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种秋收

2010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的申请获得批准，成为作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盼望已久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朝思暮想。有了作协会员的身份当然是荣耀的，但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责任担当和重要的使命，这就是要用自己的笔赞颂养育你的祖国和人民，要歌唱改革开放的光辉业绩，要书写新时代的高速发展和创新成果，细致描述和深刻展现人的心灵世界和当代社会风貌。

采风活动中的座谈研讨会让我获得了认知和写作的提高

十五年来，我有多次机会参加北京作协组织的环北京周边地区的采风活动和座谈研讨会。使我不仅熟悉和了解了当地民风、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和历史古迹，而且随着采访和研讨活动的进一步深入，我也构思和写作了不同题材的文章，并相继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上。

记得有一次在采风活动中，北京作协组织了一场文学理论座谈研讨会。由著名作家宁肯先生介绍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蓝棣之先生关于“症候式阅读和症候式写作”的新观点，完全让我耳目一新。宁肯说，“症候”是医学上的一个名词，是指患者的疾病和症状。有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例如，感冒的病状是头疼、咳嗽、打喷嚏、四肢酸软、发烧等等。在文学创作领域，兰教授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研究，类似“疾病状态下的人的感受”，也就是症候，都起着隐性而又重要的作用。所谓症候，蓝先生解释为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作品表现了什么，象征了什么，是一个层面，作家没有明确觉察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明确觉察到的意向很深地左右着创作。

例如，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一般的看法是柔石通过“典妻”现象抨击了封建家庭关系下女性处于悲惨的地位，但在蓝棣之看来，这只是一个“显性结构”，因为与此同时，小说还隐含着一个作者没意识到的“隐性结构”，即奴隶母亲正是在经历“典妻”时才真正体会到男性的温存以及生活的安定。显然这里的“隐性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解构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显性结构”，而作者是不自知的。

又例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表面上看写的是贫苦洋车夫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故事，但故事之外还隐含着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男子在资产阶级老女子的诱惑和腐蚀下全面沉沦的“潜文本”，也即“一个糟糕的婚姻或绝望的两性关系的故事”。从理性层面来看，这并非老舍要表达的主题，但它又存在于老舍先生深层次的无意识之中，换句说它是老舍先生的某种自己没觉察到的内心症候，被附着在一个显性的贫苦车夫的故事中表现出来，在创作上构成了一种远距离的“投射”。

因此，兰教授认为，症候式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认真的探索。症候式分析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运用这个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分析。由于这些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经典性、普及性，症候式分析又着力于做出新颖的解释，甚或得出解构性结论，因此迅速而又持久地引起跨学科的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许多创作成就卓著的作家的注意。

经过作家宁肯先生的上述介绍，我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想法：作家本要表达一种写作意图，而读者却读出另外一种含义。这种现象有不少。例如，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同是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又回忆起毛泽东主席评论《红楼梦》，说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这部古典小说总纲。毛泽东针对“护官符”，看到了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本质。所以，往往有许多情形，作家想表达的写作目的，读者或评论家往往不买账，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读出许多其他的含义，这些都是作者想不到的。我理解，这也许就是症候式阅读。

经过这一次的座谈研讨，我的认知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随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遇见“症候式阅读和写作”》，发表在2014年11月14日《人民公安报》（公安部机关报）副刊“作家谈”栏目。此外，在参加不同议题和不同内容的座谈研讨会之后，我还撰写了《地域文学的优势和局限》《“京味儿”文学浅谈》两篇文章，发表在《西城文苑》（北京市西城区文联）杂志。

采风活动中的参观学习让我精神上再次得到洗礼

参观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的故居。2019年6月中旬，我随北京作协来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先生的家乡，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李大钊纪念馆。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参观时，我得知李大钊出生前父亲已经去世，出生后不满两岁时母亲又去世，李大钊是靠祖父教养成人的，在祖父的悉心抚育、严谨庭训下勤奋学习，历练成长。1907年，十八岁的李大钊考取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特别是1919年北京发生的震撼全国和世界的“五四运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更坚定了李大钊立志改造旧中国的理念，从此，他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亲自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等等，提出改造旧中国的决心和计划，极大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李大钊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李大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而且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我特别喜欢李大钊的一句格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实际上也是对当代作家提出的要求，要担当道义，要把文章写好，两者缺一不可。

拜谒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牺牲地。2016年10月，我参加北京作协组织的到河北易县、涞源县的采风活动。涞源县是当年华北抗日根据地之一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我们步行两个多小时，参观和拜谒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牺牲地。王二小真名王朴，生于1929年1月，在家里排行老二，俗称王二小。1942年12月25日，正在放羊的王二小，为了避免乡亲们遭殃，将进山扫荡的日本鬼子带入八路军的埋伏圈。日本鬼子被彻底消灭，王二小英勇牺牲，牺牲时年仅十三岁。有一首歌叫《王二小放牛郎》，真实歌颂了王二小的英勇事迹。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抗日英雄王二小，这次亲临王二小的牺牲地，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知道消灭日本鬼子，保护乡亲和八路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中华民族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就是流血牺牲，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守卫家园，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在采风回来的路上，我就构思写一篇纪念王二小的文章，后来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北京作家》杂志。

我的切身体会是，多年来北京作协组织会员开展立足社会实践的采风活动和各抒己见、以理论见长的座谈研讨会，充分展示出她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我真心希望这样的采风活动和座谈研讨会能够持续下去，同时，我也希望《北京作家》杂志能够恢复和长期办下去，成为北京作协会员的写作园地，成为文艺百花园中一株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