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包

我调入临海县委组织部干部科工作，发现岳部长的黑包与众不同。

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般都喜欢拿公文包，皮质光亮，小巧玲珑，可以放笔记本，手机、钱包或香烟、打火机之类的，拿着轻松，使用方便，即使开会放在桌上，也不会感到不妥。当然路途远，或外出办事，则拎一个稍大点的包可以放文件、茶杯。岳部长的包，黑色皮质，不太亮，鼓鼓的，大的离奇，像一个旅行袋，有点重。你看岳部长拎包走路的样子，廋高个子要向左倾斜，手臂靠在右胯上，走一步，肩和包都要左右颠一颠，挺吃力的样子。

岳部长是上校级军转干部，据说曾率舰队巡航南海。早先我到市人事局办事时听到当时是岳处长的经历生出了特别敬畏之情。所以当看到岳部长拎着不合时宜的黑包，首先想到这个包是不是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譬如说是当年进作战室拎的包，譬如说是当年参加全军大会的留念，譬如说是获得某项荣誉的纪念品等等，外面没有标志，实在看不出，也没问。

岳部长拎着包进会议室，无论是坐在主席台还是观众席，标准的动作都是把包放在座椅旁边的地上，然后拿出笔记本钢笔，文件资料或茶杯；休息时也会拿出香烟、打火机，抽上一支烟。做好这些动作后，都会把拉链拉上。他的包总是鼓鼓的，拿出多少东西，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当然放进去多少东西也看不出多少变化。岳部长找人谈话，或进入工作状态，会忘记拿包，许多工作人员，或基层领导就会拿着包追上去给他，他会恍然大悟，铁青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不知代表歉意还是感谢。怎么说呢，岳部长的脸不知是抽烟多，还是有什么疾病，总是拉的长长的，铁青色，左颊有一条直纹，刀削一般，严肃得不得了，叫人看了害怕。也有的说这种脸色多半是做纪检工作或干部工作的，绝对不是做公关工作的，否则还没开口，就把人吓跑了。所以岳部长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一天到三塘镇调研党员队伍建设，岳部长亲自挂帅，大会小会、测评访谈，座谈，要从中找出典型经验来。临到结束，走向停车场，岳部长和薛书记还谈兴颇浓。薛书记个子比较矮小，右手拎着岳部长的黑包，左手竖着一根手指，说着什么。岳部长听得很认真，头右顷，俯下身子，脚步随着薛书记走，眼睛随着薛书记的手指移动，不时点头称赞。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和镇里党政班子成员拉开距离跟在后面。快到岳部长的坐车了，薛书记把包递给岳部长：“不好意思，两条中华、五千磁卡，请笑纳”，话语极轻，我不学唇语肯定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岳部长面无表情的接过黑包，高声的对薛书记说：“把你们的经验尽快报送组织部，要向全县推广学习。”薛书记像虾米似的频频点头：“谢谢部长，谢谢部长！”

我吃了一惊，包里放了那么多东西，竟然一点也看不出，周边的人也没有任何反应，不得不说，两位主官配合得很好，天衣无缝。原来岳部长的黑包还有这个功能，真是开了眼界了。

有了在三塘镇的发现，我特别留意岳部长下基层时黑包在各乡镇、各直属单位的流转情况以及相应的干部配置和两者之间的联系。当时为了减少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临海县在前期八团镇和东水乡的“撤二建一”后，又开展大规模的乡镇撤并工作，要把全县二十五个乡镇撤并到十三个镇，有撤二建一的，也有撤三建一的。这个工作量可是大的不得了。我随岳部长到各乡镇开座谈会，听领导班子配置意见特别多，我不但要做好会议记录，而且要写出调研报告，提出撤并建议，工作累得不行。

当然，对岳部长的黑包流转情况也有了更大的发现。给岳部长拎包的一般是参加会议或活动的主要领导，如果谈话的是主要领导，那拎包的就是副书记、副乡镇长，再后是委员。没想到给部长拎包也是按职务级别来的，一般不会超越。当然也有列外，有的乡镇黑包在多位干部手中流转，我看到他们在转接的时候，都会深深地看对方一眼，似乎在暗示什么。递给对方以后，大都转身离去，给了一个交接的理由。在八团镇开座谈会时（八团镇和东水乡已合并一次，这次还要和黄水乡合并），往外走时书记镇长在岳部长身旁一左一右听岳部长作指示，党群周副书记拎包，可是才走几步，周副书记好像想起有什么事要办，转身把包给了宣传委员小潘，而不是给政法副书记和副镇长。这让小潘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他看看周围的副职领导，扰扰头颈，苦笑一下，无奈地、小心翼翼地拎包往前走，那样子像是拎了颗定时炸弹。

