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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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利娜的长篇小说《两地秋》，是一部以个人史撬动家族史，以家族史映照民族史，以心灵史映射社会变迁史，以“侨乡”村庄变迁史折射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政治、民俗、村庄变迁的史诗性鸿篇巨制。小说以中国东南沿海几个著名的 “侨乡”为叙事场域，将笔触深入到那些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的“小人物”或者普通“家族”身上，在时代潮流的滔滔巨浪中，以小切口、大视野的笔触，以极其精湛的艺术手法，细腻地描摹了他们在异国他乡在夹缝生存、在困厄中求生存、求身份认同的艰难蜕变过程。
“所有的题材都有其自身的意志，要求作家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呈现。”赵大河在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就中篇小说《大有》发表的获奖感言，正好契合了钱利娜写作《两地秋》的创作心境心绪心态，虚构和非虚构不约而同地表现在不同的题材领域，展现了不同凡俗的艺术审美张力！
一百多年前，在东南沿海，最典型的如广州台山、福建长乐等村庄，诚如作家钱利娜所言：“这些世世代代在浪尖上讨生活的无数小人物都有着和海洋潮汐一样的性格，探索着接近新陆地的新道路，但是到了大洋彼岸，他们的乡愁将会缠绕一生——无论是台山的冲蒌镇、斗山镇，还是福州的长乐、潭头、大宏、泽里、厚东和曹朱，将重新成为他们的彼岸。”
在这里，文学是生活（非虚构）的彼岸，现实生活（非虚构）又是文学的彼岸。《两地秋》是“侨乡”的彼岸，“侨乡”不就是钱利娜的彼岸！可谓相得益彰。
《两地秋》采取了“离去——归来——离去”的情节模式，自始至终贯穿着“乡愁”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钱利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个个被时代浪潮裹挟冲击下的再平常不过的东南沿海小村庄，并聚焦于生活在普通家庭中的小人物群体，深入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居住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细腻描摹，进而走入他们的人际关系场域——邻里、兄弟姊妹和亲属之间，甚至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无力感、无助感和无奈感，乃至于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心理艰难蜕变过程深入探究和剖析，并最终作出最无情、最犀利的心理拷问，直抵灵魂的最深处——《云上的妻子》常敏对坐在暗处的影子（已过世的妻子阿菊）嘀咕：“阿菊，很久没有听你唱歌了。你这一唱，就有一把刀子在我心上划啊划……”他们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穷想象的留白。
这群海外“淘金者”，他们为了个体的生存、为了改善家庭生活的理想、为了挚爱的亲人过上更好更体面的生活，漂洋过海，在异域陌生的土地上扎根、挣扎和奋斗。《母亲的时钟》讲述父母的爱情故事，伴随着撕裂的跨国颠簸奔忙讨生活的艰辛，诸如此类……作家通过一个个奇异跌宕的人生故事，连缀起串一代代在外打拼的华人家族之悲欢离合，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生动描绘，更是一部个性化的心灵简史，忠实记录下海外华侨宿命式的一副副栩栩如生之斑驳画卷，让人格外叹息。
小说中的“两地”“秋”具有了明显的象征与隐喻。这里的“两地”，既是地理空间上的故土与异乡，也是文化心理上的传统与现代，一代代海外移民者的拼搏与坚守、困厄与奋斗，充满了坚毅向上的动力，同时也充满了艺术的张力。而“秋”的意象，则赋予了小说一种深沉的宿命感与历史的沧桑感，使古今中外在此同情点上生生不息；“秋”既是收获的季节，也预示着凋零与沉淀，这些漂泊者在异国他乡的“秋天”里，收获了物质上的成功或失败，更在精神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洗礼与重塑。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是中国百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缩影，是无数中国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共同经历的阵痛与新生。
从这个意义上看，广州的台山，福建的长乐等乡镇的“侨乡”村庄被小说、被作家赋予了具象化的物质承载体，反复出现的“常村”“李家村”构成了钱利娜艺术世界里的“侨乡”“海外村”；“侨乡”“海外村”的榕树，倒成了精神的庇护所，守护着在资本与物欲繁荣掩盖下文化上的凋敝与荒凉，造成极为强烈的反差意蕴意象。广州台山的冲蒌镇、斗山镇等“侨乡”“海外村”无数的家庭成员，他们作为第一代远渡重洋去海外淘金者，而福建福州长乐潭头镇大宏、泽丽、厚东和曹朱等村庄，作为第二代淘金者跟随着前辈的步伐，他们在苦难中爆出的生命之力和人性之光，以及每个小人物身上的悲欢离合，折射着中国近百年的奋斗史和变迁史。
这里虚构与非虚构交融：一实地采访、纪实一文学虚构；暗线与明线相辅相成：一条作家采访的线索，一条是小说故事讲述的线索。《两地秋》烛照着钱利娜艺术世界的天空，熠熠闪耀着文学独有的光芒与清凉。钱利娜作为见证者的实地采访与观察，以及作为小说家的艺术虚构，元叙述和元小说相互补充，像光彩夺目的红宝石一般，散发着从内到外的诗一般的珠润玉圆之氤氲气息，展示着小说不断被阐释、重读的思想和艺术魅力。
看/ 被看，以及背后悲悯的看，构成了小说的反讽意味。小说形式结构与思想意蕴内涵的相互阐释、相互解构，构成了小说极为丰富的多维度审美视角，造成了艺术审美的多重张力。
从历史回望到凝眸现实风云，从百年前到如今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从未停歇过。从钱利娜回望性的长篇小说《两地秋》到如今赵大河凝眸现实世界的《大有》，“侨乡”已成为过往，留存在历史的回响中。赵大河的《大有》则反映一批援外农业专家帮助援助国改良水稻品种、帮助所在国提高水稻产量的历尽艰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隐喻，这与百年前的海外“淘金者”为了个人和家庭的谋生更是有了截然不同的使命和当担，两相对比，他们的付出都是一样的，而且都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这些作品以非虚构和虚构的融合，以富有张力的艺术魅力，彰显作为小说所拥有的永久之审美艺术境界。
( 备注：原文发表于2026年5月14日《 中国妇女报 》 第7版悦读·新文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