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窑

上世纪70年代末，村里响应上级号召组建烧窑队。父亲就积极报了名，并荣光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那个年代，建窑烧砖是村里最大的事。这是村办的第一家企业，村里乡里都很重视，为了落实准备情况，乡长特地骑了他的“永久”自行车，从乡政府来了村里两趟，千嘱咐万叮咛，要求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村支书在村委的大喇叭里宣讲说：“响应上级指示，咱们村组建烧窑队，村民们表示积极，报名踊跃。今次录选的都是本村的青壮年。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富民政策，严明纪律，争取早日完成准备工作，早早地出砖，出好砖，为祖国建设增砖添瓦。”喇叭里一阵地嗡响，震人耳鼓。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下意识地用手把耳朵捂了。

书记的讲话和嗡嗡作响的喇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只话筒我是刚过的，插在了一个底座上，弯了腰，向着讲话的人。话筒最顶端大约呈圆形，上面全是窟窿，像是把马蜂窝摘了，套在了那根管子外面。话筒外面包了一层红绸子，累月经年地，鲜红都变成了淡白，像是人上了年纪。

“为了加强领导，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村还专门组建了筹备会，我和村主任担任正副组长，村委成员担任筹备会成员。成员……成员……”那只大喇叭又是一阵刺耳的轰鸣。“嗡嗡……嗡嗡嗡”地响个不停。村子里能够发声的东西不多，除了狗吠鸡鸣鸭叫羊咩牛哞马嘶之外，就没有能主动发声的东西了。那个时代，那套声音设备是村里唯一能自动发声的物件。终于，“嘶”的一声，好像是撕了一块旧布，停了。村子里安静了下来，它噶了。确切地讲，是村支书挂断了麦克风话筒。

村民们有些好奇，一时也怔在那里，不知道是听明白了没有。我想，他们听明白了，村里要组建烧窑队，支书和村主任都挂了帅呢。他们没有听明白。带“队”字的除了队长，就是生产队，谁见过烧窑队长得什么样。它是个啥东西？窑在哪里？为什么要烧它？它是有什么罪过吗？

那不是一个人人麦克风的时代。村里的官方消息都是通过大喇叭传递的。村民们借助它才知道一些村子以外的消息。什么三反五反，什么拨乱反正，什么改革开放，都是大喇叭里听来的。至于其它的信息，则是少得可怜，无怪乎村里有家鸡没了，找了三天才找到，只剩下了一地的鸡毛，老人们断定是狐狸大仙干的。于是，烧了黄表，磕了头，请求狐狸不要再来抓家里的鸡鸭。对于一个村子来说，那套设备是珍贵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只鸡或鸭就像村里那套设备一样的珍贵。家里的活物们是不能轻易动的财富，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都只望着它们呢。再大的事就是村里青年们的男娶女嫁，还有老人们的生病与亡故。村里的消息来自村里，一般也走不出去。即使走出去，也不会走远。

这就是时代。时代性笼罩了当时世间的一切，一切也都染上了时代性，或显，或隐；或明，或暗。

烧窑的师傅在村民的议论与期待中被聘请了来。

“今天，我们请来了县里烧窑最好的师傅。师傅烧窑多年，烧得一手好砖，是一个又红又‘砖’”的人才。我们要把思想认识提高到最高水平，积极支持师傅工作。现在请师傅讲两句。”村支书把话筒递给了师傅。

“老少爷们们，我姓王，我叫王……”大喇叭彻底地罢了工。直到现在，提起那段往事，村里的老人们说，他们只知道师傅姓王，至于叫王什么，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窑址选在了村子东南一片良田，占地不少，还要盖几间瓦房，供放制砖机和王师傅居住用。还要有更大的一片开阔地，用于砖坯的晾晒和存储。为此要占不少的良田，引起了村子里老人们的心疼和担忧。

“从当前看，是占了不少的良田，让人心疼。可我们建成投产后，会带来更大的利润。我们的窑要建个能盛四万块砖的大窑，我们按照当前的价格2角来算，出一次窑就能收八千块。除去聘请师傅和村民的工钱，除去煤矸石和制砖机的费用，再减去所占良田的收成折算，这样算下来，总要余几千块的。如果我们一年能出五至六次砖，哪是多少呢？”村支书边说，边把手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地山响。

“这么多。”老人们惊讶了。

“可……可要建成也要费不少的钱吧。”有老人问。

“主要是政府的政策好，还让信用社给咱们村里低息贷了款。”村支书说。

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我一年的学杂费是每学期八角，全年一块六。如果按照现在的时价来算，那是数百倍的差异。

村里整了一桌酒菜，为王师傅接风洗尘，还去买了“佳丽”烟，席面很畅亮。村里人都明白，王师傅是个技术大拿，往后村里的烧窑就指望他了，这点钱还是应该花的。王师傅平日不烟不酒，可盛情难却。只喝了几小盅，就不喝了。所谓小盅，就是三杯一两的那种，圆圆的，白白的，小小的。手指大的人都捏不住它。大家都说王王师傅人很好，不会说，但人实在能干。