至于这些领导干部往包里放了什么，或者没放什么，真的很难发现。这些人都是人精，做什么事情都察言观色，躲闪动作快得要命，也很知道这么做和乡镇撤并有什么关联，他们的机敏和手法，绝不亚于电视剧里传递情报，不是专业人员根本察觉不到。小潘的拎包全过程，没有发现一丝关联动作，看来，他还没有受到影响，还比较纯洁，我给他投去了赞许目光。当然，也有看到的，那是动作稍慢了半拍，我也只是眼角扫到过。曾经看到过往包里塞一叠购物卡，塞厚厚的信封，有的信封上还写着字，塞类似金条的块状物。最让我不解的是，黄水乡龚乡长拎包走的过程中一闪，往里放的真的是一只红包，很小，就像过年给小孩压岁钱的那种，最多放五块钱十块钱的那种小红包。我有点惊讶，龚乡长送的还不及副职委员来得气派。

我对送这送那，办事以金钱开道的行为是不肖一顾的，我也知道历朝官府官吏有厚黑学一说。我从黄水中心小学考进八团镇机关任党委秘书，没有为疏通关系花过一分钱，没有给领导送过一次礼，凭招聘考试成绩，凭自己写的论文进了机关。从进入机关那天就给自己立座右铭：自己没有能力给党旗增辉，但绝不能让党旗蒙尘。我坚决不做这种事，那怕永远得不到任用，永远做工作人员。

有几次也想阻止这种事的发生，但没有成功。尤其是一灶乡开座谈会的那次，当岳部长和书记边说边往外走时，我来不及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抢先一步，拎起了岳部长的黑包，可是还没开步，就被李乡长抓住了：“张科长，你是县里的领导，嘿嘿，拎包这种小事，就让我，我们来做。”真是见鬼，叫的是科长，却成了县里的领导？他官大力大，我拗不过，只能放手。

我也曾想过把岳部长的黑包弄碎，破坏掉这种受贿方式，可又一想自己太天真，弄掉了黑包，难道就不能有黄包、白包、蓝包代替。至于行贿受贿，那可是无孔不入，方式方法无法计数，你管得了吗？

尤其是有一天岳部长满脸疲惫，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陆副部长关心地问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到医院里去看看？岳部长恼火地说：“没有病！这些乡镇干部也真是烦，半夜一点多了，还打电话请示撤并工作，有的竟邀请我去喝酒打牌,说是体察民情。老婆对我发脾气了，说还让不让人休息？”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明确的送礼信号？看来基层干部想送礼送好处通道很多，方法很多。

拎包或者说会拎包的人，在乡镇撤并中安排得怎样？我在排方案时也是注意的一个方面，可以这样说，拎过包的绝大多数人安排的不错。这里要说明的是，即将退下来的老同志，或明显进不了班子的人，一般不会抢着去拎包，只有那些在门口可进可出的人，有希望进入领导班子的人，才会寻找机会拎包，在拎包中把握机会。这里最显眼的是黄水乡龚乡长。

黄水乡是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一个乡镇，有个叫苗小华的民营企业家，生意做的风生水起，先后办起了服装厂、电子厂、大酒店、印刷厂，成了黄水乡，乃至临海县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就在去年，苗小华带着全家出逃国外，留下3亿多贷款，十余个空壳企业的烂摊子，而更关键的是苗小华出逃前把六千万银行贷款换成美元带走了。贷款是龚乡长签的字。这一下全乡干部群众的怒火都撒到了龚乡长身上，原因有两个：一是领导失误，投资失误；二是怀疑龚乡长得了大量好处。

各乡镇领导班子考核，龚乡长的考核情况不佳。撤二建一，多出了不少干部，龚乡长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有的甚至传说将削职为民，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龚乡长摇身一变，成为一灶镇镇长（这次乡镇合并后都是镇建制，一灶乡与四团乡合并，建新一灶镇）。据说县常委讨论乡镇撤并情况和领导班子配置方案时，对龚的任用讨论比较激烈，最后岳部长的意见占了上风，主要有龚发展经济思路超前，敢闯敢冲，是不可多得的发展经济将才；苗小华的外逃主要是本人急功近利，经营失利，和龚的领导没有直接关连；举报传说龚得大量好处，只是猜测，没有实锤，不能因此斩大将，决定异地任用。

