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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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喇叭里正播送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甜壮瓜越大……”
“冬至大如年！”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像过年一样，做一顿丰盛的饭菜，以此来慰劳辛苦劳作了一整年的人们。可那年冬天，生产队现金保管员却皱着眉头对队长说：“账上根本没有多少现金，巧媳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啊！”
队长沉思了片刻，忽然笑了：“今年我们多养了几头猪，就让老徐把最大的两头猪卖掉吧。”
老徐是个经验丰富的饲养员，中等个，平日话不多，但做事踏实可靠。他找到我：“小李，今天男劳力是打草绳，这是技术活，我想你也不会。要不你就跟我一起去供销社卖猪，顺便帮我拉纤？”
“好呀！”我一口答应。很久没去吕城镇玩了，正好出去走走。
第二天一早，我高高兴兴地来到牛房，那是生产队养牛、养猪的地方，也是我们队最热闹的场所之一。
刚进门，耳边便传来了“呼噜、呼噜”的猪叫声、“哞哞哞”的牛叫声，“啰啰啰”老徐的喂食声，仿佛是一首动听的牛房交响乐。
老徐正在忙着给猪喂食，看到我来，笑着说：“小伙子，先坐一会儿，等猪吃饱了，我们再挑那两头最大的猪去卖。”说着，他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红薯：“早饭肯定没吃饱吧？等会儿还要赶十几里路，饿着肚子可拉不动纤绳啊。”
我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甜甜的味道马上在嘴里蔓延开了。吃完红薯后，我抹了抹嘴，跟着老徐来到猪圈。
两头大猪也吃饱了，拖着沉甸甸的肚子，在猪圈里悠闲地踱着方步，体型壮大，毛色光亮。老徐指着其中一头说：“你年轻，力气大，你先进去摁住它，我帮你绑腿。”
“我可从来没抓过这么大的猪。”我有些犹豫。
“没事，你只要抓住它的两条后腿，使劲往上提，死不松手就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听老徐这么一说，撸起袖子就跨过猪栏。那头猪见我进来了，猛地闪到了猪圈的一角，两眼紧紧地盯着我。我瞄准它的后腿，猛地扑过去，可现实远比想象得难多了。没想到它 “嗷”地长叫一声，双脚拼命往后蹬，我根本无法将它提起来。这时疼痛从手指传来，我忍不住“哎呀！”一声叫了起来，松开了手。除了两个大拇指，其余八根手指全都蹭在水泥围栏上，瞬间鲜血直流，吓得老徐惊叫了起来：“快出来，还是我来吧！”
“没事，我就不信，连一头猪都对付不了？”我咬着牙，摇了摇头。
老徐从口袋里掏出一圈橡皮膏，我粗略包扎一下，再次踏进猪圈。这次，我改变了策略。抓起猪栏旁的一根竹鞭。“啪”地猛抽一下，疼得猪 “嗷、嗷”大叫，满圈乱跑。它每停一次，我就抽一次，几个回合下来，它终于跑不动了，我趁它立足未稳，死死抓住它的后腿，老徐迅速用“牛桩结”绑住，接着用同样的方法绑住前腿，将两头绳子连在一起。大猪终于安静下来，乖乖就范。
有了经验后，第二头猪，不出十分钟就搞定了。这时，两个男社员也来帮忙，把两头大猪抬上了小推车。
老徐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拉，车轮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格外清脆。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最爱唱的那首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歌声在寒风中，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飘散着。
一路上，我们经过田野、穿过村庄，偶尔遇到热心人，他们微笑着打招呼：“老徐，这猪长得真不赖啊！”老徐总是谦虚地点点头。阳光洒在身上，虽然天气寒冷，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中午时分，我们顺利地将猪卖给了吕城供销社。回来的路上，老徐数着一沓钱，笑得合不拢嘴：“这下，社员们过冬至的钱有着落了。”我看着他历经风霜的脸，忽然觉得这趟卖猪的路，走得特别有意义，老徐的身影也便得越来越高大了。
晚上，我坐在椅子上，听着收音机里面播送的评书，低头看着缠着橡皮膏的手指，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可心里却乐滋滋。那是一种来自劳动的满足感，一种为别人带来幸福的喜悦。想到社员们能在冬至这天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个冬天，记得那头大猪挣扎的情景，记得老徐的沉着，记得车轮的吱扭声。
如今，时代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牛房和小推车早已进了博物馆，但那份冬至的温暖，却一直在我的心里，向一盏明灯，照亮着我砥砺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