把篮球队风气带动起来，让那些年轻队员改掉训练和比赛时懒懒散散的坏习惯。
廖副局长有个独生女儿叫阿玉，今年二十一岁。朝鲜战争停战前，十七岁的阿玉刚参军时就到朝鲜战场去过大半年，在志愿军野战医院里救护伤员，后来回国进入沈阳城里东北军区前进文工团。不过阿玉虽然人长得精神但是唱歌和跳舞都不行，只能在文工团里跑龙套和打杂，与那些经过专业培训的演员合不到一个群里，所以她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去年夏天阿玉由前进文工团转业追随父母从东北来到重庆，就在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担任干事。
阿玉是典型东北女子，个子高挑超过一米七，大眼睛，样子长得大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团工委的那些女孩子中鹤立鸡群。虽然阿玉因为她爹是副局长有点高傲，但是很多小伙子还是喜欢往她面前凑，没话找话也要去与阿玉套近乎。每天早上阿玉来上班时办公桌上水瓶中的开水一定是满的。
阿廉到团工委组织部报到的那天就已经引起了阿玉注意，单位里来了一个高大魁伟又浓眉大眼的转业军人，有着一股一般年轻人没有的军人英气，与单位里那些瘦小身材的四川本地年轻人完全不一样，团工委里所有年轻女子都会有意无意拿眼角瞄向阿廉，阿玉当然也要多看两眼。
一开始阿玉以为个子高大的阿廉也是北方人，但听他说话又完全是川北口音。阿玉感到奇怪，原来四川人不都是矮小精瘦，也有高大魁伟的男人。
阿玉来重庆已经半年多，经常被母亲问到找对象的问题。要在过去旧社会，二十多岁的女子早就应该嫁人，但是现在围在阿玉身边转的那些小伙子不要说相貌平平，就是个子也没有几个有阿玉高。母亲张罗着给她介绍了几个铁路局机关里另外几个部门的年轻人，仍然没有一个是阿玉瞧得上眼的。
阿玉的母亲姓魏，也是东北人，原来在东北大学读书，在日本人占领东北时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在东北民主联军和后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做宣传工作，跟着廖副局长转业到重庆后，现在担任西南铁路局党委机要秘书。
阿玉是魏秘书和廖副局长当年在抗联的时候在深山老林里生养的，能够养活就很不容易。也许是因为当年太艰苦的原因，魏秘书只生了阿玉就没有能够再生孩子，所以廖副局长和魏秘书当然会把独生女儿阿玉宝贝得不得了。
由于都在组织部一起工作，阿廉和阿玉很快就熟悉起来，两个人都是从部队转业来的，共同语言就比较多。有一次阿廉说起自己家里爷爷那辈人中就有人在北洋水师和北洋新军中与日本人和八国联军洋鬼子打过仗，自己的爷爷、大伯还有几个堂兄都是军人，家里人有从军的传统，阿玉很是仰慕。
阿玉是上过朝鲜战场的，见到过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众多志愿军官兵死伤，听说阿廉在剿匪的时候也经历过危险还负过伤，共同的话语就更多了。
阿玉给阿廉讲自己在朝鲜战场的经历，讲那个时候战地医院里每天都面对的生死场面，也讲一些朝鲜的风土人情。阿廉对于阿玉到过朝鲜战场这件事情非常羡慕，他对阿玉说自己感到很遗憾的就是没有能够去抗美援朝前线。
四年多前阿廉曾经从野战部队调到西南军区的军医学校去学习战伤救护，准备派到朝鲜战场上去。但是学习才一年多朝鲜战场就签订了停战协议，阿廉没有能够去朝鲜却被调任到了军区干部服务团担任副连职的文化干事。
阿玉还有一件事情是让阿廉佩服的，那就是阿玉虽然只有二十一岁，比自己还小一岁多，却已经是有着两年多党龄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现在，局党委组织部已经安排阿玉帮助阿廉，准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样一来阿玉经常找阿廉谈话，要他“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那就是非常名正言顺的了。
阿廉来西南铁路局团工委才一个多月就到了一九五六年初的春节，其他同事春节放假都回家过年去了，阿廉没有回老家去，一个人在宿舍冷冷清清。
阿玉从平时交谈中知道阿廉已经离家六年多，因为家里是川北的大地主，所以六年多来都没有回过家，这次过年放假他仍然不准备回川北老家。这种情况对于参加革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现在是很普遍和很正常的。
除夕那天下午阿玉到局机关单身宿舍找到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看书的阿廉，邀请他到家里去过年。阿廉有点胆怯和担心，因为阿玉的父亲是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军级干部，到局长家去过年阿廉有点不敢。不过，禁不住阿玉热情邀请，最后还被阿玉连说带拽，阿廉去了阿玉的家里吃年夜饭。
廖副局长和魏秘书听女儿说要请阿廉到家里过年，当然明白女儿的心思。夫妇俩对阿廉的印象不错，感到不管是文化水平，在解放军队伍的经历，还是相貌和个子都配得上女儿。唯一的遗憾是阿廉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阿廉是十七岁不到就离开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队伍的。
阿玉的家在重庆市区两路口附近的桂园里一个独立的小院，这个地方过去是国民党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和后来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在重庆的别墅，几个独立小院的周边有一圈茂密的桂花树林，显得很幽静，所以叫桂园。解放军到四川的时候王陵基在逃跑途中被抓住，作为战犯关进监狱后，这几个小院就被西南铁路局占据，其中一个小院现在是廖副局长一家人住。
阿廉跟着阿玉来到小院门口时，廖副局长和魏秘书已经在小院内等着他们俩。阿廉见到阿玉的父母马上站得笔直，还像过去在军队里见到大首长一样就要行军礼，把右手举到一半才想起自己现在已经转业不是军人，廖副局长夫妇现在也不是军人，阿廉赶紧把手放下，大声说：“廖局长好！魏秘书好！”
阿玉在一边见阿廉手足无措的样子早就笑得弯了腰，而魏秘书一边拉过阿廉的手把他拉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一边亲切地说：“这又不是在单位里上班，还局长局长地叫，以后到家里来玩，叫叔叔阿姨就是了。”
魏秘书态度很和蔼，连续问了阿廉一连串的问题：“以前在哪个部队？打过仗没有？什么时候到重庆的西南军区的，什么时候转业到铁路局的？家里是什么地方的？现在家里父母还好吗？兄弟姐妹有几人？”
廖副局长也问了阿廉过去在野战部队剿匪、在西南军区干部服务团工作和在西南军区篮球队打球的情况，表扬说阿廉工作很好而且篮球打得不错。
阿廉老老实实地一一作答，就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者在军队里回答大首长的问题一样，而且在沙发边上坐得笔直，显得有点紧张的样子。
阿廉说：“我家里是川北的大户人家，不过现在土地早就分给了农民。父母都健在，家里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自己排行第八，除了大哥在成都经商，其他兄弟姐妹都在老家务农。我离开家乡参加解放军已经六年多了，担任过班长、副排长、连里和营里的文书，在川西北藏族和彝族聚居区，以及在川东的云雾山和石笋山里参加过剿匪作战，负过两次轻伤。自从离开川北家乡，我很多年都没有与家里联系过，直到去年春节前才给父母写了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以后就不时与家里有书信来往，但是还一直没有回家里去过。”
魏秘书叹口气然后说：“唉，你们这些家里出身不好出来干革命的人都是多年不与家里联系，你廖叔叔家里也是沈阳城郊的大户人家，自从二十多年前日本人侵占东北时出来参加抗日联军就没有回过家。现在解放了，地主和资本家也都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以后都会变成劳动人民。我看你还是应该回去看看你爹娘，过去他们是剥削阶级，现在通过改造也可以成为劳动阶级嘛。”
阿玉接过话头：“娘，我看您的政策水平就是比我爹高，知道怎么掌握咱们党的政策，不像我爹只知道打仗。对于现在农村和城市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我爹都不知道。我爹每天只要看到不认识的人，就疑神疑鬼地以为人家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