八团镇也有一个比较显眼的人物，那就是宣传委员小潘。八团镇和黄水乡合并，保留八团镇名称，组建八团镇新党委领导班子。原两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十四人，新班子留任九人，两人异地交流任用，两人因年龄因素改任助理调研员，小潘出领导班子，到社区管理中心担任副主任。小潘的考核不是很好，但还过得去，年龄和学历比留用的黄水乡组织委员小刘要硬一些。

这对小潘的打击很大，这家伙有气无处撒，竟找我当出气筒。我和他都是黄水乡辅导区小学语文老师，都对文学有点爱好，彼此比较熟，先后考进乡镇机关任职。他把我和另外一位黄水乡辅导区考到乡镇机关的朋友小黄，约到县政府附近的茶室喝茶聊天。

一见面，他就说：“你不够朋友，你做方案为啥把我赶出领导班子？你把笔勾勾，勾到副镇长的位置多好？起码应该保留宣传委员的宝座。”

我苦笑着说：“我这支笔勾勾能成的话，我肯定把你勾到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让你做一方诸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样？”

他笑了：“看来你就是一个水龙头，放水不放水，掌控在别人手里？”

我点点头说：“对呀，你不去搞定掌控水龙头的人，却责怪水龙头不放水,有用吗？”我端起盖碗，喝了口龙井，带着疑问继续说：“我印象中，你也拎过部长的包，你会拎了吗，拎得清了吗？”

说完这句话，小潘还没有回答，我自己心里先咯噔了一下，只会问别人，怎么不问问自己?我的眼前出现了八团镇和东水乡“撤二建一”的情景，那是临海县第一次搞乡镇撤并工作，岳部长非常重视，亲自召开八团镇党政班子座谈会，倾听每个成员的意见。我这个党委组织委员还兼着党委秘书的工作，就坐在靠近岳部长曹书记的位置做记录（我是在党委秘书的岗位上换届当选党委组织委员，已经八个月了，党委秘书的人选还没有着落，秘书工作我只能兼着）。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每个班子成员都表了态，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会议结束，岳部长和曹书记谈兴很浓，离开座位的时候，岳部长示意我帮他拎包。当时我有点激动，岳部长的包有机密材料，叫我拎包那是对我的莫大信任。当我一手拿着笔记本，记录本，一手拎着岳部长那沉甸甸的黑包，跟在部长书记后面往停车库走，真有点被宠幸的感觉，不觉头也昂得高高的。但是后面的选举，不管党代表熟悉不熟悉，不管东水乡的党代表数比八团镇多百分之三十，也不确定组织提名人选，在东水乡几百万天女撒花背景下，举行了“撤二建一”选举大会（盲选），我年纪和学历都占优势，刚任职八个月，就稀里糊涂被选出了领导班子。

现在说小潘没学会拎包，没拎得清，自己不是也没学会，也没有拎得清？固然小潘一听我的话，马上露出嘲讽的微笑，说：“会拎怎样？拎得清又怎样？”

我略带揶揄地说：“譬喻放包烟，放张购物卡，表表敬意，表表忠心。”

“小儿科了吧？你知道一张金卡多少钱？二十万，二十万！那是多少条烟，多少购物卡？有人一下送掉十多张，这才力挽狂澜，继续当大官。香烟和购物卡能起多大作用？”

他的话使我想到了黄水乡，想到了龚乡长塞进岳部长黑包里的那只小红包，原来是大金包，钻石包。也使我想起了东水乡的那数百万天女撒花，原来不知道是怎么撒的，看来名堂很多，但都飘向权力集中区了。“撤二建一”能左右的还是利益，精准算计出局的还是利益，铁公鸡，没有毛，永远别想顺风顺水。于是，我笑着对小潘说：“过去，你写的《迪科、摇滚、重金属》的散文诗给我印象很深，能不能再写篇“黑包、撤并、铁公鸡”？”

