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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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个世上五十年了，四十八个年节的烟火，都绽放在一个叫窑头岭的地方。
那时父母双亲都在，纵使千山万水，车马劳顿，也要跋涉回到这片土地。窑头岭，像一块无形的磁石，牢牢吸引着游子的魂魄。
父亲常说，年关的窑头岭，不单是游子归巢，更是算盘珠子噼啪作响的时节。他看重的不仅是灶膛里的火，更是夜空里炸开的“经济账”。
无论枝叶在异乡如何舒展，那深埋于此的根须，总在岁末年关悄然抽动，将人拽回这生命最初的地方。
如今，父母都不在了，老屋也空寂了，每年还会回窑头岭过年。今年还带了外孙女奇奇回来，奇奇才一岁多点，第一次来乡下，对乡下的一切非常好奇，玩得非常开心。
她对自然生长的一切事物很感兴趣，菜园子里的白菜、萝卜、青菜，水面上游动的鹅与鸭，天空中飞翔的各种鸟，以及地上走动的鸡和狗，都让她兴奋不已。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它能给孩子们提供最真切而实在的知识。
一同回家过年的，还有一条叫小二黑的狗，叫它小二黑，是因为头上有条白线，分成两半黑；而在腹部，也有两块云纹状的白色花纹。这条狗是儿子从乡下捡回来，还只有三个月大，回到乡下就是回到了娘家，自然比在城里玩得嗨。
虽然离开老家二十多年了，但根扎在这里，田地屋场山水还在，连户口也未曾迁走，我们只是蜗居在城里的乡下人，根还是在这窑头岭。
这里原来是洞庭湖的一部分，是先人们从洞庭湖里围湖造田，围垦过来的一个大垸子，叫十八垸。他们是在明洪武年间从江西吉安迁徙过来的，看到这湖滩中，有个像窑头一样的小岭，就叫窑头岭了吧，并非是因为烧制瓷器的原因。
从这往南过去十几里地，靠笔架山那边，有个叫羊舞岭的地方，是专做瓷器的，南宋时就比较有名了。做瓷器要有瓷土，要有燃料（木头），还要方便运输（水运），这三者缺一不可。从位置上来看，我们这个小地方不具备产瓷器的条件，唯一的可能，就是这片小高地像个窑头，故而叫窑头岭。
这里是洞庭湖的淤积之地，没有山和高地，湖沟密布，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以种水稻为主，一年两季。以前冬春间种油菜，现在很少有人种了，有的连水稻也只种一季了。
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人们在土地之外找到了谋生的活计，对于土地的依赖减少了。现代农业对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冲击逐渐显现，乡村比以前显得空旷寂寥了，年轻人像候鸟飞走了，只留下些老人、小孩和空的屋子。
日子是冷清了，可父亲心里有本账，一本写在漫天烟花里的账。他说，这夜空就是块大算盘，哪个村殷实，哪个村紧巴，年三十晚上噼里啪啦一响，算盘珠子就拨拉得明明白白。
只有到了年关，散落四方的“候鸟”才纷纷归巢，沉寂的乡村骤然被喧嚣和色彩填满。这点人气，在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二攀至顶峰，烟花散尽，人声渐歇，村庄便像退潮的海滩，迅速复归它空旷寂寥的本相。
都说乡下空气好，可过年的那几天，这话未必准确，有时甚至比不上城里。
一来，乡下的树多是落叶的，秋冬一到，只剩光秃秃的枝桠戳向天空，田里的稻子也早割净了，露出褐色的泥巴，少了草木的遮挡和吞吐，风里便没有了那股子清冽劲儿。
二来，那些从城里衣锦还乡的“候鸟”，为了显示自己在外面挣了大钱，恨不得把攒了一年的风光都炸响在夜空里。硝烟裹着硫磺味，沉沉地压在村子上空，吸一口，嗓子眼都发干发涩。
父亲在世时，每当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会陪他一起到外面走一圈，一是为看热闹，也是为了久坐之后，活动一下筋骨。我们站在清冷的夜色里，看着满天的焰火，迎接新年的到来。
新年并非诞生于白昼的光明，它在最深的墨色中悄然苏醒。从无边的沉寂里起身，应和着人间灼热的守望，步履从容，向时间深处款款而行。纵有漫天焰火瞬间点亮夜空，那绚烂之下，大地依然浸染在墨色的沉寂里，这乡村亘古的黑白织锦，是光与暗彼此孕育、相互成全的默契。