别看廖副局长在局里是说一不二的，在家里面对魏秘书和阿玉母女可是完全没办法，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显得和气多了。
廖副局长笑笑：“鬼丫头，我怎么不知道掌握我们党的政策了？去年你在沈阳的时候，我不是还让你去看望过你爷爷奶奶吗？”
廖副局长接着说：“不过，毛主席说了阶级斗争还是必须讲的。蒋介石还在台湾叫喊要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还在朝鲜前线与我们的志愿军对峙，国内也还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搞破坏。你们要知道，只是去年一年，全国的肃反运动就抓了几十万个反革命分子，到现在我们西南地区的川北、川西、川南、川东、西康、贵州、云南、广西、青海和西藏一带的国民党残匪都还没有完全肃清。仅仅重庆市区内去年抓获的美蒋潜伏特务就有一千多人，全省和全国有多少你们可以想想。反革命分子还猖狂得很，美蒋特务也确实很多。”
阿廉在阿玉家吃过年夜饭又陪着廖副局长和魏秘书聊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告辞回到菜园坝火车站附近的西南铁路局机关职工单身宿舍。
自那以后阿玉就时不时地邀请阿廉周末到自己家里吃饭，同事们都对阿廉开玩笑说：“你这是被我们廖副局长的千金小姐用糖衣炮弹俘虏了。”
过完年不久，阿廉被提拔到西南铁路局重庆工务段担任团工委副书记。这是由原来西南铁路工程局的施工、养护和维修单位合并起来的新单位，负责铁路线路施工和维护保养，以及铁路机车和车辆维护保养等方面的事情，阿廉住的地方也从局机关单身宿舍搬到了工务段在九龙坡附近新建的宿舍。
重庆工务段团工委办公地点，在西南铁路局的机车和车辆总编组站，这里原来是重庆九龙坡飞机场，离市区菜园坝火车客运总站只有十多公里。九龙坡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长江边的一大片河滩，根本就没有“坡”，所以抗战的时候才在这里修建了重庆最大的军民两用机场。抗战结束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委员长谈判来去都是在这个九龙坡机场。成渝铁路通车后这个机场被改建为铁路编组站，把歌乐山上白市驿的那个军用机场扩建为军民两用机场。
这个时候铁路局的工务、机务、车辆和电务等等都在工务段，不像后来分别归属工务段、机务段、车辆段和电务段等，此时还没有划分得那么细。
阿玉每到周末都到九龙坡的工务段团委来找阿廉，要他“汇报思想和工作情况”，一起在铁路边散步，去看新到的大功率机车头，或者到长江边去看来往的轮船。此时，九龙坡编组站已经到了一些长春和青岛的铁路工厂新生产的蒸汽机车头，还有客运和货运车厢。过去这些大型设备，解放前是德国和日本进口的，解放后是苏联、捷克和东德进口的，现在中国自己能够生产了，不但铁路局的人很自豪，就连重庆城里人都来九龙坡编组站看稀奇。城里中学和小学的老师这段时间也经常带着孩子们来，请工务段派人给孩子们讲解。
菜园坝火车站与九龙坡工务段之间每天都有几班定时铁路职工通勤火车，阿玉来往九龙坡工务段非常方便，坐通勤车不到二十分钟。有时阿廉到城里大田湾体育场去代表铁路局打篮球比赛前后，也会抽空到阿玉那里去碰个面。
阿廉在九龙坡工务段工作的这段时间，他自己觉得非常开心。
一个多月后的三月底，阿廉感到最近阿玉邀请自己去她家里玩的时候，魏秘书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而且也不再说要留自己在她家里吃饭这样的话，有时还对自己的存在有些漠视。
原来，阿玉的母亲是西南铁路局党委的机要秘书，查查阿廉的家庭情况非常容易。阿玉刚开始与阿廉交往的时候，魏秘书就查过阿廉的档案，知道他家庭出身不好，起初并不特别在意。魏秘书觉得革命队伍中有不少人都不是工人阶级或者贫下中农出身，特别是像阿廉这样旧社会在中学里读过书的基本上都是地主和资本家家庭出身的，这很正常，一般穷苦人家的孩子怎么能够花得起钱读书呢？魏秘书自己的家里也是大户人家，所以才能在东北大学读书。
但是魏秘书进一步了解下来，知道阿廉的好几个堂兄中不乏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有的还跑到台湾去了。阿廉的二姐和二姐夫也有问题，土改时被查出混进革命队伍，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土改工作队回乡务农去了，这些情况使魏秘书有了新的想法。魏秘书将阿廉的家庭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些事情连阿廉本人可能都不一定这么清楚。当然，魏秘书和廖副局长只有阿玉这一个宝贝女儿，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肯定不能马虎。这样一来，魏秘书对于女儿阿玉与阿廉交往就有了与前些时不同的想法，这是很正常的。
阿廉是见过一些世面的聪明人，对于魏秘书对自己态度的变化是敏感的，加上与阿玉交往这两三个月来没有很契合的感觉，两人思想有比较大差距。
阿廉对于阿玉这个高干女儿的高人一等态度，颐指气使的作风越来越不习惯，加上魏秘书最近表现出冷淡，这样一来，在阿玉再来邀约阿廉去家里玩的时候，阿廉往往就以工作忙或者别的借口多次加以推脱，能够躲就躲。
魏秘书已经告诉过女儿阿廉的家庭情况太复杂，不要太急于与阿廉确定关系。虽然阿玉争辩说：“家庭是家庭，阿廉是阿廉，只要他本人是革命的，别的我不管。”但是阿玉心里多少还是受到影响，没有过去那种对阿廉的仰慕感觉了。至少阿玉觉得自己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而阿廉的父母是反动地主，自己根红苗壮，有些优越感。阿玉并不知道阿廉已经对自己母亲的态度有察觉了，仍然想一如既往地与阿廉交往下去，还是经常要阿廉“汇报工作和思想”。
就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周末休息的时候阿玉主动打电话与阿廉相约见面，阿廉却说要加班而加以推脱。阿玉又打电话到阿廉的同事那里了解到并没有安排加班，再赶到阿廉在九龙坡的宿舍时看到他在看两个同事下象棋，这下子阿玉真生气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都不再理会阿廉。
阿玉和阿廉虽然交往快三个月了，但是由于两人都没有男女交往经验，一直比较腼腆，并没有把窗户纸捅破，所以现在出现一些隔阂也没有办法化解。
虽然两个人的心里都还是有所挂念，但是表面上这段情感上的事情就这么不清不楚地结束了，此后有大半个月两人都没有再碰面。
廖副局长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看阿廉最近这两个周末都没有到家里来玩，问起女儿时，阿玉委屈地说是阿廉莫名其妙地不理她了，魏秘书也说：“我们又没有说过什么得罪他的话，阿廉不来玩就算了。”廖副局长心想：“这个阿廉怎么这样不知好歹？难道他还看不上我家丫头？看来过去是错看他了。”
这样一来，西南铁路局的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省军级大领导对阿廉这个小小的副连级，也就是副科级工务段团工委副书记就有了意见。
阿廉虽然聪敏但毕竟涉世不深，对于世故人情如何才能处理好没有概念，仍然成天无忧无虑地与同事们嘻嘻哈哈，下班后一起打打篮球下下棋。
西南铁路局篮球队与西南军区篮球队仍然经常在城里大田湾体育场比赛，只是阿廉现在变了角色，是代表西南铁路局上场，与过去西南军区篮球队的战友成为对手。“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何况现在只是打篮球，不过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有阿廉的加盟，由过去经常输球变为输的次数少一些了。
其实阿廉刚到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的时候，单位里的不少女孩子都对组织部新来的这个高大英俊的转业军官很在意，只是因为很快就得知阿廉已经被副局长的女儿阿玉看上，据说是号定了，就都没有敢轻举妄动。
现在阿玉与阿廉的交往似乎已经结束，就有一些女孩子主动来对阿廉表示好感，有事无事来找他说话。就连阿廉在局里篮球队训练，或者在大田湾体育场打比赛，都经常会有几个女孩子想约一起去观看，为他喊加油。有时还会有几个团工委的年轻女子到九龙坡编组站，要阿廉给她们介绍新的机车头。
其中有一个叫阿芳的年轻女子与阿廉同年同月生，生日只小几天，是去年夏天才从重庆团市委宣传部调到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宣传部的，算是地方单位支援铁路建设的干部。阿芳与阿廉交谈时，两人知道了阿芳在成都的大伯家的堂姐原来就是阿廉的大嫂阿珍，而且阿芳家里是资本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才被调离团市委，两人在一起说起亲戚关系和家庭出身谈的话题就多了，很快就交往起来。阿廉的大哥和大嫂比阿廉要大二十来岁，自小阿廉就对大哥大嫂非常亲近，现在碰见了大嫂的堂妹，自然也就有一种亲近感。
