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笼

快到年关了，又想起小时候过年时的红灯笼来。

印象中，老家的习俗，几十年了都没有变化。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道门口挂上红灯笼。灯笼在风中流转，下面的流苏随风舞动，像是有人躲在灯笼里跳舞，飘逸极了，神迷极人。

红灯笼，是农村过年的必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父亲在准备好了过年的年货后，便着手准备扎红灯笼了。所谓年货，就是买不多的猪肉而已。听母亲讲，小家刚成立的第一年，母亲割了一块钱的猪肉。邻居爷爷来我家串门，看见母亲在包水饺，馅子里没有看到一点的荤腥，就问母亲过年怎么不割肉，母亲讪讪地说只割了一斤肉。爷爷说，他家里有一盆子的肉。母亲是知道的，爷爷会瓦工，平时帮衬村里人干活，到了年关，人家答礼送给他很多的好东西，鸡呀，肉呀，面呀啥的。

物质的匮乏，并不影响过节喜庆的氛围。父亲想尽办法来让小家过一个高兴的年。父亲熟练地选取了几棵直径合适的竹子，不老不嫩的，将其切成长度适当的竹条，用刮刀刮滑顺了。竹条在父亲的怀里跳跃，灯架很快就编成了，这是灯笼的头和尾。接着父亲又在灯架中间，扎了数圈竹条，有细细的铁丝穿了，这样灯笼的腰身便有了。父亲把灯笼拿在手里，转了几圈来回地端详，又使劲在地上摁了摁，试了试弹性，笑容便从他的脸上溢出。父亲有粗壮的大手用针缝上了一层棉纱布，我看到针眼密致，十分地均匀，不比母亲缝得差。接着，用剪刀裁剪了彩纸，粘了浆糊，将红色的彩纸糊在骨架上。等彩纸晾干后，父亲又在下面拴好了流苏。

家里的喜庆顿时弥漫开来。土墙红了，土炕红了，土灶红了，一切都红了。灯笼的红，透过眼睛留在了眼底，世界也都变红了。红就是火，火就是红，红火就是希望。

父亲先做了四只红灯笼，有两只是给奶奶的，有两只是给姥姥的，我们家里自挂的要最后来做。

这四只红灯笼做好之后，父亲便又忙活开了。这一次，便是全家总动员了。父亲破竹，扎架，穿铁丝；母亲缝制棉纱布；姐姐们糊上彩纸，晾干。我太小了，不能独挡一面，便充当了递差，来回地传递着他（她）们所所需所用的东西。

“等忙完了，给你做个小的红灯笼。”父亲表扬着我的勤快和听话。

我知道父亲是守信的，但拥有一只属于我的红灯笼，还是急了年幼的心。我整天围在大人们周围，穿插在他（她）们身边，盼望着早日拥有那只属于我的红灯笼。孩子的世界，单纯地如同白纸一般，只有吃喝玩乐，再无其他。

一个个底盘编成了，一个个腰身弓好了，一张张棉纱缝好了，一张张彩纸糊好了，一圈圈流苏拴好了，一个个灯笼做成了。家里的人多了起来，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都是来买灯笼的。过年了，辛苦了一整年，家家都需要要两只火红的灯笼来支撑起门面，燃起生活的火红。农家人，即使是家境再困窘，也是想尽了办法来买两只红灯笼，只为维持农家人最为卑微的体面。要是那家过年没有挂红灯笼，村里人会笑话他家日子过得不好，以后娶媳嫁女都会受了影响。

做得多了，父亲也会用推车推了红灯笼，去集市上叫卖。因为价格实在，因为扎实耐用，因为做工精致，在日复一日的叫卖声中，父亲的声誉渐渐地传到了周围的四庄八疃，家境因此也有了些许的起色。

