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两元

冬月初七，天色微阴，我自城中驱车返家。车轮碾过乡道，扬起薄尘，如时光之屑，飘散在记忆的河岸。四十岁的人，早已不是少年，却每每踏上归途，便觉心绪如初，柔软、惶惑，又带着一丝不可言说的愧疚。

母亲今年六十，身体每况愈下。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如三座无形之山，压在她日渐佝偻的脊背上。她常说：“年轻时奔波得太狠，把身子骨都透支了。”语气平静，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可我知道，那“奔波”二字背后，是她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尤其是靠着养猪种田送我进京读书的辛酸，是田埂上挑担百里不歇脚的倔强，是山林中扛起百斤松树下山的坚持，是寒冬腊月里为省电费而摸黑缝补的双手。

这次回来，是因为她的降糖药快吃完了。我原打算带她去医院复诊，顺便开些新药。可她一听就摇头：“不去医院，费钱又费神。我自己知道吃什么药，去镇上买就行。”语气不容商量，眼神里却藏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节俭。

于是，母子二人踏上了这趟寻常又不寻常的买药之行。

镇上的药店不多，三家而已，沿街排开，门面朴素，招牌褪色。第一家店，玻璃柜后坐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见我们进来，懒洋洋地问：“要什么药？”母亲报出药名，对方翻了翻抽屉，报出价格：四十八元一盒。

母亲没说话，只轻轻“嗯”了一声，转身就走。我跟在后面，不解其意。

第二家店稍大些，墙上贴着“医保定点”的蓝标。老板是个中年男人，热情招呼。母亲重复药名，对方熟练地从货架取下，报价四十七元五角。“便宜五毛。”我心里想，但母亲依旧沉默，只摆摆手，示意离开。

第三家店最不起眼，门口堆着纸箱，药架也显陈旧。店主是个老太太，头发花白，见我们进来，笑得温和：“来买药啊？”母亲点头，报出药名。老太太慢悠悠地翻找，终于拿出一盒，说：“四十六块。”

母亲眼睛一亮，像孩子得了糖果般，立刻说：“就这家，买！”

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却被她一把按住手腕：“给现金。”声音不大，却坚定。我只好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二十、一张五元和一枚一元硬币，递过去。老太太数了数，笑着找零四角。母亲接过硬币，小心地放进衣兜，仿佛那不是几枚铜板，而是某种生活的信物。

全程不过几分钟，却走了两个多小时。回家路上，寒风拂面，我忍不住问：“妈，就为了省两块钱，跑三家店，值得吗？”

她没立刻回答，只是低头看着脚下坑洼的路，良久才说：“不要看你现在挣得到钱，你要想你挣不到钱的时候。还有就是，挣到再多钱，也要学会浅水放长流。”

“浅水放长流”这句出自母亲之口的俗语，朴素如泥土，却深藏智慧。它并非经济学术语，却比任何精算模型更贴近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在物质匮乏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浪费”有着近乎本能的恐惧，对“节制”则奉为圭臬。他们的节俭，不是吝啬，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敬畏，一种对不确定性的防御机制。

母亲生于1966年，童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尾声，青年赶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年又逢下岗潮。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社会最剧烈的转型同步。她没有读过《资本论》，却深谙“剩余价值”的残酷；她不懂凯恩斯主义，却实践着“预防性储蓄”的古老智慧。她的“浅水放长流”，实则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在个体生命中的延续，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日省一文，明日救一急。

这种节俭，亦是一种时间观。现代人崇尚“即时满足”，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母亲这一代人，则习惯将时间拉长，在漫长岁月中摊薄风险。糖尿病是慢性病，需终身服药。对她而言，这不是一次性的消费，而是一场与时间的谈判。省下两元，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日积月累，十年便是七千余元——足够一次住院押金，或孙子半年的学费。

这让我想起《礼记·大学》所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母亲虽不知此句，却以行动诠释了“用之者舒”的真谛。她的节俭，不是对财富的贪婪，而是对资源的尊重，对家庭责任的承担。

