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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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门在身后闭合，那一声沉闷又决绝的响动，仿佛把我和她隔在了两个世界。我孤零零地站在走廊中央，眼前晃动着方才妻子被推进去时苍白的面容，如被剪断丝线的纸鸢，轻轻滑入那扇门后无边的未知里去了。
手术室门前，走廊是这般空阔，冷气悄无声息地弥漫着，刺得人裸露的皮肤生疼。两侧墙壁白得晃眼，白得几乎不近人情，那白色又直挺挺地竖立着，没有一丝褶皱，像绷紧的裹尸布。我寻了角落一张不锈钢椅子坐下，冰冷的金属瞬间穿透薄薄的衣裤，寒意直抵骨头缝里。岳母紧挨着我也坐下了，她脸上刻满皱纹，目光飘忽不定，一会儿茫然地注视着紧闭的门，一会儿又向走廊尽头张望——她那双粗糙的手，一会儿放在膝上，一会儿又无措地揪住衣角，像是想抓住什么，却终究什么也抓不住。
鲁迅先生曾在《父亲的病》中痛陈那些“医者，意也”的旧式医道，道尽了生命在懵懂“意会”前的脆弱无力。此刻此地，生命在精密仪器前，在素白无菌的天地里，却依旧显得如此渺小无依。岳母轻轻叹息一声，我循声望去，只见她正数着脚边地砖上那些细小的接缝，目光专注而迷茫，仿佛那些冰冷的线条便是她此刻唯一可抓住的依托。这茫然无措的守候，原来亦是我们生命旅程中一种古老而恒久的姿态。
我枯坐于冰冷的椅子上，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第一次危机四伏的时刻。那时妻子唐筛结果不佳，我们如两只惊惶的小舟，在区级医院拥挤的浊浪中颠簸漂浮。门诊室前，人群攒动，每一张面孔都浮动着相似的焦灼与茫然。我们被人潮裹挟着，无数次排队、等待，手中的单据渐渐积成厚厚一沓，却如同握着一把无用的枯叶，丝毫遮不住心上那吹刮着的凉风。最终辗转至妇幼医院，那位医生翻看报告后，眉头紧锁，只轻描淡写地建议我们另觅高明。生命初萌的喜悦，在一次次排队、一纸纸诊断里被碾磨得稀薄，我们仿佛成了福柯笔下被“医学凝视”所检视与分类的对象——生命尚未展开，便已被冰冷的尺度丈量着，贴上了标签。
幸得友人指点，我们终于寻访到北大医院的一位妇产科主任。他端详报告之后，温和而坚定地建议我们前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基因检测。又是一番奔波辗转，缴费的长龙蜿蜒如蛇，队伍里的人们几乎个个眼神空洞，仿佛生命的热度在无尽等待中已被消磨殆尽。终于拿到结果那一刻，我们看见报告单上赫然写着“低风险”，妻子才轻轻伏在我肩头，那压抑许久的泪水无声地浸透了我的衣衫。这眼泪，分明是医疗迷宫深处寻得一条生路后，疲惫灵魂所发出的微弱回响。
第二次惊险接踵而至。那时离预产期仅剩两个月，我正因单位团建羁留在外。深夜，妻子不适的电话如冰水骤然浇下，我立时心如火燎，焦灼地团团乱转，偏偏寸步难行。深夜里，我握着手机，在异地空寂的宾馆房间中徒然踱步，窗外城市的灯火通明，却照不亮我心内那一片茫茫的黑。后来，幸得一位大哥仗义援手，连夜联系医院并安顿妻子住下。当我次日清晨踉跄赶到医院，妻子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苍白的脸浮起一丝勉强的笑意，只说：“没事了，虚惊一场。” 我紧握住她微凉的手，无言传递着劫后余生的惊悸与庆幸。生命这流动的液体，在鲍曼描述的“液态的现代性”中，常常因社会资源的流转不畅而遭遇搁浅；然而，也正是在这般流动的缝隙里，人性深处那些未曾算计的暖意，反而如清泉般渗流出来，弥合着断裂的堤岸。
而今第三次，我们直面了剖宫产与一床难求的困境。医生直言胎儿头部偏大，剖宫产势在必行。可环顾四周，病房里满满当当，每一张床都承载着一个等待中的生命故事，而我们的故事，似乎暂时找不到安放的位置。我如同困兽，四处求人，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声音在焦灼中渐渐嘶哑。最终，总算确定了手术日期，但代价是手术前夜，我只能在医院走廊里栖身。长夜漫漫，走廊灯光彻夜通明，映照着那些与我一样蜷缩在行军床或冰冷长椅上的守夜人。偶尔传来婴儿的啼哭，或是值班护士疲惫却轻快的脚步声，搅动着这无眠的夜海。冰心在《分》中描绘的婴儿初啼，原该是生命平等最纯粹的宣言；可现实里，生命降临的门槛，竟也分出了明暗不同的阶次。我们躺在喧嚣的走廊上，此夜，阶次分明而冰冷地映照于现实之中。
今天，手术定在早晨。天未亮透，我们就早早起身，做好一切准备。从晨光熹微的六点，直等到暮色沉沉的七点，手术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进进出出的人流更迭不息，唯独没有叫到妻子的名字。岳母的焦虑在无声中蔓延，她不时踮脚张望，又颓然坐下；我则反复看着腕上的表，指针仿佛被无形的手拖住，走得异常滞重。时间在此刻，彻底暴露了它被“商品化”的本质——每一秒的延宕，都煎熬着等待者焦灼的神经。这漫长的分分秒秒，如同一块无形的磨刀石，在寂静中，磨砺着人忍耐的极限。
当那扇门终于再度洞开，医护人员推着妻子出来时，我几乎是扑过去的。妻子脸色苍白如纸，疲惫的眼眸却闪烁着奇异的光亮，她微微动了动嘴唇，声音轻得像叹息：“是个儿子……” 我紧紧握住她冰凉的手，千言万语哽在喉头，最终只是无言地回望着她，指间传递着劫后余生的微颤与重量。这一握，仿佛穿越了所有制度的壁垒、奔波的辛酸、等待的煎熬，在疲惫与希望交织的尽头，仅仅还原为生命对生命的确认。列维纳斯说，面对他者之“脸”，我们生发出无法推诿的责任。此刻凝视妻子虚弱的面容和新生命微弱的啼哭，这守候里全部的煎熬，忽然沉落为一种最原初的伦理——存在即是对他者的应答。
走廊顶灯惨白的光，冷冷投射在身下的不锈钢长椅上。我无意间低头，赫然看见椅子扶手处，竟隐约映出了手掌的轮廓——那是我和无数如我一样的守候者，经年累月以焦灼、以期待、以祈祷，用体温与汗水在这冰冷金属上烙下的无形印记。这模糊的印痕，既非医疗体系精密流程中的一环，亦非统计表册里一个冷漠的数据点；它只是生命与生命之间，那赤裸裸的、带着温度的交汇与见证。
门内，是科学精密的规程在运转；门外，是人间烟火里的血肉在守候。那不锈钢椅上模糊的掌印，便是制度与人情碰撞的界碑，上面刻满了我们共同的期待与战栗——门里门外，原来共同呼吸着同一份生命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