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年”字初见于甲骨文，形如人负禾而归，本义为谷物成熟之周期。《说文解字》释曰：“年，谷熟也。”在华夏先民的农耕时序中，一年之终，非以日历翻页为界，而以稻黍满仓为凭。秋收冬藏，祭天祀祖，酬谢神恩，此即“过年”之原始胎动。

至汉代，正月初一被定为岁首，称“元日”；唐宋以降，守岁、贴桃符、饮屠苏渐成风俗；明清之际，“过年”已成全民性文化仪式。1912年，民国政府推行公历，将农历新年改称“春节”，然民间仍执拗地唤作“过年”，因这二字，早已超越节令，成为血脉深处对团圆、更新与归属的集体记忆。

对我而言，过年亦是一条流动的河。童年，它是糖果与新衣的盛宴；青年，它是千里归途的召唤；中年，它成了对父母安康的祈愿，对“家还在”的确认。年复一年，过年的意义不断沉潜、转化，最终沉淀为一种存在之锚，在时间洪流中，提醒我们：根在何处，心归何方。

儿时过年，是五感全开的狂欢。腊月廿三祭灶，奶奶将麦芽糖涂在灶王爷嘴上，笑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信以为真，夜半偷看灶台，生怕神明未食糖便匆匆上天。除夕夜，父亲贴春联，墨香混着浆糊味；母亲炸圆子，油锅滋滋作响；我和弟弟放鞭炮，捂耳跑开又忍不住回头笑。年夜饭桌上，鱼不能动筷（“年年有余”），饺子必藏一枚硬币（“谁吃谁发财”）。守岁时，祖父讲“年兽”传说，火盆噼啪，暖意融融。

那时的年，是感官的乌托邦，味觉（腊肉、糍粑）、触觉（新棉袄的粗粝）、听觉（爆竹、锣鼓）、视觉（红灯笼、窗花）交织成一张安全网，将我们温柔包裹。世界再大，不过一个院落；时间再长，不过一夜守岁。

《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古人过年，实为一场天地人神的共舞。而孩童的年，则是这场共舞中最纯粹的回响，不问意义，只享当下。如禅宗所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天然契合“平常心是道”。

及至离乡求学、工作，“过年”便从节日升华为精神的磁极。无论身在北国雪原，还是南国椰林，只要腊月风起，心便不由自主南向，指向那个地图上微不足道的村庄。车票难抢，行李沉重，旅途颠簸，却无一人退缩。春运人流如潮，人人眼中皆有光：那是归家的光。此时的年，是责任，是承诺，是“游必有方”的践行。《论语》云：“父母在，不远游。”虽时代已变，但“不远游”的伦理内核，转化为“年必归”的现代仪式。你或许全年沉默寡言，但年夜饭桌上，必向父母敬一杯酒；你或许平日疏于问候，但除夕夜，必守至零点道一声“新年好”。

佛教称此为“报恩行”。《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言：“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绕须弥山百千匝，亦不能报父母深恩。”归家过年，正是这“报恩”的微小实践，不在形式隆重，而在在场。那几年，我常在返程火车上凝望窗外飞逝的灯火，忽然明白：所谓故乡，不是地理坐标，而是你愿意为之穿越千山万水的心之所向。

四十岁后，过年滋味悄然转淡。不再执着于年夜饭是否丰盛，春晚是否精彩，红包是否厚重。唯一牵挂，是父母能否安稳坐于上席，能否笑着吃完一碗饺子，能否在爆竹声中安然入眠。

父母老了。父亲听力渐弱，需大声说话；母亲腿脚不便，登楼喘息。每次视频，他们总说：“莫担心，我们都好。”可挂断后，我常怔坐良久，那强撑的“好”，恰是最深的疼。于是，过年成了一场无声的祈愿：愿他们多一年安康，多一次团圆，多一回坐在老屋门槛上看我归来。这祈愿，朴素如尘，却重若千钧。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中年之年，正需此智慧，不住于“必须热闹”的执念，不住于“完美团聚”的幻想，而安住于当下真实：哪怕只是陪父亲晒半小时太阳，听母亲唠叨旧事，已是圆满。佛教讲“无常”，过年恰是其显现场。去年围坐之人，今年或已缺席；今日健谈之语，明日或成追忆。故《法句经》警醒：“莫待老来方修道，孤坟多是少年人。”过年之珍贵，不在欢宴，而在确认所爱之人尚在眼前。

然而，当代“过年”，正经历深刻裂变。城市化浪潮下，空心村蔓延，祠堂倾颓，守岁习俗式微；核心家庭崛起，三代同堂罕见，年夜饭移至酒店；数字技术介入，红包电子化，拜年表情包化，亲情“在线化”却“在场感”稀薄。更甚者，年轻一代开始“反过年”：拒催婚、逃亲戚、旅居替代归乡。表面是叛逆，实则是传统仪式与现代个体价值的激烈碰撞。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言，节日是“集体意识”的再生产机制。当集体意识瓦解，节日便成空壳。但危机中亦有生机，人们正尝试重构“年”的内涵：有人携父母旅行过年，以新方式陪伴；有人组织社区守岁，重建邻里温情；有人简化仪式，聚焦深度对话。这恰合佛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理，形式可变，内核不灭。只要“归心”仍在，“年”便永存。

剥去所有习俗外衣，过年究竟为何？我以为，它是人类对抗时间虚无的温柔抵抗。时间如流，万物迁变。我们无法阻止衰老，无法挽留逝者，无法冻结此刻。但过年，提供了一个神圣时刻，暂停日常，回溯来路，确认联结。如《华严经》所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顿年夜饭，可含家族百年史；一句“新年好”，可承万般深情。在这一天，我们以仪式为舟，渡越无常之海，短暂抵达“永恒”的幻象。而真正的永恒，不在仪式本身，而在仪式所唤醒的觉知：觉知父母白发，觉知手足情深，觉知自己亦将成为他人记忆中的“祖先”。故过年，实为一场存在主义的确认，通过“回家”，确认“我在”；通过“团聚”，确认“我们在”。

年复一年，爆竹声或远或近，春联色或新或旧，但只要心中有“年”，便永远有归途。不必拘泥于形式，若不能归，一通电话亦可传情；若亲人已逝，一碗素面亦可祭心；若独处异乡，静坐观心亦可迎新。

《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过年之法，亦在世间，在母亲多夹的一筷子菜里，在父亲欲言又止的凝视中，在孩子懵懂接过红包的笑靥上。愿我们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守住这份“年心”，不忘来处，不负今朝，在无常人间，活出有情的年岁。毕竟，所谓过年，不过是以爱为名，一年一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