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患者

这是一个关于医生和患者的故事，那先从医生开始说起吧。

从东侧停车场走到医院住院楼的三楼，大概需要十分钟，步行一千二百步左右，消耗能量约一百四十大卡。如果碰巧遇到救护车鸣笛驶来，医院东门大路上铝制的中间隔离轮，被看门师傅用电动遥控器打开，那也许可以跟随救护车，穿过马路，走了捷径，而不必再去红绿灯路口等灯，这样到达三楼时，会缩短二分钟，自然步数也相应减少，消耗掉的能量从一个肉包，变成了一个菜包。

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过马路。从停好车开始计算，时间都是至少留出一刻钟，这样才能在到达科室后，从容穿好白大褂，参加晨会，时间上是宽裕的，而不必像其他同事那样，总是紧紧张张、气喘吁吁地赶到科室。有时因为匆忙，白大褂前面的衣扣还没扣好，男医生就会露出运动裤的带子，仿佛两条白色的细蛇在晃动，而女医生就尴尬了一些，手上拿着咖啡或者豆浆，另一只手拿着鸡蛋掼饼或包子之类的早餐，胸前的白色T恤被不安的鼓鼓囊囊顶着，吸引了一部分参会者的目光。

其实科主任也说了很多次，晨会交班的重要性和相关的规章制度，但没有人能真正听了进去，这和学生时期，班主任训话的效果截然不同。按理说，工作后大家都是成年人，自觉性肯定比学生要高，但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那还是没有用。

八点整，科主任宣布晨会开始，过后几分钟，总有几个男女医师匆匆赶到。听说六楼血液科的科主任比较严厉，她已经让迟到者每次罚款五十元，交到护士长手里，充当科室年终聚餐费用，而我所在的科室，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规定。原因比较复杂，这我看着不爽，当然不是科主任，我肯定也不会说什么。虽然心里有想法，看不惯这几个年轻医生的做法，但有时在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也说教过手下的医生。

然而她的理由是，你们都老了，子女管教不需要再亲历亲为，而自己有两个小孩，早晨事情多，能仅仅迟到五分钟，已经很不容易了。似乎再说多了，她能被自己感动，甚至希望科室给予一些奖励，不要物质的，哪怕表扬一句也行，毕竟生二胎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医生都很忙，能这样已经很了不起，如此云云，最后我也就懒得说了。

毫不掩饰地说，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和我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不论是医院的同事，还是打牌的朋友，只要定下时间，往往我都会提前五到十分钟到达，而医生的职业特点，更给我的守时习惯加上了枷锁，无法挣脱。从工作第一天，上级医生就教育我们，要遵守医院的作息时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是迟到了，而值班医生就会延迟下班，或者说该你抢救的病人，被拖班的同事抢救，时间久了，大家对你的印象就会不佳，这也是我重视时间观念的缘由。

工作十四年后，那是二零零九年，我已经升任了副高职称，秋季在乡下支农，随同卫生院的大夫去无锡旅游。在三国水浒城的景区里，我看见一个算命先生摆摊，好奇心大涨，花了三十元，请他给我看看人生走势。白须飘飘的老先生，把我带到沿街的一间小屋，仔细端详了几分钟，直到我被看的心里发毛，他才开口：这位先生，你小时候遭受过水灾。他的话让我心里一咯噔，这确实被他说中了，在虚三岁的时候，我掉落在老家屋后的小河里，差点被淹死。他接着又说：你这人很守时！又让我惊讶不已。这些从哪里能看出来呢？我便请教他，他说是天机，不可泄露，后来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老先生告诉了我第二个秘密，他说看我的双眉齐平，说明眼前这个人很守时，原来是这样。得此道理，以后我观察一个人的面貌时，不再是第一眼看对方的眼睛，而是去观察他（她）的眉目。