小潘笑了，“看来我在社区管理中心要增加一项工作了。”……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们都谈到了现在的社会风气，谈到了请客送礼，行贿受贿问题，也谈到了岳部长的黑包问题。像这种明目张胆的受贿，我讲到是不是可以向检察机关举报？小潘把一块糕点举到他和我的视线之间，说：“举报是要有实锤的，这块糕吃下去了，你哪里抓实锤？没有实锤，举报有屁用？举报的消息泄露，人家砸向你的肯定是实锤，不死也废。”

小黄好长时间没有开口，一直充当旁听者角式，这时也插进来说话：“往包里放东西的也是干部，有行贿的嫌疑，不可能作证，如果举报作证那是找死，自己也有罪。如果作证了，接受的人不承认，甚至反咬你诬陷，你有什么办法？”

议论的结果是这种受贿方式绝对是高手，你情我愿，目的明确，又没有把柄拉下，要举报，调查取证，拿到物证都很难。

我有点丧气地说：“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检查机关侦察高手也没有办法吗？”

两个家伙竟说：“你在领导身边，看得多，想得深，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对黑包的反感，岳部长是有感觉的。那次我整理各镇干部任免表，忙得有点昏头昏脑，就到阳台上透口气。组织部的办公楼在一号楼的六楼，干部办公室正对着县委、县府的大门口。站在阳台上清晰地看到忙碌的门岗，漂亮的花坛，苍翠的树木，进门的人员和车辆；外面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流特别多，像一条不断流动的河。我观赏着景致，出了神，空中出现一只硕大的黑包，不断把流动人群中亮晶晶的东西吸到包里来，接着是岳部长捧着闪闪发光的黑包放声大笑，笑容在铁青色的脸上变得非常狰狞……我揉揉眼睛，自言自语：“怎么会出现黑包吸金的画面？黑包吸金？不可思议。”可是一转身，看到岳部长站在我的办公桌旁，我有点吃惊，说的话会不会被听到？岳部长说了句真有闲情逸致，问我要了份后备干部花名册走了。

岳部长嘴上没说，也不露声色，实际动作一招接一招。用工作整人，像小潘说的招招是实锤。

我的工作堆成了山。不管是干部工作，还是其他工作，只要跟干部沾上边的，都是我的工作。部里的文章材料，什么季报、年报，什么总结、新年打算，什么调研报告，情况汇报，经验介绍等等，都是我的事情。而且，有时市里要报送材料，岳部长十几天前就知道了，一直挨到第二天要交了，才布置，像救火一样急。有些材料是放到周末和节假日放假前的最后一两个小时，布置给我，很明显是不让休息节假日。极端的还有，我六七点钟下班回家，晚饭吃了一半，岳部长的电话追上门，要求马上回单位，有紧急材料要完成。八九点钟交代完，五六千、八九千字的材料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前必须放在岳部长的桌上。尽管我写材料出手比较快，但这一夜是不可能睡觉了。而这种情况每月有两三次。

岳部长的办公室就象作战室，电话一来，就得跑去接受任务。手头的任务还没完成，新的任务又下来了。好不容易看见他出去，想松一口气，谁知电话铃响，又是布置任务，又是要资料，让你神经绷得紧紧的。

有一天工作特多，一直忙到七点才回家吃晚饭。晚饭还没吃完，接到岳部长电话，要我立即回办公室，有紧急任务！我有点吃紧，刚才回家前看到过岳部长，没吭声，才过半小时就风云突变有任务了。岳部长是军转干部，一直把办公室当成他的舰艇、他的指挥部，布置任务就是下达紧急军情作战命令，不允许有丝毫的迟疑，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必须立刻马上全部到位办好。今天到底有什么紧急军情？我猜想是有领导干部重大调整，一定要连夜布置。我带着疑问，放下筷子，立刻骑车火速赶回办公室。心跳有点加速，有点气喘，有点忐忑来到部长室。岳部长严肃地说，他已请好几个人帮他写毕业论文，马上要交了，才完成一大半，很急，第三四五节主要讲乡镇干部考核，我熟悉，要我来写，后天早上八点前交給他。

什么？我揉揉疲惫的眼睛，没有听错吧，紧急军情竟是为他赶写毕业论文。

我早就听说县机关、各乡镇、直属单位的多名党政要员，报名澳门国际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每人五六万的费用是单位报销的，论文是秘书下属写的，听课只要签签到就行，不久临海县就会涌现一大批有研究生学历的干部。没想到，今天岳部长把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后半部分用行政命令下达给我，限时限刻，必须加班加点，否则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好后三节近万字的论文。

