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诚
网站用户
傍晚的怀化，暮色像一层轻柔的纱，慢慢裹住体育中心旁的街边转角。
我刚下班，脚步被一阵浓郁的焦香拽住，那是烤红薯独有的香气，混着炭火的暖意，在初秋的风里漫散开。
转角的烤红薯摊前，立着位穿蓝色工装的中年大叔。衣裳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软毛，脸上的纹路是岁月揉出的褶皱，可指甲缝里干干净净，没半点炭灰。
他正弯腰从铁皮炉里掏红薯，双手捧着那裹着焦皮的薯块，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掌心里的宝贝。路过的人多半和我一样，被这香味勾得停下脚步，时不时能看到有人侧过身，小声搭话：“这个多少钱一个？”
摸着自己空落落的胃，我也顺势靠了上去。几番交涉下来，红薯稳稳落在了手心里。那沉甸甸的分量，伴着灼人的温度，让我在不停地左右手倒换。
指尖掐开脆软的外皮，金黄的薯肉立刻冒起白汽，带着甜香往鼻尖钻。咬下一口，外皮带着点炭烤的脆劲，内里却软得能化在嘴里，甜意顺着舌尖漫开，瞬间填满了整个口腔。
咀嚼间，记忆忽然就被这薯香泡软了，顺着时光的缝隙慢慢往回淌。
以前在外打拼时，总能在街头巷尾撞见这样的烤红薯摊。铁皮炉口飘着几缕淡青色的烟，木炭在炉子里轻轻跳动，映得摊主的脸暖融融的。
再大的城市，再繁华的街道，只要闻到这股香，心里就会莫名一暖。像突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抱了一下，连漂泊的慌都淡了些。
我曾不止一次想，如今温饱早不是问题，老家现在用来喂猪的红薯，怎么就成了大城市里的香饽饽？
后来才慢慢明白，除了烤红薯诱人的香，大抵是日子好了，人们反倒念起了粗食里的真味，和对简单生活的眷恋。
这份念想，竟与金庸先生的湘西往事不谋而合。
最近没事去书报摊看书时，偶然翻到一本纸页泛黄的《三剑楼随笔》，读到先生写抗战时在湘西避难的段落，心突然就被揪了一下。
他说在麻溪铺住了近一年，常和当地人围着树根烤火唱歌，还能从火堆里捡热红薯吃。文字里没多提红薯的味道，可我仿佛能看见那堆跳动的火苗，听见柴火噼啪响，还有人们笑着递过红薯时，指尖沾着的炭灰。
后来我才知道，先生对麻溪铺的感情，远不止体现在那篇随笔里。
多年前，湖南电视台《新青年》栏目“千年论坛”进行直播时，活动临近尾声、进入观众提问环节，先生却突然笑着问在场众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的小说里，最好的一个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个男人也是湖南人？”
全场瞬间陷入安静，紧接着先生便揭晓了答案。他口中 “最好的男人”，正是《连城诀》里的狄云。而狄云故事的发生地，恰好就在沅陵麻溪铺的乡间。
也正因如此，后来才有了这样一种说法：最好的男人是湖南人，且就在沅陵麻溪铺的乡下。
看到这些记载时，我握着书的手又紧了紧。因为我的老家，不久前也属麻溪铺管辖，后来因“撤区并乡”政策才被划离出去。
当年在麻溪铺求学时，曾跟着同学去他家烤过红薯。那时候哪里知晓金庸笔下的江湖故事，更不懂“麻溪铺”这三个字藏着怎样的分量，只记得烤红薯掰开时的焦香与甜糯，成了我在他乡求学的日子里，最真切、也最踏实的暖意。
直到读了金庸先生的文字，才忽然明白，原来几十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也有一位先生围着同样的火堆，捧着同样烫手的烤红薯，听着同样的乡音。
或许正是当年炭火边飘着的红薯香、围坐时响起的歌谣声，才会让先生对湘西情有独钟，连笔下“最好的男人”，都特意安在了湖南、安在了麻溪铺。
小说的情节终是笔墨虚构的篇章，可那只捧在掌心的热红薯里裹着的淳朴，那递出红薯时藏着的善意，却是湘西大地最鲜活、最本真的底色。是风吹过吊脚楼时捎带的暖意，是山民眼底未被惊扰的澄澈。
先生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想来也藏着几分薯香的牵绊吧？那股子热气腾腾的甜香，或许早成了他心底关于湘西的独特印记，悄悄系住了他与这片山水的联结。
后来，每逢与人聊起烤红薯，我总忍不住说起金庸先生在我老家吃烤红薯的那段往事。听了故事的朋友里，有人笑着感慨：“照这位武侠宗师的意思，能把红薯烤得喷香、吃得踏实，大抵才算得上是个靠谱的好男人。”
这话听着直白朴素，却藏着几分实在的道理。想来，烟火气里的寻常小事，本就最易照见人心。 一份愿意为烤好一只红薯花心思的认真，一份能从简单薯香里品出滋味的从容，不正是生活里最动人的 “侠气”与真诚么？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嚼着手里的红薯，熟悉的香气在口中散开，仿佛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儿时在乡下的时光愈发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些温暖的片段与此刻的薯香交织在一起，愈发绵长。
