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进士

今夜无端地想起了“进士”两个字。这念头来得突兀，却又沉甸甸的，像夏日雷雨前低垂的云。许是过去时光，在友人家中瞥见他那正为高考备战的儿子，满桌的试卷堆成小山，那少年埋首其中的背影，竟让我恍惚间瞧见了另一番景象：青灯古卷，长衫摇曳，是千年科举路上，无数士子踽踽独行的影子。

我们今日谈论“进士”，总不免带着几分猎奇与隔膜，仿佛在说一件博物馆玻璃柜里的青铜器，知道它贵重，却感不到它身上的体温。我们习惯地用现代的尺子去量——是清华北大的学霸？是院士级的学者？还是省部级的高官？这般比附，固然能得其形似，却终究失其神髓。进士之“进”，岂止是功名之阶？那是一种生命气象的完成，是十年乃至数十年，将整个身心浸渍于经史子集的汪洋中，淬炼出的一种独特的灵魂质地。

我总想象那样一个读书人。他的世界，绝非我们臆测的那般狭隘。晨起，他或许诵读《诗经》，“关关雎鸠”的声响里，有先民淳朴的喜怒；午后，他研习《春秋》，于“郑伯克段于鄢”的微言大义中，揣摩政治的幽深与人性的复杂；黄昏，他披览《资治通鉴》，看千年兴亡如走马灯般掠过眼前，司马光的一句“臣光曰”，便是沉甸甸的告诫。

他的书斋，四壁皆书，空气中弥漫着墨与纸陈年的香。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沉浸”。没有碎片信息的干扰，没有功利目标的催逼，他读进去的，不光是字句，更是字句背后的风骨、气韵与智慧。曾国藩告诫子孙“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这看似刻板的日程背后，是一条将知识化为血肉、将学问融入生命的必经之途。于是，当他落笔为文，那文章便自然有了根底，有了格局。所谓“下笔如有神”，那“神”，便是这日复一日的涵养所化。

反观我们今日的“高考”，像一条庞大而精密的流水线。孩子们从识字起，便被纳入这轨道，朝着一个明确而单一的目标狂奔。他们所学的知识，被清晰地切割成块状，标好了重点与分值。效率被奉为圭臬，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个分数。

我并非要否定这制度的公平与必要，只是在想，在这高速的运转中，那最为宝贵的“沉浸感”是否正在失落？我们培养了许多善于“解答”问题的头脑，却是否忽略了培育一种善于“思考”人生的心灵？古人读书，也为功名，但那条路走得慢，慢到足以让学问在生命里生根发芽。而我们的孩子，走得太快，快得来不及将窗外的风声、雨声，与书中的义理细细勾连。进士们的博通，是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融为一炉的“通识”；而我们今日的“专才”教育，则在分工日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中，似乎难再孕育出那般圆融贯通的灵魂。

自然，我并无意将科举制度浪漫化。那“五十少进士”的艰辛，那“范进中举”式的悲喜剧，其间的血泪与荒诞，自有史笔如铁。但抛开制度的桎梏，单论那在漫长岁月里打磨出的学问与心性，却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那是一种将“知”与“行”、“学”与“养”高度统一的境界。

一个优秀的进士，如王阳明，能于格物中悟得“心即理”，文能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如张居正，能融汇古今，以霹雳手段推行改革。他们的力量，源自那种深彻的、整体性的学养。这或许才是“进士”二字留给今人最深的启示：学问的终极目的，不在于占有多少知识，而在于用它来安顿自己的生命，并润泽一方水土。

窗外，城市依旧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那个属于进士的时代早已落幕，连同他们的青衫与叩拜，都化作了史书中的几行墨迹。但我们所追寻的，那通过教育而达致的人格完满与精神自由，这个古老的话题，却从未过时。我们不再需要科举的功名，但我们依然渴望那种“读书破万卷”后的从容，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笃定。

月光淡淡，清冷如霜。我仿佛看见，在那条通往长安、汴京或是北京的漫长古道上，那些进士的身影并未完全消失。他们化作了一种文化基因，一种关于学问、关于修养、关于士人风骨的永恒追问，沉淀在我们民族的血脉深处，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的唤醒。而我们今日的莘莘学子，他们所走的，虽是另一条路，但路的尽头，所指向的，或许仍是同一个光明的所在——一个因博雅而充盈，因思考而自由的，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