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午后下起来的,细密瓷实,等陈默走到村口时,地上已经白茫茫一片了。
他挎着背包,小心地走在覆了雪的水泥路上。包里那份《土地经营权流转协议》硬邦邦的,随着脚步一下下硌着他的腰。三亩七分山坡地,外婆名下的,也是外公当年一镐头一镐头从石头缝里刨出来的。村里说要集中流转,发展规模经营。
推开老屋吱呀作响的木门,堂屋里比外头还暗。外婆果然在,陷在那把磨得油亮的旧藤椅里,面朝着大门。门外的雪光映着她佝偻的轮廓,像一尊静默的雕像。
“回了?”她没动,声音干涩。
“回了。”陈默跺跺脚,把寒气关在门外,“来签个字,按个手印,地的事。”
外婆的手从旧毯子下慢慢伸出来,指了下小方桌:“搁那儿吧。”
桌上已经摆好了协议,一式三份,还有一盒新打开的印泥。纸是崭新的,白得有些刺眼,印泥却红得触目。陈默坐下来,拿起笔,又顿住了。他抬头看外婆,她依旧望着门外纷扬的雪,侧脸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舅和妈都说了,签了好。”陈默开口,声音在空旷的堂屋里显得很突兀,“省心,每年有固定的钱。”
“嗯。”外婆应了一声,轻得像雪落。
“村里说,以后统一种苹果,机械化作业,效益比种粮食强得多。”
“嗯。”
笔尖悬在“权利人”签名的横线上方。陈默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样的雪天,外婆带他去那块坡地。地里没什么活计,她只是绕着地埂走一圈,踢开积雪,看看麦苗有没有冻着。那时她弯腰抓一把土,在手心里搓一搓,说:“地是活的,得常来看看,它认得人。”
“外婆,”陈默放下笔,走到她身边蹲下,“那地……我签了?”
外婆这才慢慢转过头,浑浊的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又看回门外。雪把邻居家新贴的白瓷砖墙盖得模糊糊的,世界一片干净的苍白。
“你外公开那块地的时候,手上血泡磨破一层又一层。”她缓缓说,像在讲一个很远的故事,“石头多,土薄。种麦子,收成不够糊口。后来改种红薯,倒结得实在。你小时候,最爱在收红薯时跟在犁后面捡漏,捡到个大的,能高兴半天,滚得满身是泥。”
陈默喉结动了动,没接话。
“地啊,不光是土。”外婆的手轻轻拍着藤椅光滑的扶手,“里头渗着汗,埋着盼头,垫着年月。你妈出嫁前,在那地头埋过一个空胭脂盒,说把姑娘家的心思留在娘家。你大舅十六岁那年,为点小事赌气,用镐头砸坏了一截田埂,后来自己又偷偷修好……这些,地都记得。”
她停了一会儿,堂屋里静得能听见雪压断枯枝的细微声响。
“往后,它就不用记这些了。”外婆说,声音平直,没有怨,也没有伤,只是在说一件就要成真的事。
陈默回到桌边,重新拿起笔。这次他没犹豫,快速在三份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他打开那盒印泥,鲜红的油膏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团凝固的血。他将右手拇指按上去,凉意透过指腹传来。提起手指时,那抹红色已经深深浸入指纹的沟壑里。
他悬着手腕,对准自己的名字,停顿了一刹那,然后稳稳地按了下去。先是感觉到纸张纤维的细微阻力,接着是彻底的贴合。他用了些力气,仿佛要把某种确认、某种决绝,都压进这方寸之间。
抬起拇指时,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指纹覆盖在了自己的名字上。螺旋形的纹路一丝不苟地展开,像一枚小小的戳,又像大地年轮的微缩。鲜红的印泥在雪白的纸面上微微凸起,尚未干透,泛着一点湿润的光泽。
他把协议拿到外婆跟前。外婆没接,只是就着他的手,眯眼仔细看了看那个鲜红的手印。她的目光在手印上停留了很久,然后移到陈默还沾着些许印泥的拇指上,最后,点了点头。
“收着吧。”她说。
因一份要送村委会,陈默把余下两份协议一一折好,想放进她那个旧人造革提包里。外婆却伸出手,接了过去。她颤巍巍地解开棉袄最上面的两颗扣子,把两份折好的协议并排着,塞进了最贴身的那层衣兜,还用手在衣兜外轻轻按了按,似乎要确认每一份都在那里。
“这下踏实了。”她喃喃道,不知是说给陈默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雪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意思。陈默得去赶回城的末班车了。他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外婆已经恢复了之前的姿势,深深陷在藤椅里,望着门外漫天飞舞的雪。新修的水泥路早被雪盖严了,看不出本来颜色,也看不清通向哪里。只有她怀里,那两份协议隔着厚厚的棉衣,硌出两个方方正正的、小小的轮廓,紧贴着她心口的位置。
陈默拉开门,走进风雪里。寒风卷着雪片砸在脸上,刺骨地冷。他下意识地摩挲了一下自己的拇指,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印泥冰凉的触感,以及按下时那份沉甸甸的重量。他忽然觉得,自己刚才按下的不是指印,而是关上了一扇沉重的门——门那边,是一段有温度、有呼吸、有气味的活生生的年月。
而唯一的钥匙,被外婆收进了贴身的衣兜里,和她日渐微弱的体温,紧紧贴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