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他个人的事情也以行政命令下达给我，限时限刻，而且白天不说，非要等我回家了，紧急召回再说；长时间不说，临到要交作业了才说，他把我当作什么了？我想拒绝，但一想又不妥，乡镇干部考核毕竟是我工作业务范围，叫我写也有原因。我忍声吞气地开夜班赶写出他的毕业论文，交给他时，从他青灰色嘴角露出的表情看得出，这也是一种施压手段。

乡镇撤并进到召开党代会、人代会的程序，部长们忙得不得了，日程排得满满的。岳部长要去的都是经济发展重点镇，强镇，大镇。他拎着黑包往外走的时候，后面跟的是办公室小陈，当然每次出去之前，都会把一大推工作交给我，而且叮嘱在他回来之前材料要放到他办公桌上。看到他拎着黑包出去，拎着黑包回来，只要把他出去时的脸色和回来时脸色相比较，还是能看出些端倪。如果出去时脸上无多大的表情，回来时铁青色的脸上有一层亮亮的色调，那今天肯定有大收获。要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他亲点的将，他能亲自到场，无疑是给足了面子，他们当然拎得清，这是他的收获季。如果出去时脸上无多大的表情，回来时脸上仍无多大表情，甚至脸上更阴沉，那肯定收获不大。这时我要特别小心，因为他发火的概率会显著上升。

那天岳部长参加东灶镇党代会，中午就回来了，拎着的黑包上下乱颠，铁青的脸像罩了层凝膏，气呼呼得跑回部长室。才一会儿，就把我叫到部长室，布置任务，说话满是火药味，动不动就发火，说我老是不问，听清不听清都不知道，每说一句话都要训斥一番。我窝了一肚子火，瞅了眼放在文件柜旁搁台上的黑包，黑包竟侧卧着，失去了往日的正规模样。我猜想，今天到东灶镇肯定没有收获，连饭也不吃，有点反常。东灶镇党委顾书记是市政研室下来的干部，看问题很尖锐，也敢说敢评论，难道他让岳部长生气了？下午工作间歇，我问了下一块去的小陈是怎么回事？小陈跑到门口，往部长室走道里看看，然后神情紧张地说：“你要保准，不对外说，你一说，我就完蛋了。”

小陈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组织部办公室工作时间不长，看到他那么紧张的样子，我有点好笑，就点头说保准。小陈声音低低地说：“岳部长到东灶镇大会场门口下车，顾书记来迎接，开口第一句话竟说‘欢迎黑包部长前来参加党代会’。岳部长的脸一下子变了色，顾书记马上哈哈笑着说，‘得罪得罪，说错了，是欢迎拎着黑包的岳部长大人前来参加党代会’。”小陈停顿了一下，用手把眼镜扶扶正，继续说：“上午会议议程结束，顾书记又说‘请黑包部长到食堂用餐。’岳部长这次是真生气了，脸唬得比岩石还难看，气呼呼别转头就走了。张科，我不明白，顾书记老是叫黑包部长，是什么意思？岳部长拎着黑色的包进会场有什么不妥吗？我看会场里拿黑色的公文包，拎黑色包的人很多，没有什么问题呀。”

我打马虎眼说：“顾书记是搞政策研究的，学问深，我想他说的黑包和我们看到的黑包可能不是同一种东西，只有顾书记才说得清。”

小陈又叮嘱：“张科，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

随着乡镇撤并，人员流动，县府机关有些部委副职岗位要补缺，实行民主推荐。推荐结果，我破天荒的得票最多，共有45票，比第二名多六票；推荐最多的是宣传部副部长岗位。岳部长看着推荐情况分析表，川字眉皱的比木格子还深，阴沉着脸说：“你在操作推荐工作，得票最多难以服众。这次你不能上。”我正想辩解说具体整理统计的有好几个人。他话风一转接着说：“我们做干部工作的是干部中的干部，要有比一般干部更高的思想境界。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灵活性和原则性要相结合。要有甘为人梯的精神，看见别人上去心态要平衡。干部工作要讲究职业道德，不能因为远近亲疏而影响客观公正地看待人。”拐弯抹角，说来说去就是我的推荐票不算数，我在做干部工作不能和别人竞争岗位。我知道，上的理由有许多条，不让上的理由也可以有许多条，只要黑包还搁在那儿，我不对黑包表示敬意，我的通道将是永远关闭的。