阿芳的大伯在成都经商，堂姐就嫁给了同样在成都经商的阿廉的大哥。
阿廉与阿芳的交往比之前与阿玉的交往进展要快得多，到六月初，阿廉与阿芳的恋爱关系就已经搞得人人皆知，在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公开化了。
铁路局机关里人多嘴杂，阿廉与阿芳交往的事情难免会有人议论，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廖副局长耳朵里，令他感到不舒服和很不高兴。
廖副局长并不知道魏秘书已经向阿廉间接表达过意思，不太同意女儿与他交往，女儿阿玉也虽然还没有断了与阿廉交往的念头，但是最近几个月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她和阿廉事实上已经很少再联系。
廖副局长现在认为这个阿廉在异性交往中朝三暮四，不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廖副局长心里想：“咱家丫头要人才有人才，要背景有背景，而且我们家里对你阿廉应该是一直不错，凭啥你个小小的基层团干部还不愿意了？让咱家丫头受委屈。看我怎么来治你这个反动地主的狗崽子，不把你治服帖了我不姓廖。在西南的铁路系统，你有什么资格显摆？你怎么也跑不出我的手心。”
首先是阿廉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西南铁路局机关党委本来已经把他列入了今年的组织发展计划，不过现在就要放一放了。再说，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原则上不能入党，这是最近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宣布的新政策。
廖副局长对阿廉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过去看阿廉怎么看怎么顺眼，现在是越看越不顺眼，甚至是厌恶。就连阿廉打篮球，廖副局长也觉得他水平不是太高，差错和失误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欣赏了。有时阿廉在比赛中投篮未进，或者防守时漏人，廖副局长就会在场边大声呵斥。
阿廉毕竟年轻，没有经过生活的足够磨炼，不知道社会和单位里的人际关系应该怎么才能处理好，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与阿玉停止交往会使廖副局长对自己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更不要说主动去修补裂隙。
七月底，得知阿廉将要被派到川滇边大凉山里的西昌，在新组建的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去工作，而阿芳也已经被选派，秋天就要作为调干生进入昆明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去学习深造两年，阿芳和阿廉就决定先把婚事办了。
在旁人看来，阿廉调任到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应该算是提拔，而阿芳能够到昆明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去学习，也是对她今后的工作有好处的。
其实，将阿廉调到西昌去工作，把阿芳选调到昆明师范学院去学习，都是廖副局长的安排，是想用这种方式将他们两人拆散开。理由很简单，他们两人都还不是共产党员，家庭出身又都太复杂，不适合在西南铁路局团工委这样的党团机关继续工作下去，应该要逐步调离开党团机关，一个去大学继续读书，一个到新成立的建设单位去。廖副局长没有想到的是，把他们调开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拆散他们的目的，反而促使阿廉和阿芳提前组建了小家庭。
阿廉和阿芳去重庆市中区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取了结婚证，在铁路局团工委的同事中分发了喜糖，请团工委宣传部、组织部和工务段团工委的十多位要好的年轻人简单地吃了一次饭，没有办什么复杂的仪式就算把婚结了。
过去说男婚女嫁必须明媒正娶，就是要有媒人和聘礼，还要拜天地、拜祖宗和拜父母，但是现在新社会了，只要经过政府婚姻登记就可以了。
阿廉和阿芳请团工委的同事们吃饭的时候，廖副局长的女儿阿玉也来了，并且送给阿廉和阿芳一对绣着鸳鸯的枕套，还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虽然见面时大家心里有些尴尬，但阿廉和阿玉也并没有表露出什么。不管怎么说阿玉当初并没有与阿廉谈婚论嫁，现在大家也都还是好同事和好朋友。
阿玉谈到阿廉入党的事情现在被暂时搁置，自己没有完成介绍阿廉入党这件事情很有点遗憾。不过，大家对阿芳要去昆明师范学院学习都很羡慕，因为据说这个学校是抗战时西南联大属下的师范学院，也就是清华和北大撤退到昆明时组建的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北京，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
阿廉到西昌的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报到后写给阿芳的第一封信中，除了讲工作上的事情外，还讲到最近川滇边的大凉山和小凉山都很不平静。
自从前几年在川西彝族和藏族聚居地方尝试着搞土地改革、剿匪、镇反和肃反，当地的领主、僧侣和上层人物就坐不住了，开始出现了小规模叛乱。
今年三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在四川的彝族和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开始废除土司和领主的特权，土地分给农奴，建立民族地方基层政府。很快，彝族和藏族聚居地方就出现了更大规模叛乱。
今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川省彝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叛乱的情况通报》，要求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西藏军区等组织好平叛。
阿廉坐了火车到成都，然后坐两天汽车到西昌的时候，成昆铁路建设的筹备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开展。在最近越来越严重的叛乱中，正在进行成昆铁路线路勘测调查的工作人员，有好几个人在野外大山里工作时被叛匪杀死。
解放军凉山州军分区为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的工作人员配发了枪支弹药，让他们参加到平叛战斗中，守卫西昌城，有时也去追剿叛匪。
参加过川西北高原和川东大山里的剿匪，脱下解放军军装才半年多的阿廉又挎上了驳壳枪，成为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两百多人平叛队伍指挥员，参加到了守卫西昌城区和追剿叛匪的平叛行动中，多次带队与叛匪交火。
得知阿廉又在川西参加剿匪，阿芳在给阿廉的信中再三嘱咐他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逞能，还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他们就快要有孩子了。
阿廉六年多前刚参加解放军时，就在阿坝州和甘孜州藏族地区以及凉山州彝族地区剿过匪，知道藏族和彝族的民风都非常彪悍。当年解放军剿灭蒋匪军残余总的来说是得到藏民和彝民支持的，进展比较顺利。现在为什么藏民和彝民对土改和民主改革这么抵触，甚至发展到武装暴乱，阿廉不太理解。
由于叛乱越来越严重，半年后成昆铁路建设准备工作宣布暂停，阿廉他们的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暂时撤销，人员都要回到原来单位。阿廉在西昌只有半年多一点，就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回到了重庆的西南铁路局团工委。
