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过年

一进腊月，家里的年味，是先从那瓶浓酽的墨香里漫出来的。

父亲又要开始他一年一度的“巡演”了。在整个大队，能提笔为全村人写下一年吉庆的，除了村会计，便只有我父亲。这仿佛是份无声的荣耀：会计负责一队，而父亲，则要肩负起二、三、四队，一百多户人家的门庭光彩。

他小心灌好墨汁，捋顺笔毫，我便成了父亲最小的“书童”，专司“按纸”与“拽红”。朔风如刀，早饭喝下的那点粥暖，顷刻就被刮净。我像一小截冻僵的冰棍，全靠父亲手心里传来的那点温热，机械地挪动在乡间小路上。到了人家，一碗热水，就是最好的款待。

通晓文墨的人家，早把红纸一幅幅裁好。若是不擅此道的，便直接拿出整张大红纸。父亲于是要按院门、厢房、正屋、房门一一裁开，每幅纸背面，再用铅笔号上名目：“院门堂”、“后院框”，免得乡亲们弄混。我的任务，是按住纸角，当一个人形镇纸。父亲神情庄重，屏息运笔，力透纸背。写两个字，他便低声道：“拖！”我便将纸轻轻一拽，好让下一个字落在折印中间。满屋只闻笔尖划过红纸的沙沙声，我不敢言语——这可是过年的头等大事，庄重着呢。父亲落笔前，总会温言问几句家常：孩子书读得如何？二儿子婚事可定？问清了，墨汁便饱蘸着对那户人家最贴切的祝愿，一字字落在红纸上。老乡们满面笑容，目光中满是来年的期望。这些由父亲一笔一划写下、由我亲手拽红的春联，在除夕那天贴遍了全村一百多户人家的门庭。它们不只是红纸黑字，更是整个正月所有欢腾的序曲。

写到哪家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就在哪家吃午饭。中午是不喝酒的。到了哪家该吃晚饭了，就在这家吃晚饭，晚饭时，人家通常会请父亲喝一点酒。当然，一般都是在左邻右舍相对殷实的人家吃饭。这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到了饭点，殷实一些的人家会提前来请，这样大家面子都好看。女主人端出备好的年货，一番煎炒烹炸，香气便撞破了寒冷的傍晚。温一点酒，映照着满堂未干的春联，叙说着旧事新愿，年味儿便在这氤氲的热气中，悄然弥漫。

归途时，风也歇了。父亲微醺，步子慢而稳，温热的手掌裹着我的小手。四野寂静，唯有头顶星光碎银般洒在小路上，他的酒意和我的困意混在一起，竟把冷夜走成了一团暖雾。

大年三十晚上，吃过丰盛的年夜饭，妈妈端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给我们弟兄三个一个个洗完脚，拿来一双崭新的袜子，再拿来奶奶一针一针做好的新布鞋。穿上了，双脚软绵绵的，像踩在云端一样。

第二天，大年初一。父亲第一个起来，开大门，做早饭。吃完早饭，跟着大人在庄上挨家挨户地拜年。父亲无论到了哪家，人家敬上的都是家里最好的烟。我跟在后头拜年，口袋与帽子很快被糖果塞得鼓胀，一种简单而饱满的快乐莫过于此。

正月十三，上灯。天刚擦黑，就拉着兔子灯沿庄游行。爷爷心灵手巧，做出兔儿灯的骨架；父亲笔功精湛，灯面儿精致灵动。所以我总是骄傲地牵着灯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长串小伙伴。

最令人兴奋的还是正月十五呀！早早地吃过元宵，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拿出早就到人家偷的笤帚棒，点着了去舞火把龙。扫秃了的笤帚棒从正月初五之后就变成了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小孩子们窜家窜户地去偷，也相互偷！如果偷到某个人的“仓库”，那绝对是整整一年炫耀的资本！庄子里面是不许玩的，万一把草堆点起来，那屁股可吃不消！

月华如水，清辉洒落。出了庄子，我们这群孩子便举着火龙，在田野里奔腾叫嚣，顷刻间将寂静搅得天翻地覆。这时，邻村的孩子们听到了动静，也挥舞着一条火星长龙杀将过来。从队头杀到队尾，已经不分田埂还是田里了。摔倒了的，爬起来，裤子一拎，继续飞奔；武器烧光了的，喊几个同伴，两个警戒，三个围成半圈，挡着风，划着火柴，点着一支储备的武器，立即加入战团。挥舞着，呼喊着，奔跑着。不会去攻击人，不然回去肯定挨揍！双龙绞杀，盘旋往复，首尾相接。间或，又合二为一，形成一条巨型长龙。嫦娥此时若俯瞰，误觉星河落人间。

我因此常被伙伴们护在中间，只因我的“军火”储备最丰——这得益于陪父亲写对联时的细致观察，偶尔，还能得到他悄悄的指点。

直到一方还剩最后一支火把，已经没有火把的失败方才悻悻离去。获胜方一直胜利地欢呼着，奔跑者，直到火把燃尽。散去归家，裤子脏了、破了的，鞋子跑丢了一只找不到而回家挨揍的，不一而足。隔几家，不时总会有男人的呵斥声传出，女人们劝说着：“过年呢！”这呵斥声，也成了年味的一部分。

正月十八，落灯。吃完面条，罩好兔儿灯，静候明年。

而今的春节，餐桌上的菜肴愈发精致，门楣上的灯笼也愈发璀璨。只是，我总会想起那混着墨香、酒香和笤帚棒烧焦味的年味，想起父亲温热的掌心。它们都被妥帖地封存于记忆的红纸包里，那红纸，是父亲当年裁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