父亲看烟花，自有一套章法。转钟前，他必披上那件旧棉袄，揣上用了半辈子的老怀表，表壳磨得锃亮，走时却依旧精准，踱到屋后那处视野开阔的土坡上，那里是他的“瞭望台”。
最初的时候，父亲会从东南西北四方焰火燃放时间的长久和密集度，来判断当年周围村经济的好与坏。
他并不急着看热闹，而是凝神静气，像是在观察稻田水位的高低，对于水稻生长的影响。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是他划分的“经济版图”。怀表咔哒咔哒地走，他开始在心里记账。
往北看，是白坪岭方向。
“起炮了！”
“嚯，这‘冲天雷’，一响接一响，密得跟炒豆子似的，听声儿，得有七八上十箱了！”
“怀表走了半个小时，势头才缓下来。”
“嗯，米厂的大门怕是开得宽，老板们的兜里有硬货。”
记得那年，白坪岭的炮仗硬是炸了近一个小时，半边天都映红了。开春他去一问，果然！那年国家粮补加码，米价也俏，米厂老板新添了设备，开足了马力，十里八乡的谷子都往那儿送，库房里的粮食堆得冒了尖。
东，是照面山那边。
镉大米那事一出，湖南的米市受到了冲击，白坪岭的年三十就哑了火。只零星听了几声响，像病猫打喷嚏。
父亲摇头：
“仓库里堆的是卖不掉的陈谷，米老板的眉头锁得比米仓还紧，哪还有闲钱放响响？”
“放几挂小鞭子，怕是给财神爷听个响动，讨个心安罢了。”
“咦？奇了怪了！”
“照面山今年动静怎么不大，稀稀拉拉几挂鞭。”
“哦，不对！后劲儿上来了！”
“快看，那是‘天女散花’！金灿灿的！”
“舍得放这个，干菜贩子今年油水足！”
“听说城里人如今就认他们晒卜豆角、辣刀豆，说是没镉米那脏东西。”
镉事件之后，人们的环保、健康意识提高了。那日吃年夜饭时，父亲突然幽幽的说：
“城里人胆子也太小了吧，吓得买米也要看产地了？”
“只是这吃到嘴里去的东西，还是干净点的好！”
乡里的干菜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做干菜生意的照面山人自然挣了不少钱。
照面山是传统的做干菜生意的乡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们专做干菜子，卜豆角、卜辣椒、菜芯子、干红薯叶、辣刀豆，成了城里人的抢手货。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加工的，也有一部分是从各村收购上来的，他们把收购或自家加工的干菜，送到城里的饭店、宾馆或者菜市场的贩子手里，丰富了城里人的菜篮子和口味，自己也挣到了不少钱。
照面山的“天女散花”不是这一回了。自从城里人迷上“土”和“健康”，他们的那些卜辣椒、菜芯子、干红薯叶，就成了菜篮子里的金疙瘩。
父亲说：
“蔫巴菜叶子晒干了，倒比鲜货金贵，这买卖做得精明！”
再看南方，陆家湖那边，
“往年动静不大，今年倒是稀奇。”
父亲眯着眼，侧耳听了半晌，
“听这声儿，闷响多，亮花少，放的尽是些‘大地红’‘啄木鸟’。”
“不像是挣了大钱的阔气，倒像是……”
“嗯，像是养鱼的渔民憋着股劲儿。”
他顿了顿，
“怕是去年鱼价贱，伤了心气，今年放几挂鞭，图个‘翻身响’？”
“这动静里透着股倔，不是富足，是盼头。”
他这套“烟花经济学”，竟屡试不爽。 父亲可能并不懂宏观经济学，他对“烟花经济学”的观察，本质上是基于微观层面对大众购买力、产业兴衰、消费信心的直观把握，是扎根于土地的朴素的经验智慧，他能摸到乡村经济的脉，比赤脚医生把庄稼汉的脉还准。
也有打肿脸面充胖子的。西边村里有户人家，为攀比，借了滚利钱来买烟花，一晚上放了小二十箱，夜空亮如白昼。
父亲皱起着眉头：
“响的是债！虚火！”
“听那动静，杂乱无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哪像真有底气的？”
“这哪是迎财神，是在请瘟神进门！”
他跺跺脚，震落了门前茶花树上的积雪：
“有那闲钱，还不如给这老伙计添把肥！”
自那以后，父亲的“瞭望”便多了一份审慎。他不再单看烟花的多少与时长，更留意那“响动”里的门道。
“听仔细了，”
他曾指点我，
“真挣了钱的，放炮也从容，响一阵，歇口气，像是胸有成竹地拨算盘珠。”
“那借债充门面的，恨不得一口气把箱子点完，噼里啪啦乱作一团。”
“听着就心浮气躁，像急着把债炸没了似的。”
他还开始分辨烟花的“身价”：
“‘天女散花’、‘金玉满堂’这些大花样，是给财神爷看的‘硬通货’。”
“光放些小鞭、‘窜天猴’，再热闹，底子也薄。”
父亲看着这满天的烟花对我说，现如今也不能凭这烟花，来判断各村经济的好坏了。有些人为了讲排场，借着别人的钱也来充门面，有在这上面攀比的势头。以为在这迎接新年到来时刻，烟花比别人放得多，放得久，财神就会进谁家的门，垂亲谁家一样，反倒把自己的努力的看轻了。