父亲制作红灯笼一直忙到了年底。父亲去赶了最后的一个农村大集。这次他没有完全卖完，还余了四只。天色已黑，父亲又推车回来，一同推回来的，还有油条和花生，还有一小袋的大白兔糖。母亲笑着迎了出来，接了东西。大白兔糖，我们姐弟四人，每人六颗。我拿出一颗，隔了糖纸，狠狠地大吸了几口，随即便化在了幸福里。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小心地扒开了一块，用牙轻咬了一点，便又把糖重新包好。我看到姐姐们，一点也没有舍得吃，而是都轻轻地放进了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放好以后，她们又把衣服放了下来，用手轻轻地按了几下。这六块糖，我们姐弟要吃一整年，用处大着哩。吃完了糖，还要把好看的糖纸捋平，在炕席下面压平，夹到书里，有机会就会拿到外面向玩伴们炫耀。看着玩伴们羡慕的眼光，我的内心自豪极了。

父亲刚刚把自己的红灯笼挂上，村里一个我叫大伯的便进了家门。大伯紧裹了棉袄，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忙堆了笑脸，把最后两只红灯笼拿了来，递到大伯的手里。大伯拿了灯笼，却没有挪步。大伯讪讪地，木讷在那里。

“哥哥，你先拿了去挂，其他的事以后再说。”父亲温和地说。母亲听懂了父亲话的意思，也向屋内拿出一股的油条，用草绳系了，放在了大伯的手里。大伯嗫嚅着，嘴角有些抖，但最终也没有说出一口感谢的话来。

“你大伯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了。日子过得很紧巴巴地。过年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余下的灯笼，就送给你大伯，不会要他钱的。”母亲说，脸上也是满是笑意。

“你父亲自幼心肠热着呢！自己再难，也都是尽力伸手去帮别人。村里没有一个说不是的。”83岁的母亲再次对我说，脸上依然是笑意盈盈。我想，母亲嫁给父亲，虽说一直没有享受到物质上的丰裕；但在母亲的心里，父亲一直是正直的，伟岸的，让人自豪地。

“你跟着父亲没过几天的好日子，后悔吗？”几十年后，我问母亲。

“不后悔，他人好。”母亲的回答风淡云轻，脸上没有一丝的波澜。但我的心海却起了骇浪惊涛，呼啸着碾过。母亲到底还是没有把父亲放下，又怎能放得下呢？

我的小灯笼是在年三十完成的，具体而微。父亲忙活了半日，方才做好。为了让我多玩几年，父亲还特地在竹条刷上了桐油。父亲说，小的灯笼格外地吃工夫，他的大手拿捏不了小小的部件。母亲在彩纸上写上了几个字：快乐，幸福。字写得有些歪歪扭扭，我想这应该是最后写就的。铅笔的颜色轻淡，几乎看不出来，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至今犹存。这是一个母亲内心深处对儿女最朴素的祈福了。

拜年的时候，我提了小灯笼，随了大人们出去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拉我入怀，忙不迭地给我的小口袋里装东西。玉米花啦，地瓜糖啦，花生啦，葵花籽啦。过年能拿的东西，就是家庭的全部。他们摸着我冻得通红的小脸，暖着；握住我冻得冰凉的小手，暖着；称赞着我手提的小灯笼，暖着。那一刻，我感到我的小脸和灯笼一样地红。

小小的灯笼，提在我的手里，红在了人们的心里。虽为红色，却能暖人；虽是微光，却也炽烈。暖身，暖心，暖魂灵。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意思是：如果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晚上，云彩把月亮遮住；那么第二年元宵节前后，雪花可能会飘落在悬挂的彩灯上，形成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

可能是八月十五云遮了月吧，到了正月十五，上天或许是不愿拂了人愿，又飘起了鹅毛，洋洋洒洒个不停。农谚说，“雪打灯，好年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渐渐地清晰起来。“十日春风释砚冰，客边诗句拟催徵。爱题僧舍纱笼壁，恨事江城雪打灯……”

按照习俗，元宵节这一天，人们要点灯祈福，祈求来年的丰收和遂安。在现代社会，“雪打灯”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观，更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元宵节前后，各地都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比如吃元宵，舞狮子，猜灯谜，花灯游行，央视元宵晚会。地方上用心了心力，去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但总觉得劲不够，力不足，味不浓。以前和现今的元宵节相同，却又不同。正如泾与渭，径和庭，黄酒之于原浆，白开之于酽茶。

我提了小灯笼出去。雪花飘逸轻盈，似鹅毛一般缓缓而落。我惊奇地抬了头，任雪花落到我的身上，脸上，眼泪里。雪花融化，我的眼睛湿了。有雪，也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