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上的山

父亲的肩周炎，是在一个深秋的清晨被我“看见”的。

那日，他站在灶前烧火，左手扶着柴堆，右手却迟迟抬不起来。他试图用右臂去拨弄灶膛里的柴火，动作迟缓而僵硬，像一台生锈的机器。我走过去帮忙，他却摆摆手：“轻功夫还是能做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可我知道，这“轻功夫”背后，是几十年重负压出的伤痕。父亲今年六十四岁，肩周炎已非一日之疾。但真正让我心颤的，不是病痛本身，而是他面对病痛的态度，不言苦，不就医，不歇息，仿佛疼痛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同风霜雨雪，理应承受。

父亲生于1962年，童年贫瘠，少年失学。十六岁起，便随村中老石匠学艺。那时的石匠，靠一把铁锤、一根钢钎，在青石上凿出屋基、门墩、碾盘。父亲常说：“石头不会骗人，你下多少力，它就给你多少形。”他的肩膀，就是在那些年被铁锤震得宽厚如山，也埋下了今日病根。

高中时，我寄宿县城，每月回家一次。父亲那时已转做泥瓦匠小工，每日天未亮便出门，扛砖、和泥、搭架，日落方归。我曾见他坐在门槛上，用粗布擦汗，肩头红肿一片，问他疼不疼，他只笑：“皮肉的事，忍忍就过去了。”

大学四年，我在京城读书，父亲进了县城一家饲料厂做搬运工。每天装卸百斤麻袋，从早到晚，风雨无阻。我暑假回家，见他手臂青筋暴起，指节粗大变形，劝他换份轻松活，他摇头：“力气活干惯了，闲不住。”

毕业后，我工作稳定，多次劝他歇手。他却又做了五年普通搬运工，再五年大件送货工，那些冰箱、洗衣机、家具，动辄上百斤，全靠人力搬上搬下。直到我以“断绝父子关系”半开玩笑地威胁，他才万般不舍地辞工回乡。

可回乡后，他又成了“散工师傅”：谁家砌墙、修路、挖沟，一个电话，他便扛着工具出门。母亲骂他：“你当自己是铁打的？”他笑：“铁打的也生锈，人活着，就得动。”

今年入冬前，父亲的右肩彻底“罢工”了。

起初只是抬手困难，后来连穿衣都需母亲帮忙。夜里，他翻身时会发出闷哼，却从不叫疼。直到某日，他连锅铲都握不住，汤洒了一地，才终于点头：“去打个针吧。”

镇卫生院的医生诊断为重度肩周炎，建议连续输液三天。父亲躺在简陋的输液椅上，手背扎着针，眼神却盯着窗外，那里有几辆货车正卸货，搬运工们喊着号子，汗流浃背。他看得入神，仿佛那是他未竟的战场。

三天吊针，症状稍缓。第四天，医生建议继续治疗，父亲却坚决拒绝：“好了，不用打了。”其实并未好，只是他不愿“白花钱”。在他看来，药能止痛，却不能让他重返工地；既然不能干活，何必再治？

母亲唠叨：“就是你喝酒喝的！医生说了，酒加重炎症。”父亲不辩解，只淡淡一句：“你说喝了酒就喝了酒了。”这话看似敷衍，实则是一种认命式的坦然。他不否认因果，也不愿纠缠对错。酒是他劳作后的慰藉，是他与工友围坐夜话的媒介，是他对抗孤独的方式。若连这点自由都要剥夺，活着还有何滋味？

父亲常说：“重功夫做不了，轻功夫还是不能丢下。”这句话，朴素如土，却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劳动伦理。

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勤”是最高美德。《尚书·周书》有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朱子家训》亦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人格完成的途径。父亲这一代人，将“劳动”内化为存在方式，不劳动，便觉生命虚度；不动手，便感尊严受损。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言：“人，诗意地栖居。”但对父亲而言，栖居不在诗意，而在“做”。他的“诗意”，是砌好一堵墙的平整，是搬完一车货的踏实，是帮邻居修好一口灶的满足。这种“做”的哲学，与西方存在主义中的“行动即存在”遥相呼应，却又扎根于中国乡土的实用理性。