这样的风气在乡村里漫延，做红白喜事也加进了这样一些因素，烟花厂高兴了，可大家的钱都浪费了，平添了一些额外的开支，成了一种负担。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敲打我：
“这种虚花架子要不得！人呐，不能忘本。”
“好光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咱得对得起它，更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别被那满天响动迷了眼！”
“这‘烟花经济学’，看看热闹、猜猜冷暖还行，当不得真！”
“钱，是地里刨的、手上磨的、汗珠子摔八瓣挣的！不是天上炸出来的！”
他掂量着那些攀比的烟花，算的是另一笔账：
“一箱好炮仗，抵得上几袋化肥、一把钢火很好的锄头、娃娃半学期的书本费！”
“图那几分钟的虚响，把实打实的活命钱烧了，值得吗？”
“这叫不会算账！”
“人活一世，本分最要紧。”
父亲望着渐渐沉寂的夜空，声音沉下来，
“地里不长金子，响炮崩不来票子。”
“日子要像老牛耕地，一步一个脚印。”
“你是老大，又在党里宣过誓，肩膀头子就得比别人硬实。”
“带好头，莫让虚火烧了根本。”
三年前，父亲走了。
这三年，我还是像往年一样回老家过年。
如今，乡规民约管住了手脚，党员带了头，攀比的风气淡了。倘若父亲还在世，他这“土经济学家”一定会以他的方式作出他的解读：
“上头让咱勤俭节约，这就好比是给老少爷们儿都紧了紧裤腰带，管住了乱花钱的手！”
“大伙不攀比着放炮仗、瞎讲究排场了，省下的是真金白银。”
“这‘烧钱比阔气’的风啊，算是刹住了车。”
“放炮图个响动、图个喜庆，回归本真了，挺好！”
村里挣钱的门路多了，年轻人天南地北去打工，通过直播卖腊肉、干菜，开民宿迎客，开农家乐……财富像水，流进了新挖的沟渠，再难凭那夜空里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响，猜透水流的深浅了。
父亲若还健在，只怕又要揣着他的那块老怀表，蹲在网红店里，用咔哒咔哒的时间声来计算他们接了多少单，估算当年干菜的行情了。
我依然会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个时刻，走出家门，走进清冷的夜风里，仰头看那稀疏了许多的烟花明灭，陪小外孙女奇奇放些彩珠筒。
我蹲下身，帮奇奇扶稳那些彩珠筒。引线嗤嗤燃起，她兴奋得小脸通红。光柱“嗖嗖嗖”地蹿向夜空，瞬间绽开几朵小小的、转瞬即逝的花。
“看，亮亮！”
奇奇拍着小手。
“嗯，亮亮。”
我应着，指尖仿佛又触到父亲那块磨得光滑的老怀表壳，心里默念：
“小小的花，也是心意。”
“实在的欢喜，不图那震天响。”
我又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这响声里，一半是给财神交的账，”
“一半是给祖宗报的平安，心意到了就行了！”
看那小小的光柱蹿向夜空，瞬间绽放，又归于寂暗。
待最后一点火星坠入黑暗，周遭重归寂静深邃。恍惚间，仿佛又听见父亲那老怀表在耳边咔哒作响，和他低沉的声音：
“钱，是汗珠子摔八瓣挣的！”
父亲那本写在焰火里的“经济学”或许过时了，可他那份对土地收成的关切，对乡亲冷暖的体察，那份穿透虚华直抵本质的清醒，那份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早已烙进了我的骨骼里。
是父亲的这份独特的经济学，教我辨识何为真实的繁荣，何为虚妄的烟火；教我懂得，真正的春色，不在转瞬即逝的夜空，而在脚踏实地耕耘出的、生生不息的人间。
牵着奇奇温软的小手站在这片土地上，脚下是祖辈和父母长眠的热土，身旁是血脉相连的叔伯兄弟。故乡的根，不仅扎在泥土里，也扎在父亲传下的这本“人生经济学”里。
初四清扫院落，我将满地红纸屑扫到茶花树下，当作肥料。 那是女儿出生那年，父亲栽下的，有二十八年了，枝头挂满了花蕾。 奇奇模仿大人，也拖一把小扫把，帮着清扫，她拍拍泥土，指着残存火药痕迹的纸屑喃喃自语：
“嘘！亮亮睡觉…花花开！”
红纸沉入黑暗的泥土，就像是父亲说的除夕，那是把光埋进土里，等待发芽。
几日后离乡，盛开的茶花挂满枝头，奇奇扒着车窗喊：
“外公看！”
“亮亮…变红亮亮！”
那一树盛开的茶花，像是父亲含笑在给我们挥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