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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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在北方漂泊了几年，实在忍受不了刺骨的寒冷和居无定所的日子。再加上常听人说“南方是发财的好地方，遍地是黄金”，恰好他大哥林海在南方小镇一家手袋厂打工，工资不仅比他现在的收入高出不少，还相对稳当——那个年代南方“三来一补”企业蓬勃，一小时工资抵得上老家半天农活收入，这让他动了心。带着对南方的憧憬，林峰选择逃离。他给大哥发消息：“大哥，我想去你们那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活儿干？”没想到大哥回复得很快，一口答应帮他在当地找份活儿干。
北方于他本就没太多留恋，长痛不如短痛，他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90年代的春运潮还未到峰值，但南下的车厢里早已挤满了同他一样寻梦的务工者。路途遥远漫长，心里既有焦虑也有期待，他在车厢里一遍遍憧憬着未来的日子，不知不觉便昏昏睡去。等醒来时，火车已抵达南方小城的西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一眼就看到了大哥——林海伸着脖子、踮着脚，正焦急地盯着出站口。哥俩好些年没见，寒暄几句后，便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巴车往住处赶。车子颠颠簸簸晃了近三个多小时，才到了小镇城郊的村庄。路边的稻田泛着青涩，空气里飘着潮湿的泥土清香，和北方的气候截然不同。
天说变就变，毫无征兆地降下大雨，豆大的雨点砸在屋檐上，又滚落在房前屋后的芭蕉叶上，溅起细碎的水花。大嫂早已备好饭菜——清炒的空心菜泛着绿，尖椒肉丝、麻婆豆腐、韭菜煎蛋，还有一碗炖得软烂的冬瓜排骨汤，飘着淡淡的肉香。听说林峰爱喝酒，她还特意去村口的杂货铺拎了两瓶白酒回来。或许是酒精度数太低，林峰那天竟把两瓶酒都喝光了。后来他才知道，那酒是“一滴香”，很多人家炒菜时用来当料酒，可在那个年代，对打工者来说，能喝上这样的白酒，已是难得的奢侈。杂货铺的玻璃柜里摆着零散的香烟、廉价的糖果，门口挂着褪色的塑料雨棚，雨打在上面噼啪作响。
林海想让他多休息几天再联系工作，可林峰实在心急，待了两天就坐不住了：“大哥，我要出去找找活儿，先看看情况。”大哥也不好阻拦，只能默许他去试试。碰壁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本地话，没学历、没技能，更没有工作经验，在“人多厂少”的就业环境里，找活儿只能盲目瞎转悠。小镇的工业区挤在镇子边缘，一排排厂房的外墙被雨水冲刷得斑驳，门口挂着红底黑字的招工牌，字迹被日晒雨淋得有些模糊。他满怀希望跑了一家又一家工厂，电子厂的流水线在车间里轰鸣，手袋厂的门口堆着成捆的布料，鞋厂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胶水味，得到的回复大多是“我们要熟手”“需要本地人的担保”“你先填张入职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需要人时会联系你”，也有最干脆的拒绝：“我们不招人。”
几次闭门羹，已让林峰的心底掠过一丝失落。工业区的路边坑坑洼洼，刚下过雨的路面积着泥水，不时有大货车飞驰而过，他为了躲避，只能绕到路边低洼处，脚下的水坑还没来得及避开，就被一辆呼啸而过的大货车车轮甩出的泥水浇了个透湿，活脱脱成了落汤鸡。尖锐的车鸣伴着满身的泥泞，让他狼狈不堪。路边的摊贩推着三轮车叫卖，裹着塑料布的炒粉、河粉，冒着热气的馒头、包子，勾得人肚子咕咕叫，可他口袋里攥着仅剩的几十块钱，连驻足的勇气都没有。两天跑下来，活儿依旧毫无着落。
刚到这个陌生的南方小镇，林峰为了应付当地一些招工条件，没法子，只能找办证的老乡帮忙。那时候流动人口管得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本来是官方要的正经证件，可正经办得回老家开证明，来回折腾又费钱又费时间。经老乡一撺掇，他就找街头摊点办了本“快捷证明”，结果小镇的工厂和派出所压根没真正查过，这张证明被他塞在行李袋里，自始至终没派上用场。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办证的摊点都藏在镇子老街的巷子里，一张破木桌摆着公章和印泥，那些公章大多是用红薯、萝卜头临时刻的，所谓“正规证明”，官方根本不认。墙上贴满了“快速办证”“各类证件齐全”的手写广告，字写得歪歪扭扭。那些办证的老乡个个能说会道，几乎能把死人说活，溜须拍马的本事没话说，但骨子里就一个字——“假”，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兄弟，咱们不是外人，都是老乡介绍的，我绝不坑你。别人办这证收五十，我收你三十就行，大哥我总得顾个本钱，这年头混口饭吃不容易。”办证的老乡拍着胸脯保证，“我办的证，你拿到小镇的厂里百分之百能过，放心！有些效益好、工资高的厂，还能凭着这张证给你加工资，每月最少多给百八十块，绝对超值。”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真证让林峰对比：“你看，和真的一模一样，根本查不出来。”证办好后，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以后你赚了大钱，可别忘了请老哥吃饭。要是有老乡需要办证，你介绍过来，我给你好处费，不让你白忙活。”林峰心里没底，只觉得人心变得太快，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也只能乖乖给钱。后来，他在小镇的街上碰到过这个办证的老乡，对方却像从没认识过他一样，哪怕面对面擦肩而过，也只是冷冷地瞥一眼，自顾自和别人热聊。老街的石板路被踩得光滑，两边的杂货铺、理发店、小饭馆挤得满满当当，老板娘们坐在门口剥蒜、摘菜，用方言聊着家常，林峰站在其中，只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这种“外来者”的疏离感，是城乡二元结构刻在打工者身上的烙印。几次想打招呼，都被对方的冷漠堵了回去，林峰只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进肚子里。久而久之，他从朋友口中得知，这人本就是这般德性——用得着你时，把你当亲爹一样伺候；用不着你时，你就算当他孙子，他也懒得理睬。林峰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对方一次普通的交易对象，谈不上什么交情，充其量只是个顾客。这般“交易式”的朋友，在小镇的打工者圈子里，其实也算不上新鲜事。
林峰总以笨拙的方式探寻着这个陌生世界，想摆脱北方那些失意的日子——刺骨的寒冷、居无定所的窘迫，还有挣不到钱的焦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除了必须出示身份证的场合，为了自我保护，也为了隐藏“外来务工者”的尴尬身份，林峰从不会主动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实名字。很多时候，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方便别人称呼罢了。他在北方时曾经给自己起了个励志的化名“张远谋”，初衷是告诫自己——“在外面混，总得有一门手艺谋生”。一直想跳出固有的思维，孤身一人的他时常到小镇的夜市闲逛，摊位上摆着廉价的衣物、盗版的书籍、冒着热气的小吃，打工者们三五成群地坐着，喝着啤酒聊着家乡的事，他也混在其中，听着熟悉的乡音，心里才稍许踏实些。
那些斑驳的厂房、潮湿的街巷、廉价的“一滴香”白酒和办证摊点前的冷漠人情，究竟有没有被人记住，他自己也不得而知——只知道北方的失意没被抚平，南方的梦还没能圆满。他已没有了退路，就像千千万万涌入南方的务工者一样，哪怕面临身份的尴尬、生存的窘迫，也只为了心里那点“让家人过好点”的念想，在陌生的南方咬牙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