年纪大了，我对时间的管理，还是将守时排在第一位。周一至周五的早晨，七点四十左右，最迟不会超过七点四十五，我必然准时停好车，然后向医院走去。南边广济药房的铝制大门，在此时也会吱吱呀呀地打开，隔壁苏客快餐店门前的立体喇叭，也在不停地放着欢迎词和菜谱，听久了我也能报出菜名，就像相声《报菜谱》那样。转过弯，老乡鸡餐厅和小卖部的门前，自然也是喇叭声声。有个朋友曾经说过，如果清晨七点四十左右，在转角处，有狙击手瞄准我，那必然百发百中。我不知道他这是表扬我，还是诅咒我，其实也无所谓，在医院看多了生死，这几句话对医生来说，又能何妨。

晨会交班结束后，等其他医生吃完早餐后，我开始带队查房。接下来就是患者的故事了。

1床是一个老年女性患者，苍白的面色中，夹着一缕灰暗气色，她端坐在床上，头发盘得很整齐，下肢水肿明显。我用手按下去，立刻呈现一个凹坑，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糖尿病导致肾脏并发尿毒症的患者，果真如此。床位医生汇报病史，患者在当地医院洗肾治疗，血管通路出现故障，所以昨天来到我们医院，住院后拟手术干预。我交代了诊治方面的注意事项，就接着查房。出病房的时候，随手问了这个1床，你家没有陪客吗？老奶奶说：去买早饭了，一会来。

于是，也没多想什么，带着一众医生，像一群游动的鱼，从一个病房荡到另一个病房。让我常常想起孩提时，夏季在农村老家的河流里，看见一只或两只大乌鱼，游动在浅水下，它们身下还有一群小乌鱼，乌泱乌泱，可能就是从这个画面来的，当然这只是我猜想。

查房是内科医生的基本功，分析患者病情，沟通诊治方案，讲述医学新进展，这都是常规内容，一通查房下来，基本都要到十点半钟。大家便各自忙活，办理出入院的、换药的、谈话签字的，这些使得并不宽敞的医生办公室里，显得最为拥挤，进进出出的人，搞得像自由市场一样。病区走道上，护士推着治疗车，也在忙碌着，过道上的铃声呼叫，此起彼伏，有时还会惊动分贝报警器，于是它也阵发性地发出蝉鸣般尖叫，似乎也在证明，自己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存在。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门诊上班，病房的事情是其他医生负责，遇到困难时，她们才会向我汇报。等我再去查房时候，住在1床的老奶奶已经出院了，床上换了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这在医院里，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都说部队是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而医院何尝又不是，病房依旧在，病人已经不能说是流水了，而似瀑布一样，宽进泼出。她们告诉我，老奶奶是前天手术的，观察一夜后，没有什么，按照惯例就办理出院，回当地医院，继续规律洗肾治疗。我的脑海中，说实话，那时对这个患者，没有一点过深的印象，就像几十年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患者。

下午，我在主任办公室签病历，所有出院的病历需要我签字把关，才能送走。老奶奶的病历已经封存好，我按照常规签字，最后看到病人及她丈夫的身份证复印件时，却感到了异常。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而她的丈夫却是七十年代出生，比她小了整整十岁，更令我惊奇的是，老奶奶户口所在地，是本市下面一个县城，而丈夫却是吉林延边的，朝鲜族人。要知道，那里距我们市相隔一千五百公里，这两人当初是怎么认识，又是怎么结婚，这两个问题激起了我心底的好奇心，就像被砸下一块石头起了波澜，而不是小石子那么平淡。

随后的一周，每每在早晨下车后，我都在思考这两个问题。当集中注意力时，旁边药店、小吃店、小卖部的声音都仿佛都小了一大截。我担心穿越马路发生问题，那几天，我不再跟随救护车后面，而是老老实实地等候绿灯。有时想得太深，熟悉的同事和我打招呼，竟然有两次我没有答应，这多少有点难堪。

这两个人怎么认识的，一个汉族，一个朝鲜族，相聚上千公里，上世纪那个年代，打工的几乎没有，当然网络也不可能。上山下乡的尾巴给她赶上了？那相差十岁的婚姻又是如何成就的，凡此种种，如一只只苍鹰在我脑海中盘旋，久久没有离去。