更令我动容的，是母亲坚持用现金付款。

在这个移动支付普及率超86%的时代（据2024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扫码支付已成为日常。然而，母亲却固执地拒绝电子交易。她说：“扫码看不见钱出去，心里不踏实。”这句话，道出了数字鸿沟背后的情感裂痕。

对老年人而言，现金不仅是货币，更是可触摸的信任。纸币的质感、硬币的重量，构成了他们对“真实交易”的认知框架。当金钱变成屏幕上的数字跳动，他们便失去了对经济行为的掌控感。这种失控，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尊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惯习”概念，指个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形成的持久性行为倾向。母亲的“现金偏好”，正是其生活惯习的体现。她一生与土地、实物打交道，对抽象符号天然存疑。她的世界，建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基础上，粮食要颗粒归仓，钱财要亲手点清，药要亲自比价。

而我的扫码付款，在她眼中，或许是一种轻率，一种对金钱的“挥霍感”。尽管我知道，电子支付更便捷、更安全，但在那一刻，我选择顺从。因为那不是妥协，而是对母亲世界观的尊重。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言：“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今，轮到我们理解并接纳父母的“因袭”。

糖尿病，是一种“富贵病”，却也是“贫困病”。它需要长期管理、定期监测、稳定用药。在城市，患者可通过医保、慢病门诊、家庭医生获得系统支持；而在乡村，许多老人只能凭经验自行购药，甚至因药价波动而擅自减量。

母亲的药价比较，实则是底层民众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下的无奈自救。国家虽已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但报销比例有限，自付部分仍构成沉重负担。尤其对于无退休金、靠子女接济的农村老人，每一分钱都关乎生存底线。

这让我想起社会学家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在高度流动与数字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被抽象系统取代。母亲不愿去医院，不仅因费用，更因“陌生”：陌生的仪器、陌生的流程、陌生的医生态度。而镇上药店的老太太，她认得母亲，知道她吃什么药，甚至记得她上次咳嗽是否好了。这种“附近”的温情，是制度无法完全替代的。

药，成了连接个体与系统的脆弱纽带。两元之差，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保障网的缝隙。母亲的精打细算，是对系统缺位的无声回应。她的“浅水放长流”，既是个体智慧，也是时代伤痕。

作为儿子，我常陷于“孝”的悖论之中。

一方面我渴望用现代方式改善母亲的生活：装空调、换智能血糖仪、请护工。但另一方面这些“改善”常被她视为浪费。她宁愿用旧棉被，也不愿开电暖器；宁愿步行去镇上，也不愿让我打车接送。她的拒绝，不是不领情，而是另一种爱的表达，不愿成为负担。

儒家讲“孝”，重在“养志”而非仅“养口体”。《论语·为政》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真正的孝，是理解父母的精神世界，尊重其生活方式，而非以己度人，强加“更好”。

我曾以为，带母亲去医院是尽责；后来才懂，陪她走三家药店，才是共情。前者是义务，后者是陪伴。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陪伴本身已成为稀缺品。两个小时的步行、三次问价、一次现金交易，这些“低效”行为，恰恰构成了亲情的质地。

母亲的话，让我反思自己的消费观。我习惯于“效率优先”，认为时间比金钱宝贵。但对她而言，金钱的节省，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缓冲。她的逻辑不是错的，只是属于另一个时代。而真正的代际和解，不是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逻辑，而是在两种逻辑之间搭建桥梁。

回到家中，母亲把药盒放在床头，动作轻柔，如同安放一件圣物。窗外，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药盒上，泛着微光。那两元钱的差价，在经济学上可忽略不计，但在母亲的生命叙事中，却重若千钧。

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生存的智慧，一份对子女的牵挂。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宏大叙事的同时，勿忘那些微小却坚韧的日常抵抗；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勿失对“附近”的感知；在计算GDP增长的同时，勿忘那些为省两元而奔波的身影。

母亲老了，但她的“浅水放长流”，却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这河流不喧哗，却滋养万物；不张扬，却绵延不绝。

药价两元，重逾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