从西昌回到重庆的阿廉，第一天去铁路局团工委上班时就感到西南铁路局团工委机关内气氛不太对，同事们中隐约有一股怨气甚至是火药味。阿廉不知道他离开重庆这半年多重庆城里和西南铁路局机关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两年多前发生的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事件，潘汉年和杨帆反革命集团事件之后，去年和今年初又发生了胡风反党集团和丁玲反党集团等一系列事件，镇反和肃反运动就由重点肃清国民党的残匪和敌特，逐步转向了肃清内部潜藏的敌人。
阿廉不在重庆的这几个月，西南铁路局党委已经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党内整风开展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要求人人都要向党组织和上级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来帮助上级领导和党组织整风。于是铁路局机关里的年轻人都积极向领导提意见，好像不提点尖锐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
开始的时候，西南铁路局的多数领导人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还是笑脸相向和洗耳恭听的，但是听多了就有些生气，有时压抑不住就会反击几句。
局里传达过毛主席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时的讲话：“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所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现在是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
去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宣布将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全面开展党内整风运动，用大民主的方式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没有等到下半年，今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和全国全面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情况”“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
既然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每个人都要积极地向党组织和上级领导提意见，大家就积极响应号召，给党组织和机关单位的领导提意见，没有去考虑后面的事情。局里领导说过：“十多年前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抗战胜利前最困难时期，我们中国共产党用好几年进行延安整风，在清算过去错误路线基础上统一了全党思想，确立了正确路线，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现在再次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更快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这段时间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内的年轻人很活跃，组织部唐部长等人带头向局里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甚至将批评西南铁路局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贴到了整风座谈会会场门口，说铁路局党委负责人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作风，这让来参加座谈会的局领导们有时很不高兴，特别是廖副局长感到下不来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会还没有开完就匆忙离去了。
阿珉前段时间在大凉山里剿匪，现在刚回来对情况不了解，所以他没有参与唐部长他们向局领导提意见的活动。阿廉是个老实人，虽然说性格上有些倔犟，但是要他去批评别人，他还真不好意思开口，这也是这些年上级领导时常批评和提醒他需要改正的缺点之一。再说最近阿芳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阿廉一天忙得要死，哪里有精力去管什么百花齐不齐放的事情。
但是在团工委的一次整风座谈会上，阿廉被大家反复启发，就讲了对局领导的一条意见。阿廉把一年多前自己在西南军区篮球队时看到廖副局长因为西南铁路局篮球队输球，下令把给队员加餐的白面馒头和咸菜抬走，被贺老总拦下并批评廖副局长是军阀作风的事说了出来，算是给廖副局长提的意见。
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的整风运动全面转向反右派，是在七月初才开始的。凡是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整风运动中有过“反党言论”的都被确定是“右派”，其中特别活跃的为“极右”，说过一些错话的人叫作“中右”。团工委一共不到两百人，以组织部唐部长为首的三十多人被确定为“右派”，并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党小集团，其中有两人被认定是“极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阿廉根本就没有参与唐部长他们“反党小集团”活动，但是因为给廖副局长提的那条意见，也被认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被划为了“中右”。
团工委内被确定为“极右派、右派和中右”的人占了全体人员的接近五分之一，大大超过毛主席估计的最高百分之五的比例。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充满革命朝气的西南铁路局团工委成为了“反党反革命的右派窝子”。
阿廉多年后才知道，毛主席在五月十五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给党内高级干部，提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从五月中旬到七月中旬，两个月之中，反右派问题的文件和文章，大都是经过毛主席修改甚至亲自起草的，总数超过三十篇，基本上平均两天一篇。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开始不到三个月，风向突然发生变化，运动主题从整风变为了反右派。这些事情的背景，阿廉这个基层青年团干部哪里能够搞得明白？早知道是“引蛇出洞”，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会变为反右派的运动，阿廉绝不会去向廖副局长提那条意见，打死也不会去向任何人提任何意见！
秋天时凉山州的叛乱基本被剿灭，成昆铁路建设准备工作恢复，阿廉再次被派到了川滇边。不过去年秋天阿廉去时是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的领导成员，带领队伍参加剿匪，这次去时却是作为“中右分子”被派到野外勘测队在大山里监督劳动改造。此时阿廉才二十四岁，从解放军队伍转业不到两年。
川滇边的小凉山和大凉山这些大山很荒凉，山高谷深，地势险峻，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和大渡河水流很湍急，要在这些地方修铁路，当然需要仔细勘测选定好路线，既要考虑到有利于今后沿途的经济建设和交通改善，也要考虑今后长期运营条件，还要考虑地质条件和建设经济性。现在川滇边大山里多数地方没有公路，勘测队员们需要扛着沉重的勘测设备在大山里和大江沿岸徒步跋涉，把数据测量准确，为制订铁路修建的可行性规划提供依据，责任重大。
阿芳生完孩子后，要回到昆明师范学院去读书，七月初，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就只好请阿廉的大姐，也就是孩子的大姑妈抱回川北乡下老家去抚养。