其后的一天，在例行查房后，我便把心中压抑不住的这个困惑，给几个医生全盘端了出来。她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说我这个半大老头，还有这个想法。我自嘲自己悬疑推理小说看多了，不把这个有点违反常理的事情搞清楚，心理上过不去的坎，比医学研究遇到的棘手问题还严重。于是，办公室里讨论声四起，有人说是报恩式的婚姻，有人说是亲戚介绍的婚姻，还有人说是革命般的友情，发展成爱情，她们言之灼灼，发言量远超查房时回答我提问的语量。最后还是一名文弱的规培医生说：这个患者是我分管的，马上要进行出院后电话随访，我就告诉她，病情复杂，请她俩人到主任门诊来。我不禁夸了她两句，复杂的问题，几句话或许就能解决。

接下来的日子，每逢周三，我都先看看门诊的病人名单，有没有这个老奶奶来挂号，那种期盼的心情把我一度折磨，乃至周二晚上常常睡醒后，再也难以入眠。当然，在早上步行去科室时，头脑想的内容，不再是为什么，而是反复判断，他们何时能来我门诊。时间久了，这竟成了心底一种淡淡的幽怨，仿佛恋爱时，期待爱人的突然出现，而她却总是和我捉迷藏似的。

大约一个月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周三，老奶奶和她的朝鲜族老公来到我的门诊。那天病人不多，我压制住内心的冲动和兴奋，常规处理后，试探性地问起他们，在我心中埋藏近两个月的问题。老奶奶低头不语，她的老公，今年也快六十岁了，中等身材，看上去还算健康，国字脸，单眼皮，两侧眉目如拉尺般的齐平，双侧面颊扁平，两鬓白发如霜打的贴在面部。听到我的问题，迟疑了片刻，他望了望老伴，咳嗽了两声，终于开口了：

主任好！我的老伴出生于一九六零年，在一九七九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活动中，她从你们这里的县城，分配到我的家乡，就是您说的吉林省延边市，大队将她安排在我家。那年她十九岁，我九岁。我的父亲早年在大兴安岭伐木，被倒下的大树砸中，没有抢救过来，去世那年我才四岁。母亲独自一人抚养我，家里的亲戚都在朝鲜，屯里的人经常欺负我们母子，人家知青分配的都是男青年，分给我们家的却是女青年。

当时看到老伴的第一眼，母亲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你们南方的姑娘，身材瘦弱，不能和北方的姑娘比。在大队部，母亲把她领回家，熬了一锅玉米糊糊给她吃，她吃不惯，不想吃，母亲便劝她接受眼前这个事实。其实，她来东北后，所看到和听到的，已经让她心理有了吃苦的准备，只是一时还不能过这个坎。那一晚，母亲和她谈了很久很久，我夜里起床解手时，还看到两人在唠嗑，煤油灯的芯都快烧干了，照在她的脸上，昏暗昏暗的，像是给她的面容化了妆似的。

说实话，我的老伴很能吃苦，在年轻时候，就能看出来。到我们屯里不久，便振作精神，和大家一起出门做农活，挣工分。在我十岁那年，我和小伙伴去游泳，双脚不小心被水草裹住，差点淹死，小伙伴们在岸边干着急，正好她从田地干活回家，立刻跳进河里，把我救了上来，原来她会游泳。成了我的救命恩人，母亲对她越发喜欢，让我认她做了姐姐。

母亲在她结束返城时候，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成了孤儿，她就带我来到了这里。不知道谁在背后说了她的坏话，讲她在东北生活作风不好，回来后她到了结婚年龄，一直没有人愿意和她成家。到了二十岁，我鼓足勇气，要和她结婚，她骂了我一个星期，最后抱着我痛哭，我答应一辈子好好照顾她，不让她再受欺负。我们没有拿结婚证，也没有生育孩子，前几年我才回延边办了身份证，她生病后，我一直照看她，她的家人最后也接纳了我......

外面，有病人在敲门，诊室里的诊治时间明显超时，更超出了他们的心理等候时间。我的心里翻江倒海，但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只是默默站起身，把两位老人送出门口。外面走廊里，病人或家属来往不绝，噪杂声如潮水一般。两位老人的背影，在人群中显得尤为瘦小，但那一刻，在我的视线中，却是高大的，是挺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