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酒家

记忆里的淮上酒家，是嵌在长江中路上一个温润的旧梦，一做，便是半个多世纪。

那时的长江中路，梧桐是顶天立地的，蓊郁的枝叶在半空里牵手，织成一片浓绿的荫。阳光费劲地钻过叶隙，落在淮上酒家那面斑驳的墙上，便成了摇曳的、金黄色的光斑。

这店门面不算阔气，却自有一股沉稳的底气，那是老合肥人都懂得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它是这省城里响当当的“国字第一号”。岂止是吃饭的地方？它集着餐饮、沐浴、洗染，是一条龙的服务，也是一个时代的热闹与周全。走进去，空气里是复杂的，有菜肴的油香，有肥皂的碱味，还有浴室里蒸腾出来的、湿漉漉的人间暖气。它不单是个馆子，倒像是个小小的、自足的社会了。

我第一次去，是被母亲牵着手走进去的。八十年代一个秋日，她参加同事的婚宴，随了五元钱。那时份子钱，二元是寻常情谊，五元是关系不错，若出了十元，便是足以让人侧目的阔绰了。

大厅里人声是鼎沸的，像一锅滚开的粥。白瓷的盘碟叮当作响，那声音清脆得悦耳。一桌十五元的酒席，在我这孩童的眼里，简直是琳琅满目的盛宴了。整只整条的鸡鸭鱼，油亮亮颤巍巍的红烧肉，最后压轴的，是那一笼庐阳汤包。包子肚儿滚圆，薄薄的面皮透出里头浅绯的肉色，像少女的腮。小心翼翼地提一个，咬开一个小口，那滚烫的、极鲜的汤汁便滋地一下迸在舌上，是一种带着轻微痛感的满足。这味道，从此便成了我味觉版图上的乡愁，再也抹不去了。

年纪稍长，自己去得便多了。有远方的朋友来，必引到淮上，不为那虚浮的名气，只为着价钱公道，更为了心底那一份温存的回忆。也正是在那时，我才晓得，这看似古旧的老店，骨子里竟也曾是时髦的先锋。1982年，它便在合肥城里头一个开起了西餐厅。可以想见，在那些年月，牛排的香味飘在尚显保守的空气里，是何等的不合时宜。听说起初是极冷清的，一连数月，做的都是赔本的买卖。可它竟也固执地守着这份前卫，像一位沉默的士绅，坚持着自己的品味。直到合肥人的肠胃，慢慢习惯了刀叉的节奏。后来它改名叫“淮上海尼根牛扒坊”，里头黑胡椒牛排的焦香，与老店堂里残留的炒菜锅气混在一处，构成一种奇异的、属于两个时代的交响。

千禧年的秋天，消息传来，淮上酒家的庐阳汤包与肉合饼，竟在那第二届中华名小吃评选活动中，捧回了中华名小吃的称号。我想象里，那位揉了一辈子面的老师傅，听到这消息时，脸上的笑容也该是淡淡的吧，仿佛早就知道，这份荣光不过是迟到的必然。那些清晨，天还墨黑着，面点的师傅便来了。面团在粗砺的手掌下反复摔打，要的是那份筋道；肉馅肥瘦相间，调味不咸不淡，一切都还是五十年前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规矩，一分也错不得。

可城市的风，等不及这慢工细活的醇厚了。时代的推土机，轰鸣声比婚宴的炮仗还要响亮。2005年，国企改制，它被南来的浙江钱塘集团收购、重组。紧接着，华侨饭店区域的拆迁拉开了帷幕，淮上酒家，这片承载了无数杯盘与人声的土地，赫然在列。推土机终是来了，它那钢铁的臂膀，似乎比历史还要无情。砖石瓦砾的坍塌声，闷闷的，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长江中路老城改造的第一个项目，便这样用一家老店的身躯祭了旗。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我和妻子在桐城路上，竟又看见了那四个字——淮上酒家。我心里头一热，仿佛他乡遇了故知，拉着妻子的手急忙推门进去。

店里装修是崭新的，亮得晃眼；菜单是丰盛的，花花绿绿；连跑堂伙计的笑容，也标准得像是尺子量出来的。我点了一笼招牌的汤包，几个记忆中的菜。

汤包端上来，皮似乎比从前更薄了些，用筷子提起，能清晰地看见里面晃荡的汤汁。馅料的调味，却似乎重了些，猛了些。

几个记忆中的菜说不上不好吃，只是，不是那个味道了。绝对不是在梧桐树影下，伴着鼎沸人声，那种入口带着舌尖一振而微微的鲜香了。于是默然放下筷子，付账离开。

门外，夕阳正斜，给崭新的马路镀上一层不真实的金辉。我忽然明白了，有些地方之所以让我们魂牵梦萦，不单单是为着那口吃食。更是因为它曾是我们生命的坐标，是青春里不可或缺的布景。当这些坐标被一个个抹去，我们的记忆，便也成了无根的浮萍，飘在名为“过去”的河流上，再也靠不了岸。

淮上酒家，终究是没了。不是搬去了别处，是真的，没了。就像童年长江中路上那斑驳的树影，就像五元钱能买到的、纯粹的欢喜，就像那个还不急着奔跑的、旧日的合肥城。一个时代，在胃里打了个轻轻的嗝，便悄然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