阿廉在川滇边，阿芳在昆明，孩子在川北乡下，从此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反右派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运动就接着开始。阿廉在川滇边的勘测队里除了勘测铁路线路外还领受了新的任务，要在川滇边大小凉山深处去寻找铁矿。阿芳秋天在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告知不能回铁路部门，只能到川东昌州城里的中学去教书，刚到昌州中学报到后就带着十三四岁初中学生到山坡下野地里垒一个土高炉炼铁。
在川北老家，人民公社化后乡民们只能在生产队集体食堂吃饭，而阿廉的儿子是城市户口不能在生产队食堂里吃饭，所以只能够靠爷爷、奶奶和大姑妈偷偷省一点饭菜带回家给他吃，营养严重不良，长得很瘦弱。
一九五九年秋天，成昆铁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加之川滇边受西藏大规模叛乱的影响，铁路勘测和铁矿勘测的工作无法继续，铁路开工建设的准备工作再次停顿。铁路勘测队又一次暂时解散，阿廉被调到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担任物资采购员，不过仍然还是在川滇边和川康边的叛匪经常出没的大山里奔忙，采购铁路建设所需的各种物资，一年中难得有一两次到成都城里。
刚到成都的材料局办事处去报到后，阿廉曾经请了几天假，到昌州城里去与由于不能回铁路局，就到昌州中学担任语文老师的阿芳团聚了两天，再准备到川北老家去看看爹娘和自己的儿子，但是单位催着他去川西高原采购木材，结果就没有去成川北老家。阿廉的儿子是出生两个月就被阿廉的大姐抱回川北老家的，现在已经两岁多，阿廉两年多来没有再见过儿子。
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的采购员其实是个苦差事，铁道兵修铁路，铁路局管运营，所需要的物资都要靠材料局去筹集。大到机车头、列车箱，小到枕木、道钉、维修零件、各种设备和工具，都要从地方上组织货源，从全国各地采购来分配到各个单位。材料局成都办事处，除了负责西南地区铁路系统物资采购调配，也要负责铁道部下达的全国各地铁路系统需要在西南地区采购的物资采购调配。此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什么东西都紧缺，要完成铁道部安排的物资采购计划是非常难的，所以成都办事处的领导们经常挨上面批评，几乎天天都憋着一肚子气。阿廉调到成都办事处来工作，本来就头上顶着中右分子帽子，再加上刚来不久对业务不太熟悉，挨批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
其实在阿廉调来之前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内刚刚才经历了一场混乱，原来的办事处党委书记与办事处主任是由东北调来的，是过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现在铁道部部长吕正操的部下，按说与成都铁路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廖副局长他们一样都来自东北，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很不融洽。
阿廉根本就不知道，廖副局长认为办事处的几个领导原来是张学良东北军的军官，过去参加过围剿东北抗日联军，抗战初期才跟着吕正操起义参加八路军。而办事处几位领导也看不惯廖副局长，认为他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之前，曾经在牡丹江一带占山为王的土匪队伍干过，直到现在身上都有“匪气”。
按理说铁路局与材料局是不同的系统，并没有从属关系，就是有矛盾也不会有大的冲突。但是去年“反右派运动”后期，材料局成都办事处机关被铁道部安排与成都铁路局机关一起进行右派甄别。这样一来，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在落实“右派名额”时被硬性安排多划了几个“右派”，办事处的领导不服，与铁路局主持“反右派运动”的廖副局长产生了争论。最后办事处的领导被撤职处分调离，由铁路局调派人到材料局成都办事处负责，说是“掺沙子”。
阿廉这个时候由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勘测队调来材料局成都办事处，难免会有人认为他也是掺沙子进来的，对他就有些隔阂。而成都铁路局机关那边的人知道阿廉是被划为“中右分子”的，也并不把他当自己人。阿廉被夹在成都铁路局和材料局成都办事处的人之间两边受气，工作起来很别扭。
阿廉对于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内的压抑气氛不习惯，来了不久，就提出想调回铁路局，申请书交上去一个多月都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领导告诉他结果，看来阿廉的要求根本就没有被办事处的新领导理睬。
初冬，川西康藏地区和西藏今年春天发生的暴乱尚未平息，阿廉被派到川西甘孜州康定县的大山里，去组织采购和调运制造铁路枕木用的木材。阿廉到了康定县城西边七十多公里的东俄洛乡，就是后来称为的新都桥镇，这里有大片的高山松林，以及塔柏、崖柏、冷杉、云杉、水杉、铁杉、香樟等林木。
阿廉到林场采购木材碰上了当地藏区发生暴乱的时候，正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季节，阿廉与两个当地林场的干部，还有守卫林场的一个班解放军战士，二十多名伐木工人，一起被围困在林场内。通向镇上的电话线早已被叛匪切断，根本无法与外面联系，一位地方干部和两位解放军战士冒死出去寻找救援和粮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阿廉他们三十多个人把林场里能够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期间还不断有叛匪前来袭击，眼看就要弹尽粮绝。好在叛匪虽然人多但是武器差，一直没能攻进林场的场部。阿廉他们坚守了十多天后大家都已经绝望时，一个连的解放军队伍偶然路过林场，阿廉他们这才被解救出来。
后来从抓获的叛乱分子口中得知，那位出去寻找粮食的林场干部和两位解放军战士当时是被叛匪抓住，受尽侮辱和折磨后被活活烧死了。
阿廉从林场脱险回到镇上后还想继续去组织木材采伐，但是地方和解放军队伍的干部都劝他不要再去冒险，不要再给当地政府和驻军增加麻烦。
自从今年春天西藏的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解放军在西藏、安多和康藏等藏区平叛，川西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叛匪现在已经被剿灭了不少，但是仍然还有很多分散叛匪在活动，要到山里去采伐木材再运出来肯定非常危险，所以林场工作人员和伐木工人现在都撤回到城镇里，发了枪配合解放军剿匪。
阿廉眼看木材采购和调运任务无法完成，长时间滞留在川西高原也不是办法，就只好心有不甘地随同解放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在过年前动身回成都，一路上都在想回去后怎样向领导解释和交差，心里觉得自己一定会受严厉批评。
运输车队在从东俄洛乡经过康定到雅安的路上多次受到叛匪袭击，交火中叛匪被打死了不少，解放军官兵也战死了好几个人，好在押运这三十多辆汽车的解放军有一个加强排，火力比叛匪强得多，这才千辛万苦地回到了成都。
如果没有藏区叛乱，从东俄洛乡到成都一般不超过三天，但是阿廉他们这次却走了六天，从腊月二十八出发，到成都已经是正月初三。阿廉与解放军康定军分区的汽车运输队一起，是路途中与叛匪作战时过的除夕。
从海拔三千七百多米的东俄洛乡到海拔两千五百多米的康定县城，途中基本上都是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折多山盘山公路行车，要翻越的最高垭口海拔有四千三百多米，稍微不注意就可能翻车摔下几百米深的断崖，而且一路上还有叛匪袭击，加上高原反应，路上非常危险。车队翻越折多山最高的垭口时，过去一直生活在海拔只有三四百米的四川盆地的阿廉出现了严重高原反应，脸色发青，头痛欲裂，被紧急转移到指挥车上去输氧。就在此后不久，阿廉原来乘坐的那辆卡车在下山转弯时失控摔下悬崖，车上几个人的尸骨都无法寻找。
车队到康定县城后停留了一天，解放军官兵和随车地方干部们为路途中因为叛匪袭击和翻车遇难的十多位同伴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将伤员留在康定军分区医院治疗，车队才重新出发。从康定到雅安，还要翻越险峻的二郎山，而且仍然会有叛匪袭击，车队指挥员要求驾驶员一定要仔细，宁可慢一点，也要注意安全。
