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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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荔枝》是一扇通往盛唐的时光之门，身置其中，让人恍惚而又真切。恍惚的是，这部历史小说反映的毕竟不是现实的社会，它与我们有着千年的跨越；真切的是，你在距离现在1300年的描述中，却依然能够看到现实的影子。历史不会重演，但又是何其的相似。
在你阅读的不经意间，那些泛黄的书页间飘散出来的，不仅有荔枝的郁馥甘香，更有着一个伟大时代的强劲呼吸与律动脉搏。
小说的背景取得并不复杂，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通过一个小小的荔枝使的视角，将大唐盛世的繁华与脆弱、权力与人性，以及上流社会与基层民众的生活日常，精心地绘拟为一幅气势恢弘而又描摹细腻的一首诗卷。时至今日，在岁月的洗礼之中，这幅诗卷也已经像书页一般透出了黄晕。不过，在这泛黄的画卷中，依然有大唐的红与紫赤和橙，这就足够温暖几代甚或数世了。这些温暖，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掩阖了社会的缝隙和撕裂。
史书上短短一句“妃子笑”的记载，就成了马伯庸故事世界的诱因和动力。我想这个故事在马伯庸的心底早就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潜藏之中期待写作机会的光临。更为直接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发微博说：“杨贵妃要是在马嵬坡没有被缢死身亡，而是果真逃到了日本，她是不是再也吃不到荔枝了？”朋友的微博，更是激发了马伯庸的创作萌动，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一闪的灵光，果断地放弃了其他方面的工作，用尽气力，试图把“妃子笑”的典故，用“周德文式”的视角来解读一下。
只要是文学作品，怎么会缺席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来了就不妨抓住，大概率这是一次不错的创作机会。这种现象对我们喜欢文学创作的朋友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启示。于是，他基于并借助于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不仅想象了古代鲜荔枝的种植和田间管理，还想象了运输途中可能遇到的保鲜、运输、调度等难题，更构思了其中涉及的人事斗争、资源调配、意外处理等细节。这种基于历史逻辑的创造性想象，既尊重了历史的基本事实，又填补了历史记录的空白，使历史变得更加丰满立体，更加地可爱近人。
马伯庸笔下的长安城，不是教科书上平质化的盛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不论怎样讲，唐朝作为封建王朝的巅峰，没有谁能出其右。它的方方面面，的确是五彩缤纷，令人着迷甚或产生幻觉的。它有温度，它有气味，它有颜色，也有声音。要看透长安，需要读者调动全身的器官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去体验，去阐发。在长安，你能看见李善德的无奈，看见他像现代人在长安南城挑选自己心仪的房院，理解他体谅妻子浣衣的辛苦和女儿沐浴的便利，感受他所承受的房价和还款的巨大压力，看见大明宫檐角悬挂的铜铃在风中轻颤。在长安，你能闻见官衙酒肆散发出来的菜肉之味，闻到曲江池畔的酒香。在长安，你也能听见东西市集商贩的吆喝声，感受众生的生活温度与滋味。
这种历史现场的还原能力，让读者从一个旁观者，穿越时空去亲眼见证那些被史书简略记载的历史。作者对历史和细节的刻意追求，无疑把这本小说从令人着迷起步，把它持续地推向了成功之峰。正是作者对时代背景的孜孜以求，才巧妙地还原了历史的基本原貌，然后在历史的背景之中，把现代人的生活丝滑地地嵌入了进去。在历史的背景之中，折映的都是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生活的无奈苦楚和希望。以作者的叙述为镜，你从镜中看见了现实中真实的自己。或许有些人看得不够真切，但在不够真切之中，并不能阻遏鲜活现实在不停地演绎。小说，拉大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也缩短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这一拉一缩之中，一远一近之变，淡去的是你对某些东西的梦幻之觉，坚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自己。读罢小说，你不得不称道马伯庸对历史可能性的想象力与还原力，敬叹他对作品质量持续不减地追求。我想，这也是喜欢创作的朋友产生感验和启悟的地方。
能写历史小说的人，一定会对所写历史和时代做了充足的功课。这也是作者对历史和时代的基本尊重，是作品和读者的尊敬。试想，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者，一个对自己和社会坚定良心的作者，有谁愿意因为自己的搪塞和不作为，让作品和自己成了读者的谈资和笑料。
书中马伯庸对大唐官僚体系的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入木三分。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官员们的明争暗斗，上下级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朝廷的经费之靡奢，封建制度的外盛内耗等，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力透纸背。李善德确确实实是被坑了，是当街的一脚摔倒让他的酒意全消。抱吃甘蔗的节略使何履光，更兼其虎狼之卫士，都让李善德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敕牒真假，无关紧要。”出自节度使何履光之口的话，是那么地直白与现实，又是那么地与令人惊世与悚惧。李善德与国相杨国忠的对话，更是历史性注角封建盛世必衰必灭的必然。表面上鼎盛的唐朝，已俨然成为了清末的《红楼梦》，尽管还在勉强地维持着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实际上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它在等待那根稻草。那根稻草虽轻，但也有千钧之势力；那根稻草虽来得迟，但最终会到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止是杨国忠，不仅是李善德，就连读者也能从隐约中透视出那帝国之厦的摇摇欲坠。这是再明眼不过的事。对此，你可能感到惋惜，但又爱莫能助甚至绝望；但在你的绝望的回味中，可能也有释然在：这样的王朝，从内里已经腐朽了，烂透了，倒下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嘛。于是，便也心安，将目光从小说中剥离了出来，又重新来审视你的眼前现实。