每年秋冬季节，母亲总会背着竹背篓，扛着锄头去地里挖红薯。我像条小尾巴，屁颠屁颠跟在后面，踩着坡地里的枯草，见她微微弯腰，身子随着动作，一步一挪刨开脚下的泥土。
锄头起落间，泥土被顺势拨开，藏在土里的红薯便悄悄露出了粉嫩的表皮，那抹淡红在褐色土块间格外显眼。
她用手轻轻一掰，红薯就从藤上脱落，一个个往簸箕里放，没多久就堆成了小山。红薯藤和叶子也不浪费，母亲会往返几次把它背回家，有些做成菜，剩下的剁碎喂猪。那时的日子，连一分一毫都舍不得糟践，却过得格外扎实。
老家山高林密，冬天冷得刺骨。父母怕我在教室冻着，总会用旧塑料袋装些木炭，塞进手提的小烤火炉里，让我带去学校。
八十年代的农村小学，没有食堂，零食店也只有一两间，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有零花钱买吃的。中午饿了，我们就围着火炉烤红薯。
班上有个同学饭量特别大，要么带的红薯不够吃，要么木炭带的少不够用，总见他围着大家转，软乎乎地问“借个红薯呗”“匀点木炭行不行”。
朝夕相处间，他和班上每位同学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关系好得没话说。后来踏入社会，他凭借自己的能力打拼，过得比我们所有人都出色。
每次同学们凑在一起，大家总会聊起从前，“还记得不？当年他常借红薯、借木炭，跟人沟通的本事就是那时候磨的，这口才和情商练出来了，才有了他今天的出息啊！”
现在偶尔见着，还会开玩笑说“当年借我的红薯还没还呢！”，话音刚落，大家就相视一笑。那些围着火炉烤红薯的日子，就像刚出炉的红薯一样，热乎地涌到心头，半点都没凉。
最难忘的，还是在火坑边烤红薯的时光。
母亲在火坑边做饭，炊烟袅袅升起，裹着柴火的香。我蹲在旁边添柴，眼睛却总盯着火坑里的灰烬。看到火薪和灰烬越来越多，还带着余热，就赶紧从背篓里抓个红薯扔进去。
火星“噼啪”溅起，吓得我往后缩了缩脖子。等火势小了，又赶紧添柴，眼睛死死盯着火坑，盼着红薯快点熟。
过了一会儿，急不可耐地用火钳把红薯夹出来，放在客厅的木质地板上，刚想掰开，却傻了眼。红薯外皮全烤黑了，炭渣簌簌往下掉，里面能吃的薯肉只剩一点点。
母亲看我耷拉着脑袋，笑着摸了摸我的头，“烤红薯哪能直接用明火烤？得用灰烬深埋，还得把握好时间，这样才不会烤糊得像焦炭。”
我不服气，非要再试一次。按照母亲的法子，把红薯埋进灰烬里，像做什么重大实验似的，每隔一会儿就问“好了没？”。
终于等到母亲点头，我小心翼翼地用火钳夹出红薯，剥开外皮，金黄的薯肉冒着香，咬一口，先是带着点炭香的筋道。再往里嚼，又软得像奶油，入口即化，甜香顺着喉咙往心里钻。
那味道，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再尝到过。
记得当年在一家大企业工作时，同事们总爱带汉堡、糕点这些西式零食到办公室分享，我却总在公司附近买两个大红薯带过去。
不是不喜欢那些精致吃食，只是红薯的吸引力实在难挡 。甜糯可口又实在，还省了跑远路的麻烦，公司不远处的烤红薯摊就是我的“宝藏据点”。比起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式，这种直白的美味，才最对我心意。
有同事私下说我“土气”，说那是“乡巴佬才吃的东西”，我只是笑笑。连吃东西都要讲面子，而非求实在，这样的想法，我实在没法认同。
红薯的小名多，山芋、地瓜、番薯，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做法也多，煮、蒸、煎、烤都行，老人小孩都爱吃。老辈人总说，别瞧红薯不起眼，以前闹饥荒的时候，那是 “救命粮”。
听说爷爷辈种地那会儿，更是天天离不开的主粮。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这不起眼的红薯，曾撑起过多少家庭的生计，温暖过多少贫瘠的岁月。
如今在大城市里，寒风萧瑟的季节，只要看到烤红薯摊，我总会买上几个。现在回老家，家里的火坑早就被淘汰了，再也吃不到儿时自己烤的红薯。
然而，路边买的红薯，闻着总比记忆里的少了点香。可在他乡的日子里，这一口甜，却也能给我莫名的温情和慰藉。像远方的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不浓烈，却足够暖。
中秋快到了，超市里的月饼琳琅满目，包装精致得像件艺术品。可我看着那些盒子，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明白，少的不是味道，是藏在红薯里的过往情谊。
是母亲在火坑边教我烤红薯的耐心，是同学间借红薯借木炭的热闹，是老家山坡上那片红薯地的香甜，是无论走多远，都化不开的乡情与亲情。
手里的红薯快吃完了，怀化的暮色更浓了。中年大叔的烤红薯摊前，还有人络绎不绝地赶来，焦香依旧在风里飘着，裹着暖意，漫过街角。
我擦了擦嘴角的薯渣，心里暖暖的。原来这么多年，不管走了多少路，见了多少繁华，那一口薯香，始终是我岁月里最温柔的牵挂。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拴着眼前的烟火，一头牵着遥远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