康定县城过去叫打箭炉镇，传说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派大将郭达驻守此地时安炉打箭因而得名。不过也有藏族人说打箭炉这个名称来源于藏语地名打折多，意思是折曲和打曲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藏语的打曲就是雅拉河，而折曲就是折多河，这两条河在康定县城边交汇后向东南汇入大渡河。
康定县城虽然是高原小城，但是过去却是西康省的省城，全面抗战开始那年的冬天，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被迫由南京迁到武汉，半年多后武汉被日军攻占，国民政府又迁到重庆。此时，国民政府把原来的川边特区改为西康省，省城就是康定。解放后西康省的省城迁到雅安，直到四年前撤销西康省。
康定县城东边有二郎山，西边有折多山，南边有贡嘎山，北边有雅拉山，四座海拔四千多米到七千多米的高山间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和森林，风景非常美丽，不过阿廉此时哪里有心情观赏风景，叛匪袭击和高原反应让他吃尽苦头。
阿廉这次木材采购任务没有完成，受到材料局办事处领导批评的严厉程度出乎阿廉意料，委屈之下阿廉申辩了几句，结果受到更严厉批评，说你一个右派分子怎么不好好接受改造？让他赶快回到川西高原藏区去继续采购木材。
一年多后的一九六一年夏天，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中央要求各地动员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到农村去落户“支援农业生产”。材料局成都办事处是重点精简干部的单位，阿廉被要求退职回川北乡下老家劳动改造。
其实阿廉很愿意回川北乡下，因为可以见到儿子。四年多前，儿子只有两个月就由他大姑妈抱回老家去养，现在已经四岁多，只认他的爷爷、奶奶和大姑妈，根本就不认识阿廉这个亲爹。八月初最热的时候，阿廉挑着简单的行李回到川北乡下老家，见过亲娘和兄弟姐妹后，马上就想去抱抱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见到一个黑瘦高大陌生男人张开双臂扑过来要抱他就吓得哇哇大哭，躲在他大姑妈怀里不要阿廉抱，直到儿子的奶奶和大姑妈劝慰了好久，小家伙才肯让阿廉抱。阿廉把儿子抱在怀里时，这个高大的男人眼泪流了满脸。
阿廉十多年前离开老家时还是一个十多岁中学生，完全不会干农活。虽然有他爹、二哥和三哥教，但是干活时仍然经常出差错，不是把麦苗当杂草锄掉，就是把挑水浇地的水桶摔破，再不就是割稻子时把自己的手指割伤。
过了一段时间，一家人都觉得阿廉在川北乡下老家这样下去不行，得想另外办法。阿廉的大姐对他说：“你十年前的那些战友有的已经当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可以请他们帮帮忙，为你在城里去找事情干？你不会干农活，这样在老家农村窝下去肯定不行，何况你还是得想法去昌州做事才能一家三口团聚。”
阿廉的二哥也说：“你干农活养不活你自己，更不要说还要养儿子。再说当初家里送你到镇上读书，后来又去从军，当然不是要你回来干农活的。”
阿廉给在昌州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几个战友写信说了自己的现状，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帮帮自己？其实阿廉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谁知几个战友都很同情他，回信说一定要为他去争取在昌州找一个工作，不能丢下他不管。
第二年春天，在昌州城工作的阿廉过去在解放军队伍里的战友帮助他把户口迁到了昌州，并且为他找了一个在煤矿里的工作，阿廉就带着儿子到川东昌州城与妻子阿芳团聚，在城外的花果山上县办小煤窑去当了一个挖煤工。
虽然是在小煤窑挖煤，但这是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有城镇户口和城镇职工粮食供应，儿子也能够生活在爹娘身边，还上了城里的幼儿园。
昌州是一个古城，明朝初期洪武皇帝朱元璋曾经把一个孙子封在昌州为庄简王。昌州位于重庆西南六十多公里处的长江北岸，城西、城北、城东有着由缙云山脉延伸下来的，由东北向西南走向的五条小山脉，长度从二十到五十公里不等，海拔都只有六七百米。五条小山脉由西北向东南分别是云雾山、石笋山、箕山、花果山和玉龙山，这五条小山脉紧紧地把昌州城环抱在当中。
昌州城里的老人们传说这五条小山脉是如来佛祖右手的五根手指，《西游记》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就是被如来佛祖压在自己的食指花果山下，也许明朝大文人吴承恩写《西游记》就是以昌州城外的花果山为背景。
阿廉读书时听国文老师吴先生讲过，说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一生都在江南一带做小官，最远到过湖北的荆州，从来没有到过四川，所以他不太可能把昌州城外的花果山拿来作为他写《西游记》的背景。而且全国各省几乎都有叫花果山的地方，河北的秦皇岛和邯郸、河南的洛阳、江苏的淮安、浙江的丽水、江西的南昌、湖北的武昌、湖南的衡阳等等，全国起码有上百个花果山。
阿廉在昌州城东南十多公里的花果山半山上小煤窑挖煤，每周只能在周末才能回到城里的家休息一天。这个小煤窑只有一条平斜井，井洞呈大约十五度的斜度，顺着煤层走向往山里延伸，井下没有电力，每个工人都在身后背一个铅酸电瓶头上戴一个矿灯来照明，采煤时没有任何机械化的工具，全靠人用钢钎撬和镐头刨。小煤窑井下没有矿车，每天挖出的煤和清理的煤矸石被分别装进竹编的长方形大篮子里靠人力推拉出井口，竹编的大篮子底部有两条粗竹条以减少与地面摩擦的阻力，但是全靠人推拉肯定非常费力。
这个小煤窑的煤层大约只有三十到五十公分厚，属于可开采五类煤层中的最低一类极薄煤层，大一点的煤矿对这种煤层瞧不上，所以才由县里开采。
在这个县办的小煤窑里，工人们采煤时裸身只穿一条短裤半躺着顺着煤层刨煤，非常辛苦。整个矿井分为十来个采煤工作面，工人们将其称为掌子面，每个掌子面通常由两个人轮流用镐头刨煤。一个人刨煤时，另一个人负责将刨出的煤和矸石分别装进大竹篮，并且对掌子面进行扩充清理和加固支撑。
这就是说这个小煤窑每班最多也就只能容纳二十多人同时采煤，所以加上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昌州花果山上的小煤窑全部职工也就一百多人，日产量也就二十来吨煤，全年也就五千吨左右，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县办小煤矿。
这样的小煤窑在昌州城北的玉龙山和箕山上，西南的云雾山上，东边的花果山和石笋山上，一共有十多个。在小煤窑挖煤太辛苦，就连附近乡下农民都不太愿意干，所以挖煤的很多是出过问题的人，不少都是“地富反坏右”。还有几个小煤窑属于监狱劳改单位，直接就是判了刑的犯人在挖煤。
不过这样一来，阿廉、阿芳和儿子得以团聚，一家人不再天各一方。
阿廉在井下挖煤，中途是在井下吃饭，然后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就继续干活。
阿廉吃饭和休息的时候有时会想自己怎么就阴差阳错，跟《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被压在花果山的洞子里。不过孙悟空是因为大闹天宫犯了天条才被如来佛祖压在花果山下的，而自己从参加青年团、参加解放军、剿匪到铁路建设，除了说过几句不太得体的话，并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更不要说犯天条了，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会被发配到这个小煤窑洞子里来挖煤？
阿廉还想，孙悟空自己本事大，又有观音菩萨派唐僧来解救，后来不仅从花果山洞子里挣脱了出去，而且护送唐僧去西天取得真经，他也功德圆满成了佛。阿廉觉得，自己哪里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更不会有什么观音菩萨和唐僧来解救，看来自己从此会在这花果山上的小煤窑洞子里被压一辈子了。
小煤窑为了提高产量，将工人们分为白班、夜班和深夜班，每班八个小时，中途就在掌子面上每人两个大馒头和一小陶瓷缸咸菜汤吃完接着干活，中途不休息。白班和夜班进行采煤，深夜班则进行矿井清理维护。白班和夜班的工人下班前，要将本班采的煤分几次装在五百公斤左右的大竹篮里，前拉后推运出矿井口，到堆煤场过完秤卸下，才能去吃饭、洗澡和回宿舍休息。
两年后秋天的一个晚上，阿廉和一个姓陈的年轻新工人搭档上夜班在一个掌子面采煤。这个小陈来小煤窑上班还不到一个月，由阿廉这个刚挖了两年煤的“老师傅”带着干活。快要下班的时候，阿廉在掌子面上刨煤装进大竹篮，小陈清理掌子面周围和上方凸出的岩石，把掌子面扩宽一点。其实阿廉挖煤的经验不多，这个小陈更是新手，没有注意到掌子面上方有几块岩石已经有松动迹象。小陈用撬棍去撬掌子面上方凸出的岩石时松动的岩石出现了垮塌，有一块面盆大小的岩石正好砸在了阿廉的左小腿上，使他当时就痛得晕了过去。