在县委常委会讨论干部提拔人选时，有一常委（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投我推荐票的而没有看到我的推荐票数）把我提了出来，说我为乡镇撤并做出了牺牲，工作也很出色，应该把我作为提拔人选。岳部长可能有点吃惊，别人当着全体常委的面点他手下的将，明显说他有压制人的意思。他支支吾吾地说现在干部工作这一块很忙，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选，以后再考虑等等。这时恰巧有常委指出里面有干部的名字错了。岳部长立马打电话叫我赶到会议室。

其实，今天的材料是陆副部长带着小沈干的。主因是我推荐票最高，又不放进审议材料中，就把我支出去带外省挂职干部到镇里考察。接到紧急命令，我不敢怠慢马上赶回来。才进会议室，就遭到岳部长劈头盖脸地痛骂：“怎么工作的？这么粗糙，把名字都搞错了，白长个聪明脑袋！立刻马上纠正，重新打印！”我一头雾水，明明是陆副部长做的为啥要算到我的头上？不明白岳部长是在隔山打柴，回应那个常委的提议，把工作马虎、办事粗糙罩到我头上。

还有更蹊跷的事，岳部长家乡来的挂职干部，竟要送很大的金戒子作为留念。

岳部长的老家在北京某区，他当了部长后，与老家关系密切，区组织部就把经济发达，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临海县作为青年干部培训基地，前面已来了两批，我接手的是第三批，五男两女，住在临海招待所，在县城附近各镇挂职副书记、副镇长，为期三个月。他们都是年纪很轻的副处级干部，年纪最大的才刚满三十岁，是生龙活虎、腾云驾雾的年龄，前景普遍看好。别看他们年纪轻，经历很丰富，有援藏、援疆经历的，有干过行政、党务、实业公司经理的，最有趣的是还有人大、政协任职经历的（我们这里一般是年龄偏大的同志到人大政协任职）。组织对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外出有请假制度，晚上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每周要有两次晚上集中学习讨论，每周汇报挂职情况。他们对岳部长都很敬重，都以小辈相称，叫叔叔，干什么都先征求岳部长的意见。有天晚上，那位姓蒋的组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参加他们的学习讨论，征求我的意见。那时正好在开展处级干部“三讲”学习教育活动，有征求意见的环节。我去了以后，他们根本没谈学习，蒋组长拿出一只很大的金戒子，看样子有十几克，对我说：“我们来挂职，找了你很大的麻烦，大家商量给嫂夫人买了个戒子，表示感谢，请你不要拒绝。”我很吃惊，为什么给我老婆送礼物，感谢我的工作？我马上委婉谢绝，说：“安排好挂职干部是我的工作职责，不用客气。如果工作还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还请提出。”我不收，他们坚持要送，而且有不收就不让我走的意思。我又换了个话题拒绝：“你看，现在在开展‘三讲’活动，我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也要学习检查，提高思想认识。”他们仍然坚持要送，我没法，看到搁台上有一堆景泰蓝小玩具，就指着那只喜鹊说：“我很喜欢那个漂亮玩具，喜鹊报春，一看见就会想到北京来的挂职干部，素质好，前途无量。”哎，总算冲出重围，摆脱难题。我的心里还是疑窦重重，总感到这是一个坑，我没有掉进去，但很恶心，总是出现岳部长那老奸巨猾的眼睛。

乡镇撤并结束不久，岳部长接到调令，到市政协任办公室副主任。可以看出，岳部长对这个调令是不满意的，用一句行话讲是明升暗降，实职变虚职，但上级工作调动是没得商量、没有办法的事。有人曾用揶揄的口吻说岳部长总是在下别人的棋子，没想到上面在下他的棋子。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有人提到了黑包一事，但他的调职和黑包有没有关系，没人能说得清。有一点是肯定的，新任职一宣布，来找他的人少了很多，碰到熟人打招呼，语气少了点敬畏、多了点敷衍的味道。到各镇各直属单位告别，没有人再帮他拎包，那些他点将提拔或留任的大大小小领导们，在祝他高升的同时，眼里有了鄙视的神色，特别是看到他手里拎得黑包就更明显，当初有多么看重，现在就有多么鄙视，甚至更厉害。当岳部长完成了在临海县的使命，拎着他的黑包走出组织部、走出县政府，走向他的新岗位的时候，黑包老是在我眼前闪，老是在我记忆里飘，像一只只狗皮膏药粘在那里，怎么赶也赶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