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筷

客厅里，母亲正把刚煮好的汤放在桌中央。我凝视着那锅热气升腾的汤，汤色清亮，浮着几点油花，仿佛映出了我心中浮沉不定的忐忑。此时母亲刚从湘北农村来到深圳，准备照料我的孩子。她拿起自己的筷子，习惯性地伸向汤碗，就要为我和孩子舀汤。我内心一紧，喉咙里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却终究被吞了回去。筷子尖轻触汤面，荡开几圈涟漪，如我心中悄然漾开的犹豫，又默默沉回心底。

湘北故里，碗筷何曾分彼此？乡间炊烟袅袅，家家户户吃饭时，皆是同盘共箸，粗朴却也亲昵。一盆腌菜，几双筷子你来我往，不分彼此地深入其中夹取，碗盘之中，筷子你来我往，传递的何止菜肴？是盘根错节的亲缘，也是无间无隙的浓情。即便后来负笈北上，京城学府食堂，众人亦围坐共餐，碗碟交错间，只闻笑语喧哗，不见公筷踪影。餐桌上杯盘交错，筷子纵横，若是一双筷子因沾了谁的口涎而遭嫌弃，那便几乎等同于对血脉本身的轻慢与亵渎了。

当母亲从湘北农村来到深圳，准备照料我的孩子时，公筷才正式进入我的视野，亦成为我心头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我深知母亲自尊如湘北山石般坚硬，生怕这一提议，会令她误解为嫌弃的利刃，割伤她柔软的心。

那个夜晚，我在灯下踱步良久，影子在墙上拉长又缩短，如心头那团不安的翻腾。灯影惶惶，终于我鼓起勇气，声音带着踌躇的微颤：“妈，有了小孩子，体质不同，咱们往后夹菜……用公筷吧？”母亲闻言，只微微一顿，随即爽朗应道：“好！”那一声“好”字干脆利落，竟如春冰乍裂，我心中悬石訇然落地，然而在轻松之余，我分明瞥见了母亲眼中一丝微不可察的黯色——那黯色非关抗拒，倒似某种温顺的认命，如溪水服从于河床的坡度。

从此，公筷便在我家餐桌上安了家。母亲起初也偶有疏忽，用自己那刻着岁月痕迹的筷子伸向共盘。此时，她总会迅疾缩回手，眼中掠过一丝窘迫，旋即默默扒完碗中饭菜，悄然收箸。更多时候，她只是静静候在桌边，待我们饭毕，才执起自己的筷子，从容享用那些余温尚存的菜肴。她独自吃着，仿佛在咀嚼着某种无声的牺牲，那副场景，竟让我想起白居易笔下“母瘦雏渐肥”的苍凉诗意——晚风中的烛火，光芒渐黯，终是为了守护那更幼小的光焰。

后来，母亲终于习惯了公筷，那两根竹筷横陈于盘中，俨然成了鸡汤上搭起的小银桥。然而，每逢举箸，我仍会不自觉地瞥向母亲的手——那双曾为我在田垄间播种希望的手，那双为孙儿在灶前操持羹汤的手，如今却要时时避开家人的碗碟。那手背上的褶皱如湘北山地的沟壑，每一道都埋藏着坚韧的付出与无声的迁就。

华夏餐桌之上，箸的演进与礼的嬗变，向来是一体两面。《礼记》有言：“饭黍毋以箸”，道出古人食饭以手，箸初用于羹肴的讲究。孔圣则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于精洁处见尊生之意。及至《周礼》所载“膳夫”之职，专掌“王馈”，细微处已见礼制之森严。公筷之兴，非为矫情，实乃文明递嬗中卫生理念的必然升华。它如一道微光，照亮了现代生活中对个体健康的体贴与珍重。它不再仅仅是饮食工具，更是文明尺度上又一道温柔的刻度。

公筷的横亘，亦如一道微缩的界河，悄然分隔了两代人。母亲由最初的踟蹰，到后来的娴熟使用，其过程犹如一场无声的跋涉。她如履薄冰地适应着城市生活的规则，如同在陌生水域中重新学习泅渡。费孝通先生笔下“乡土中国”里那种“熟悉社会”的圆融，与现代都市的“契约精神”，便在这双筷子的传递中完成了艰难的交接——母亲交出的是她根深蒂固的熟稔，捧回的却是对儿女崭新生活的成全。她终于用自己沉默的顺服，在陌生水域中为我们另辟了一条渡船。

如今，公筷在我家早已生根。每逢饭时，那双多出的竹筷安然横卧于盘碟之侧，犹如一道安静的小小界碑。然而，每当我举起它，目光总不由飘向母亲。她平静地吃着，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如银丝般闪烁。筷子起落之间，偶尔一声轻微磕碰，仿佛敲在时光的骨节上。

两根筷子，一根刻着“孝”，一根刻着“顺”，中间横亘着岁月的河。母亲用她晚年的笨拙泅渡，只为在岸这边，为我们铺陈一片不被旧俗尘埃沾染的净土——箸尖轻碰的刹那，是两种时间秩序的揖让相认。

母亲用顺从的沉默，消融了新旧习惯之间的隔膜；她以退让的姿态，为我们撑开了一方洁净的天空。公筷之上，承载的岂止是卫生？它分明秤量着两代人之间那沉甸甸的、以退为进的爱意。每当那竹箸轻碰碗沿，发出微响，我便知那是两种时间秩序的揖让相认，是古老温情对现代规则的无声迁就——这迁就本身，就是爱在岁月风尘里最谦卑的深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