小煤窑的医务室只能看小病小伤，不能治腿骨骨折的重伤，就将阿廉送到昌州城里的医院，经过检查是胫骨骨折。治疗和康复几个月后阿廉虽然走路没有大问题但是左腿用不上力，不能再到井下去挖煤。由于阿廉的档案中记载他十年前在西南军区军医学校学过医，所以矿上就安排阿廉在医务室当医生。
其实，阿廉十年前学的那些战伤救护知识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在小煤窑里没有什么用处，不过那时当医生并没有从医资格证书的问题，单位安排你当医生你当就是，不会就慢慢学。阿廉没有想到，自己稀里糊涂成为“中右分子”并经历了种种磨难后却在一个县办小煤窑里当了医生。这个医务室只有三个人，一个五十来岁姓黄的中医和他的徒弟，再就是阿廉这个西医医生。
这以后先是“四清运动”，然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阿廉这个“中右分子”隔三岔五就会被“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押上台批斗。
在文革前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中阿廉被造反派关押批斗过大半年，文革后期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运动中阿廉又被造反派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批斗过大半年。当然，阿廉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被批斗，见人总是微笑着打招呼并弯着腰，与邻居和同事们关系都很好，所以由于态度好，阿廉虽然被批斗多，但是受皮肉之苦的时候并不多。
“文革”中小煤窑的工人组织了“造反派”，小煤窑停了产。“造反派”的两派人因为阿廉的“中右分子”问题都不要他，阿廉就乐得清闲用不着去参加“造反派”争斗。除了有时会在“造反派”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时被抓去陪着批斗，其他没有事做的时候，阿廉就经常到河边去钓鱼，花果山小煤窑附近几条山沟里的溪流，昌州城边的小河，都是阿廉经常去钓鱼的地方。
“造反派”每天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文攻武卫”，“造反”的声势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阿廉的钓鱼技术也越来越精。他不知在哪里学了一个钓鱼药方，用配好的中药来泡麦麸，然后用来做钓鱼窝料撒到河中。不一会儿河面上就聚集了一片两三个平方米面积的小鱼群。阿廉用一支细竹竿作为钓鱼竿，缝衣针用火烤弯做成鱼钩，钩尖上挂一粒麦子，抛到这片聚集的鱼群中，一两秒钟后提杆向后甩，一条小鱼就被甩到了身后草地上。
阿廉几乎每天都能给家里的孩子吃上鱼，时常还将钓的鱼送给隔壁邻居，因此邻居们对这个高个子医生很有好感。虽然听说他过去当过解放军，后来成了“中右分子”被下放农村，但邻居们有了鱼吃就不去管他是左还是右了。特别是一些爱吃鱼的邻居经常会主动问他钓到鱼没有？如果钓得多可不可以分一些？有一次两个邻居还跟着他到河边去看他为什么这么会钓鱼？而且向阿廉学着也自己做了鱼竿，在小河边一起钓鱼，阿廉钓鱼也就有了同伴。
后来昌州城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越来越浓，“造反派”们拿出枪炮对打，互相之间打死了不少人，而且还打死打伤了一些无辜老百姓。
阿廉有了十多年前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运动的教训，不会再上“引蛇出洞”的当了，现在对“造反派”之间的争论躲得越远越好，对于“造反派”要他表明态度支持哪一派？他装着听不懂。
一九七六年秋天毛主席去世后，“文革”中的那几个大人物被宣布为“四人帮”关押起来，一九七八年年底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要开始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一九八一年初“四人帮”和造反派头目都被判刑，中央还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革命动乱，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有的搞错了，有的存在严重扩大化，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冤屈和不公正对待的人，都要进行复查和平反。
很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政治运动中受过冤屈的人，都开始上访申诉，要求为过去的“土匪、叛徒、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平反。
阿廉为自己的事情上访申诉要求平反，最早是从一九六八年春天文革中武斗还很激烈的时候就开始的。那时昌州城里“文攻武卫”激烈起来，阿廉带着孩子去川北老家躲武斗，不想却在火车站碰见过去西南铁路局的一位同事。
这位同事是当年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反党小集团”的一员，被认定为“右派分子”而被迫离开铁路到老家农村劳动，现在却在昌州火车站客运室当调度员。他说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反党小集团”在“文革”前两年就平反了，当年受处分离开铁路的很多人都回到了铁路部门工作，他自己是四年前就获得平反从农村回到铁路的，虽然没有回铁路局机关，但是在车站当调度员也很好。
阿廉把孩子安顿在川北老家后马上就去了成都，找到材料局成都办事处要为自己的事情讨说法。没有想到办事处的领导们早就靠边站了，现在“造反派”的“革命委员会”不但不理睬阿廉的申诉，而且还说要把阿廉这个想要翻案的“右派分子”关押起来批斗。办事处的几个老同事告诉阿廉：“你现在来要求为右派问题平反太不识时务了，你赶快跑吧，跑得越远越好。”
老同事们告诉阿廉，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和成都铁路局的那些领导，这几年全都被造反派打倒了，有的还被关进黑屋子批斗和严刑审问，要他们老实交代“反党反革命罪行”。成都铁路局那个姓廖的副局长因为坚决不承认过去参加过土匪和现在“反党反革命罪行”，去年初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听说他的夫人，就是铁路局党委的秘书疯了，女儿前不久在“文攻武卫”中也死了。
老同事们帮阿廉分析，因为阿廉离开铁路后辗转了几个地方，西南铁路局“反党小集团”被平反的时候可能没有能够及时找到他，加上随后就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廉的事情就被搁置起来。他们建议阿廉现在不要去碰钉子，等今后“革命和造反”的风声缓和了再看有没有机会去申诉。
阿廉投诉无门，还差点被关押批斗，吓得赶快离开成都躲回老家去了。
这以后的很多年阿廉没有停止过申述，写过无数申述材料，说自己从十七岁不到就参加解放军，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从来没有参加什么“反党小集团”，思想上和行动上从来不是“中右”，并且自己还递交过入党申请，被列入过入党培养对象，希望组织上能对过去的事仔细复查，一定要给自己平反昭雪。
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夏天阿廉再去成都，找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老领导提交了申诉材料。老领导说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对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摘掉帽子”，搞错了的要平反，会对阿廉的事情复查。
阿廉为自己的冤屈去重庆和成都自己工作过的铁路部门奔走申诉过无数次，多数接待他的领导都说会帮他查清问题，只是苦于“文革”中很多过去的档案材料散失，加上阿廉被定为“中右分子”后，辗转了好几个单位和地方，要把事情查清楚，并且确定应该由哪个单位出面为阿廉平反，这需要时间。