社会学家项飙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劳动意义的消解”，年轻人逃离工厂，视体力劳动为低端。但在父亲的世界里，劳动从未贬值。他不理解“躺平”，也无法接受“被供养”。他说：“只要一天不要命，该做的事情还是不能丢下。”这不是固执，而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认。

父亲的“停不下来”，亦是千千万万中国父辈的缩影。

他们生于物质匮乏年代，长于集体劳动环境，信奉“多劳多得”。改革开放后，他们成为城市基建的隐形支柱，建筑工地、物流仓库、工厂车间，处处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脊梁撑起子女的教育、城市的繁荣，却在老去时被迅速边缘化。

如今，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按理说，父亲已无需再劳作。但他无法适应“退休”身份。在乡村，没有养老金的老人，若不劳动，便易被视为“吃闲饭”。父亲的坚持，既是对经济现实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角色的捍卫。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分析“规训社会”如何通过劳动塑造主体。而父亲这一代人，则是在“自规训”中完成自我塑造，他们不需要外部强制，内心已建立起一套“必须劳动”的道德律令。这种律令，既是力量，也是枷锁。

更令人心酸的，是父亲对疼痛的沉默。

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未因伤病就医。感冒靠姜汤，腰疼靠捶打，手指裂口用胶布缠。这次肩周炎打吊针，已是破天荒。但即便如此，他仍拒绝深入治疗，仿佛承认病痛，便是承认衰老，承认无用。

这种沉默，是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典型体现。儒家文化强调“男儿有泪不轻弹”，劳动阶层更将“忍耐”视为美德。父亲的情感表达，从来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他用肩膀扛起家庭，用双手传递爱意，用不停歇的姿态告诉子女：“我还能行。”

心理学家荣格提出“阴影”理论，认为人压抑的部分会形成心理负担。父亲的“阴影”，或许正是对衰老与依赖的恐惧。他害怕成为负担，更怕失去作为“父亲”的功能。因此，哪怕手不能举，他也要烧火、扫地、喂鸡、牵牛，用“轻功夫”证明自己依然有用。

母亲总怪父亲喝酒加重病情，但我知道，酒对他而言，不只是饮品，更是精神出口。

工地上，酒是兄弟情谊的纽带；归家后，酒是独处时的陪伴。一杯浊酒下肚，白日的辛劳、肩上的疼痛、心中的委屈，似乎都能暂时消融。他说“你说喝了酒就喝了酒了”，不是推诿，而是一种无奈的接纳，生活已如此沉重，若连这点慰藉都要剥夺，人还如何走下去？

灶膛里的火，是他另一处寄托。烧火看似简单，实则讲究：柴要干，火要匀，灰要及时掏。父亲坐在灶前，眼神专注，仿佛在完成一件艺术品。火光映照他布满皱纹的脸，也照亮了他内心的秩序感。在这片火光中，他仍是那个掌控局面的人，而非病弱的老人。

火与酒，一外一内，一明一暗，构成了父亲对抗虚无的双重武器。

父亲的肩周炎，或许永远不会痊愈。但他的“轻功夫”，仍会继续。

他不会停下，因为停下意味着终结。他的生命逻辑，建立在“做”之上，做，才有意义；做，才证明活着。

我们这一代人，追求效率、舒适、自我实现。而父亲那一代，只知付出、忍耐、责任。两种价值观并无高下，却常在日常中碰撞。作为儿子，我能做的，不是强行让他休息，而是理解他的“动”，尊重他的“做”，在他烧火时递一根柴，在他修篱笆时递一把锤。

肩上的山，终有一天会塌。但在此之前，让它稳稳地扛着吧，那是父亲留给世界的最后姿态。

他的肩，曾扛起石头、水泥、冰箱、家庭、岁月。如今，它扛着疼痛，也扛着尊严。

这肩，是一座山，也是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