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敲门,我开了门看,是二姐,二姐是来给母亲修剪脚的。母亲的脚因为关节炎已经严重变形,一个脚趾平均要用六分钟,有些皮肤已经深陷在肉里,所以给母亲修脚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妻子给母亲修了多年的脚,洗了多年的头,搓了多年的澡。几年前眼睛花得实在不行,给母亲修脚的活,才传给了二姐。就凭这一件,我打内心里感激我的妻子。感激她的细心,感激她的包容。
我烧了水,倒在了洗脚盆里,试了水温,又拿来香皂给母亲把脚搓了。到正式修脚之前,都是我们的谈话时间。姐弟之间,母女之间,母子之间,谈话都是家长里短,生活中的琐事而已。此时此刻,我们关心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各个小家庭的柴米油盐,还有酱醋和茶。再怎么琐碎的事情,到了亲人们之间,却也觉得其乐融融。
变形的不仅是脚,还有母亲的双手。母亲因为早年的劳累和生活的艰苦,双脚双手都已经变形了。母亲的双手早已皮肤松弛,老年斑遍布,指骨节比常人要粗大许多,也一直是弯的。我问过医生,母亲的手能不能再直起来,医生对我苦笑。我知道,母亲的双手再也不能直起来了。
“你看,这手脚都变形了。”二姐轻叹道。声音很轻,她可能怕母亲听见,我的思绪却随着二姐的话音飘远了。
母亲的双手映在了我的眸子里,童年的眸子是雪亮能够闪光的。它红润鲜甜,像是葱白一样。寒冷,农活,全家人的衣和袜,将母亲的双手蜷曲起来。我的母亲是在针线簸箩里生活了70余年。
为姑娘的时候,母亲十几岁便开始纺线去卖。梦里纺车又响。等有了自己的家,也就有了自己的公婆,有了自己的叔姑,也有了我和三个姐姐。还有我的姥姥姥爷。那个年代,线是自己纺的,布是自己织的,衣和袜是自己做的,鞋子是自己纳的:身上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
而这一切都离不了母亲的针线簸箩。母亲的针线簸箩维护了一家庄户人最卑微的体面。母亲的针线簸箩是她结婚的时候姥姥送给她的嫁妆。那个年代,一家人的穿戴都离不了针线簸箩。
母亲的针线簸箩里有好多的针,大的,小的;也有好多的线,白的,黑的;有很多的纽扣,灰的,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圆的,四方的,长条状的;有一把铁锥;有一把很大的剪子,剪刃雪亮;还有一撂零碎的布片,或大,或小,或蓝,或灰。针线簸箩是用茅草编的,上面还有一个盖,盖上有一个把,可以把盖提起来。
晚上,是母亲用针线簸箩最多的时候。晚饭后,母亲点上了煤油灯,用剪刀剪了灯芯,老屋里顿时亮堂了起来。母亲剪了一段线,用唾液把线头湿了,对着灯光小心地把线引了过去,然后把线头绕在食指上,挽了一个结。父亲和家里人白天干活时刮破的衣服,都换下来,放在了簸箩旁边。母亲右手中指戴了顶针,把针放到头发里摩擦几个,借助头发上的油和顶针,顺利地把针穿过了衣服的破口处。昏黄的灯光跳跃着,将母亲的身影拉在了墙上,一会拉长,一会又拉短。我感觉灯光比我还调皮,母亲已经累了,它还有心情和母亲调皮。
母亲用针线簸箩最多的是我的衣服。那时的我,调皮的很,上树,翻墙,越沟,跳渠,那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这些动作潇洒是潇洒了,但后果也是明显的。我经常把衣服挂了,或者把衣服上的扣子弄丢了,只好身上飘了个大洞,或者敞开了胸怀回家。母亲见了,从不责备,只是轻声让我把衣服脱了,她给我缝了破洞,又重新订了新的钮扣。父亲责备母亲对我太过宽容,母亲只是微微一笑,说我还是孩子。是孩子就要调皮捣蛋的,这世间就没有不调皮捣蛋的孩子。父亲见母亲护的紧,也便不再言语,只要不是磕坏了自己,也便由着我疯了去。
冬季的夜晚是寒冷而漫长的。每年的冬季的晚上,都是母亲给一家人做鞋子的时光。晚饭后,母亲再次点上了煤油灯,再次用剪刀剪了灯芯,老屋里顿时再次亮堂了起来。母亲再次剪了一段线,再次用唾液把线头湿了,再次对着灯光小心地把线引了过去,然后再次把线头绕在食指上,再次挽了一个结。母亲这样的重复的动作,日复了一日,年复了一年,一直持续了数十年。
鞋底都是用旧布做的。母亲把家里人再也不能穿的衣服,比对好家里的鞋样,小心翼翼地剪裁了,压在了炕席子底下。等到了冬天,才把这些剪裁好的旧布拿出来。用家里的铁锅熬了浆糊,将剪裁好的旧布依次刷了浆糊,等约有一厘米厚了,才在外面压上一层白布做的芽。母亲小心比划好了位置,用铁锥穿透了,再用力把粗壮的麻线用大号针拉了过去。这是世间最美的天籁,每拉一次,便有丝丝的声音从鞋底上传出来,甚是美妙。母亲每每地弯了腰,用尽了力,才能使劲地拉动麻线。等拉完一针,才直起腰来,长吁了一口气。多少年以后,母亲纳鞋底的影像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静立成了心中的雕像和永恒。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宽容和保护中一天天地长大。就这样,母亲在她的针线簸箩中慢慢地老去。
大约是从我上初二的时候开始,母亲的眼开始花了。母亲要缝衣服要用人把线给引过针去才行。有时候,孩子们没有在家的,母亲急着用针线,白天就在日头底下穿针,夜晚就在煤油灯下穿针,可往往是连续穿数次,也不一定有一次能够成功。此时的母亲,便会无奈地放下针,黯然等待家里人回来给她把针引上。
“引不上针,耽误了多少的缝补的活。”多少年以后母亲说。她至今遗憾自己的眼睛花得太早。
那个时候,为了贴补家用。三姐自学了裁缝,母亲变成了三姐的帮工。三姐白天赶集去揽了活来,母亲便在晚上和三姐一块忙碌。订钮扣,开扣缝,边角处的拾边,都是母亲仰仗了她的针线簸箩来完成的。
等母亲当了姥姥,当了奶奶。母亲便又给孩子们做起衣服来。衣料是从集上买来的,为了能省下手工的钱,母亲又用起了她的针线簸箩。不仅给孩子们做棉袄棉裤,我身上穿的棉袄棉裤,也是母亲给做的。此时的母亲,眼睛花得早已看不清针脚,但单凭了往年的手感,母亲还是给我和孙辈们做出了得体的棉衣裤。
“你眼睛不好用了,怎么做出来的棉衣裤还这么合身?”我问母亲。
“样子都在心里。”母亲答得淡然。
我赶忙岔开了话题。不知道为什么,每每提及与父母相关的往事,往往能惹得我酸了心泪了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