第二年春天阿廉到重庆找到了在重庆铁路局机关工作，当年被认定为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反党小集团头子”的团工委组织部唐部长，十五年前他就被平反恢复了工作，虽然在“文革”中被打倒和批斗了很多年，但是他现在是重庆铁路局党委组织部的领导。唐部长对阿廉过去的事情当然清楚，而且非常肯定地说阿廉的冤屈应该平反，他一定努力促成这件事。
后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目被判刑关进了监狱，而很多“反党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包括原来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区司令员和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成千上万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含冤去世多年后得到了平反昭雪。
还活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革命分子”，如中央组织部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都重新出来工作了，并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原来西南军区、西南铁路局、重庆铁路局、成都铁路局和材料局成都办事处的那些老领导，也都被宣布平反重新出来工作。成昆铁路、渝黔铁路、渝襄铁路和宝成铁路都恢复建设，并且很快就建成通车了。
中国社会开始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这个时候，阿廉已经由被划为“中右分子”时刚过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变为了年近五十岁，头发花白的大叔。
阿廉宝贵的青壮年就这么过去了，那个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里高大英俊、腰板挺直、篮球打得很好的解放军转业军官，现在已经是一个秃顶、斜肩、左腿有点瘸和习惯性地弯着腰，经常在小河里钓鱼，小煤窑医务室里的医生，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再打过篮球，现在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过去打过篮球。
虽然阿廉不断为自己的冤屈申诉，但是申诉十多年没有结果，他已经有点绝望。阿廉甚至想虽然自己这么多年受了不少苦，但是比那些被冤屈和受折磨死去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自己总算是活着看到了能够平反冤屈的一线曙光。
阿廉的儿子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他在假期里曾经多次拿着申诉材料到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成都铁路局和重庆铁路局去为他爹上访，希望他爹的冤屈能够得到平反昭雪。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好几年后的一九八二年底，阿廉终于收到了由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寄来的一份平反通知书，说当年阿廉在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工作时，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中右分子”是定错了，在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被“动员”下放农村劳动也是搞错了，宣布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
二十五年来阿廉在川滇边大山里、川西高原、川北乡下和昌州城外小煤窑一直被监督劳动改造，现在看来他这一生的一半时间都错度了人生。
后来阿廉看到报纸上说仅仅一九七九年秋天到一九八二年底的三年多时间，中共中央组织部记录全国平反“极右和右派分子”五十五万多人，平反“中右分子”三十一万多人。这些人中大多是知名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知名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名人。
有很多已去世的“右派分子”，由于没有人为其申述，他们的冤屈最后并没有能够得到平反，这样的人到底有多少？阿廉没有见到过公布统计数据。
阿廉收到平反通知的时候已经因为癌症晚期而两次住进昌州城里的医院动手术。在病床上的阿廉给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领导写了一封信，感谢组织上为自己平反昭雪，使自己蒙冤多年后现在病重之时能解开心里的疙瘩。
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得知阿廉病重，派人到昌州来看望，鼓励他积极配合治疗。来人说如果阿廉的病治好了，组织上可能会安排他回铁路部门去工作，现在很多被平反昭雪的人都被安排回原来单位工作，还要补发工资。
过去工作过的西南铁路局团工委和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的一些同事，陆陆续续到昌州来看望阿廉。阿廉见到这些老同事，知道他们有的仍然在原来的铁路部门工作，也有的人转到了地方工作。大家一起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于当年的哪些荒诞往事，以及后来几十年每人的不同经历都唏嘘不已。
同事们告诉阿廉，原来西南铁路局团工委组织部唐部长，就是反右派运动时被确定为“反党小集团”头子，平反后在重庆铁路局党委组织部工作，前不久因为癌症晚期病情恶化，在重庆城里医院住院治疗了半年，最近去世了。
阿廉想去重庆祭奠唐部长，被大家劝阻了。阿芳代表阿廉去重庆参加了重庆铁路局给唐部长开的追悼会，回来后说阿廉能够得到平反昭雪，真的是唐部长一力促成做得好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唐部长的恩情。
阿廉对于自己这个小人物能够洗刷掉几十年来背负的冤屈，而且将要回到铁路部门去工作非常兴奋。不过他对于自己已经离开铁路单位二十几年，再回去是不是能够把工作干好有点担心，而且自己的左腿已经有残疾，走路不利索了，如果需要到川滇边或者川西高原上，再像二十多岁年轻时那样去从事修建铁路的勘测工作，或者为铁路建设跑材料采购，可能会有困难。
不过阿廉仍然对来看望他的人说：“我离开铁路这么多年，可能对铁路上的工作已经生疏了，今后需要更加努力才能重新熟悉起来。过去铁路上都是蒸汽机车，现在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了，听说三十年前通车的成渝铁路和十年前通车的成昆铁路现在都要进行全面电气化改造，列车运行速度将大大加快，还会建设可以通行高速电气列车的铁路，使得旅客列车在各个大城市间的通达时间缩短到只有现在的好几分之一，这些重要建设项目都正在加紧进行设计规划，也许自己今后还可以为重要的国家铁路建设工作再去贡献一份力量。”
也许因为得到了平反心情好起来，动了大手术之后阿廉身体有所恢复，甚至在过年期间还出医院回到家中休息，他说他要争取尽快好起来，在回铁路工作前回一次川北乡下老家去祭奠爹娘，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洗刷了多年的冤屈，让爹娘不再为他担心。阿廉自己和全家人都以为他有可能创造奇迹恢复健康。
儿子学校放寒假从北京回来了，阿廉空闲时就把自己过去在解放军队伍中剿匪、在西南军区和西南铁路局篮球队打球、在成昆铁路建设指挥部筹备处时在川滇边大山中勘测铁路线路，以及在大小凉山和川西高原遇到危险，还有在铁道部材料局成都办事处工作，下放回川北乡下老家劳动和在花果山上小煤窑挖煤的那些过去很多年的事讲给他的儿子听，不管他的儿子是否愿意听。
阿廉给儿子讲这些事情是带着愧疚心情的，因为自己的问题儿子从小受过不少歧视，小学时没能加入少年先锋队，中学时没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甚至初中毕业未被推荐上昌州城里的高中，只能到偏远乡镇去上高中。
也许阿廉觉得能够把过去的事情全部讲出来，心中的结才会彻底消散。
不过，阿廉最终没能回铁路去。在他五十岁生日的十多天后，正是春光明媚时，他的病情出现了反复并最终失去了控制。
阿廉的人生恰似一粒细砂，被一阵风吹向了另一个世界。
－－－林柏，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