读者尚且如此，那作者岂不是更是门清？马伯庸显然对古代官场文化有深入研究，能够精准把握那些隐藏在公文往来、职场交往中的潜规则，然后用唐朝的语言、意象，用今人的文脉和技巧，来表达给现代的人们听。这样一来，不但没有显示出历史的违和感，反而能够丝丝入扣圆润转婉，沁入人心，使小说具有了超越小说本身的认知价值。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能对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运作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当然，作为历史小说，这也是一个同性的现象。比如《康熙王朝》《雍正大帝》等历史小说就是这样。你能够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亦可以从现实中看到历史。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小说的基础和原生基座。没有了它，历史小说也便站不住脚。
谈小说，自然就饶不开人物。书中主人公李善德这个荔枝使的形象塑造得尤为精妙。他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没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没有改朝换代之志，只是一个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小吏。李善德是一个文学人物，也不是一个文学人物。据作者自称，李善德是作者在一本敦煌写经卷子的末尾名录里捡到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是把他从武则天时代拽到了天宝期间来客串。他也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却被“巧妙地”卷入了为杨贵妃运送鲜荔枝的宏大工程中。接受荔枝使，并非完全出于李善德自愿，而是被上林署令刘给设计了。看着李善德中招，也不全是署令刘的官场圆滑，也有李善德的心甘情愿。刚刚贷款买房的他，自有他的苦衷，他真地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以维持自己和妻女一家三口稳定的日常开支，以及偿还那该死的房贷。皇帝需要什么，就索性派发各种临时差遣，所以什么木炭使花鸟使海货使糖蟹使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世间受苦受累的，也不是李善德一个人，那个时代，普通人沦为被设计沦为被役使的境地，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存在。你细心地观察社会，哪一个时代不是如此。更何况，他得的所谓“肥差”，只不过是“击鼓传花”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罢了。
马伯庸通过这个小人物视角，巧妙地解构了历史上那个被浪漫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与艰辛。那个在比部司任主事的韩洄，那个诗文不错却一直在京待选的杜甫……那一个不是“李善德”。杜甫在京被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一闲职，韩洄摸出十五枚大钱作贺。守卫乱葬岗的老兵，拼死所争的不过是从西域调回大唐。所谓大唐，大在疆域，大在皇权，大在官僚体系，大在上层的奢靡，不大在底层吏民。
马伯庸的历史观在这部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试图理解历史中的每个人，无论是皇帝贵妃还是基层小吏，他们的选择与局限。这种同情加之理解的态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简单地憎恨杨贵妃的奢侈，也不会一味地谴责唐明皇的昏庸，而是能够体会到每个人都被困在各自的时代局限与身份角色中。在世间的围城，有的人想突破，却没有对应的能力和
才华；有的人想呆在围城之中，却也未必能够如愿。我们在高中课本《南州六月荔枝丹》中了解了它。表面上，荔枝是南方的一种普通水果，到过南方旅游的人们都会见到它，品尝过它，赞叹过它的美味。在小说中，荔枝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水果，而是承载着文化记忆的符号。通过荔枝这个日常媒介，食物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让现代读者能够通过味觉的想象，感受那个遥远时代的生活气息。好一个大唐凡间的浓浓烟火气，真真是陶醉了不少的读者。
荔枝成为了权力的任性，资源分配的试金石，以及帝国治理水平的显微镜。整个帝国的机器都为之转动：驿道加紧修缮，驿马日夜兼程，冰窖紧急开挖，人力物力疯狂消耗……这让人不禁想到，历史上多少劳民伤财的工程，都是冠以“皇家体面”、“国家威严”的名目而进行的？马伯庸通过荔枝这一微物，巧妙地揭示了盛世背后的治理危机，可谓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或许不会简单重复，但人性与权力的博弈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马伯庸用他独特的文学魅力，让那个遥远的大唐时代变得触手可及。合上书页，余味悠长，不仅记住了那个为荔枝奔波的小吏，更思考着历史中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与价值。让人在历史的波澜巨响中， 听见历史中微弱而真实的个体声音。就像那些为运送荔枝而奔波的人们，他们的名字没有被载入史册，但正是这些无名者的努力与付出，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底色。它更是一曲对普通人的深情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