事情正如人们所说所希望的那样向前推进。村里让人看了日子，开工的时间选定在三月的一天。三月天气转暖，雨水少，也是农闲时节，正是开工的好时机。

建窑首先要先建窑皮。支书领了村里的干部，带了王师傅，转遍了村里的每一块地，每一个沟渠，还有远在西北方向的洼地。他们边走边商量，方案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窑皮的用砖很大，用土讲究。土不能太黏，太黏了就和砖坯粘在一块；又不能太散，太散了，窑容易塌方。大家商量了用东南坡的黏土和西北洼地里的沙土，按照比例调了，再加上长度适宜的断麦秸，踩匀晾干。村里的车队排上了用场，家家户户的手推车派上了用场，村里的马车驴骡也派上了用场，人喊马嘶。在窑地和洼地之间，运土的队伍逶迤成线。父亲和叔叔们也加入其中，大家都希望自己能为窑建出一份力。

“那个阵仗让人兴奋。”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脸上洋溢了自豪。

混合好的泥土加入了筋骨——麦秸，用锨挑了，围成一圈。里面浇水，从内往外，依次翻开，边翻边和。赤了脚，挽了裤腿，用脚踩个不停。王师傅领头，父亲也在其中。大家没有看错，王师傅凡事都是身体力行，不敢大了心。他说不仅要把砖烧好，还要给村里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等村里人学会了，他也就要走了。

“那次泥彩大约用了两个小时，很费气力。”父亲说，“看着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要做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晾晒窑皮的场地用光滑的石碾平整好了。我和玩伴成为了第一批查验者，我们光了脚，在空阔的平地上来回跑了几个来回。我们感受到了地面的撞击。几个来回结束后，我们气喘如狗，一屁股坐在地上，扳了脚板看，脚板早已通红一片。见我们一个个呲牙咧嘴，王师傅和父亲都笑了。中了。

村里请来最好的木匠做了窑皮的模子。印象中模子大约50公分长30公分宽10公分高，一个个做个方方整整，滑溜顺手。王师傅拿起模子蘸了水，把和好的泥铲入，用木抹子抹平了，然后轻轻地身上提起，一个窑皮就做成了。做窑皮的流程并不繁琐。

窑皮很重，得有几十斤。几个日头后，要把它翻了面。两面要间隔晾晒，方才均匀，且不易碎。

“这才是考验人的时候，烧窑队头顶火辣辣的毒日头，下面是沉重的窑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翻晒，人们都像是水里捞得一样，这样的晾晒要持续好多天。”父亲说。

“按照合适的比例混合，再加入适量的煤矸石，抹上油，就可以在制砖机上压砖了。”父亲说。

砖坯压好以后，也像窑皮一样晾晒。看呢，广阔的平地上码了一片的砖坯，一列列，一竖竖，威武雄壮极了。我和玩伴们从中间的空隙穿过，顿时感受到了将军的威严与高仰。

几天后，到了花砖的日子。人们将成竖成排的砖坯倒弄下来，先在最低下斜着排成一排，再在上面交叉着排成一摆，每一层都是平行的。这样就增加了彼此的空隙，增加了透气性，可以加快晾晒的速度。这样的阵势在威武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花式的味道在里面。

村里的砖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建了起来。从外面看，它圆圆的，很陡。我和玩伴趁着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地爬了上去，等到了窑顶，已是气喘吁吁。风有点大，我们定了心，站在窑顶上往下一看，顿时有些目眩。它太高了，大约有十几米。窑建在地面之上，底部却往下挖了大约四米深，比两个成人的身高还要深。

进砖坯的门开在了南面。奇怪的是门从里往外渐渐地变小了，直到能容一个人进出。高度跟一个成年的身高差不多，约有1.7米。个子高的，要低了头弯了腰才能进出。仰望窑顶，我们看到一个很小的蓝天。等砖坯晾好，够了数量，便是装窑的时候。为了成色一致，装窑是不有停的。大家齐了心，不分昼夜地用手推车推进去。里面的人仔细地把砖坯撂了，一层层，一排排，整齐如铁军。等所有的砖坯都装了进去，便封了窑顶和窑门。

窑火开在了砖窑的东面，一排十几个灶口，各有烟道通向里面，灶口有灶挡遮了。王师傅还是小了心，进进出出了几个来回，看万般称意，方才放了心，下令火窑。十几条火舌同时喷出，里面的砖坯等待那涅槃的时刻。

“窑火要连续烧20天左右，窑火点了，正是烧窑的关键时刻。砖烧得孬好，就看这20天了。王师傅戴了手表，每两个小时就要转窑一次，查看砖窑的温度和砖坯的成色，一刻也不敢放松。20天，没有捞着睡一个囫囵的觉。不要只看人家挣钱多，还要看人家的技术硬，付出多。”父亲说。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话里有话，表面是烧窑，实际上是在给我上人生课呢。

感谢上天，尽管我后知后觉，但令父亲高兴的是，我耐住了性子，忍住了煎熬，苦读寒窗十几载，终于考上了昌潍师专，成了一名普通但勤勉向进的人民教师。处在天命与甲子中途的我，至今还坚持在教育的一线。

这烧窑就是炼人呢！

父亲的话，默默地影响了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