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风波

近日读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中的一篇散文《对口》，惊然间我也有相同的经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口”。这个长恶疮的位置和汪曾祺先生形容的丝毫不差。恶疾的凶猛和过程比汪曾祺先生描述更加难缠和心悸。

汪曾祺先生写道：“‘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一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看完这段话，我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留下的疤癞。

我的这个脖子长的这个“恶疮”就是后脖子正中间，正对着嘴。因为这个“恶疮”，上初二下半学期的我不得不休学半年，下一学期开学重新退级退班又上了一年初二。

1986年3月上初二的我，在阿拉善左旗腰坝中学住校，刚开学一个月，就觉得脖子后面长了个东西，隐隐不舒服，也没管也没当回事，心想该就起了个小疙瘩，过几天就下去了。

那会的孩子，家里养的多没那么娇贵，父母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了生活拼尽全力。我们孩子有个小事情自己能处理就处理了，头疼睡一觉就好了，感冒鼻涕淌个几天也好了。有时候提也不在父母跟前提。父母是农民，我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个父母忙的没时间管你，在一个没钱精管你。手划了口子，学我爸我妈干农活镰刀把哪伤了，赶紧抓一把土按在上面，一阵子血就不流了。我妈说，“土能消炎”。我上初中脸上起痘痘，我妈说：“早上眼睛一睁把那个馊吐沫吐出来抹在疙瘩上，几天就下去了。”我嫌脏也不抹，反正脸上满脸青春痘。都是“土方法”。轻易不去医院。

后脖子上长了东西该就和脸上一样，就是长了个痘痘，我也不在意。又过了两天，这个疙瘩的位置正好是衣服领子挨着，一动领子就磨在了这个疙瘩上。磨着磨着觉得有点疼，我让同宿舍的女同学看，女同学把我后领子拉开一看说：“啊呀淑敏，你脖子后面长了个大疙瘩，疙瘩正好在后脖子最中间。”“疙瘩中间有白色的尖尖吗？”我问女同学。“一个肉疙瘩上面有个白色尖尖。”女同学说。“那肯定就是粉刺，等熟了挤掉就好了”我满不在乎的说。“我看着怪吓人呢。”女同学说。因为在脖子后面，我看不见，那时候连固定电话都没有，更别说拿手机拍张照片来看看。“没事，等它熟了在说。”我说。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疙瘩在我脖子后面开始“噌噌噌”的跳，一阵疼一阵痒，一阵痒一阵疼，疼一次，我的头跟着疼一次，痒一下我的全身痒一下，整整折腾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头不能随意转动了，脖子也不能随意转动了。头和脖子固定成了死的，我向左面拿东西，整个身子得向左转，不能低头不能抬头，慢慢蹲下才能拿着东西，我向右面拿东西，整个身子得向右转。同宿舍的女同学看我成了“直脖子”，怕我上厕所掉茅坑里，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了厕所。回到宿舍，其中一个女同学准备给我梳头，撩起我的头发一看大叫一声：“我的妈呀，淑敏！你的疙瘩有桃子大了。”我一听也着急了，父母还远在几公里以外联系不上，想联系还的跑回家。“先上课，等会看见班主任了请假去腰坝镇医院看看？”我说。两个女同学凑合着把我的头发轻轻扎住。一边一个架着我到了教室。上早操跑步我怕老师骂不敢请假，两个女同学一边一个护着我艰难的跑完操。第一节课语文课，我脖子疼低不下头，一直把左胳膊放课桌上，用左手支撑着头，班主任看我不记笔记，神情怪异，下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给班主任简单说脖子后面长了个疙瘩。班主任走到我身后，抓起我的马尾辫一看大惊失色，立即说让我去医院，我说没有钱，班主任说她有，让我同宿舍同班的那两位女同学一起陪我去医院。我的两个女同学又一边一个架着我，和老师我们四人一起往腰坝医院走去。

1986年的腰坝医院是个乡村医院，一共就四五个人，医院的大夫在腰坝有农田，也就是个赤脚医生。腰坝中学离腰坝医院不远，等我们到了腰坝医院，有一个护士，她看了看，说：“这个得大夫处理。”问大夫去哪了？她说在家淌水呢。还说；“不远你们等一等，我去叫。家不远一阵就来了。”说完出门骑个自行车走了。腰坝医院特别简陋，班主任老师让我坐在一个椅子上，我倒坐在椅子上，胳膊放在在椅背上，把头放在胳膊上靠着。直直等了四十分钟，听着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前面是一个男的，进来说“谁病了？”后面跟着气喘吁吁地女护士。我们班主任给讲了病情，男的估计就是大夫，两条裤腿还在膝盖上卷着，鞋上腿上都是泥。他看了看我的脖子，轻描淡写的说：“就是粉刺，浓挤出来消消毒就好了。”说着在墙角处一个破凳子上放着一个掉了瓷的盆子里倒了点水，洗了洗手。转身对我说：“没有麻药，你忍者点。”说完端过来一个方形盘子，拿起镊子，夹了个棉球，放到一个小瓶子里拿出来放在他的手上，放下镊子，来回用棉球把手搓了搓，把棉球扔在簸箕里，又拿起镊子放进瓶子里拿出来走到我跟前，女护士抓起我的头发。我一个女同学害怕的不行从屋子里出去了，另一个女同学抓的我的手。我倒栽个头，也看不见，就觉得有东西在我脖子上抹了一下，湿漉漉的，然后有个冰凉的东西在疙瘩上一划，感觉有东西流出来了，然后就是不停的挤浓挤血，这个过程中疼中带着舒服，没有肿胀乱跳的感觉了。后来这个男大夫在我脖子疙瘩处用纱布和胶布贴住了，对我说：“注意点不要沾水，慢慢就好了。”又说：“交五块钱手术费”班主任和女护士出去交完钱，我们就回学校了。

回到学校，班主任让我们三个人去教室上课，她回了办公室。坐在教室我如释重负，心里阵阵高兴，这下子“恶疮”该好了吧。

谁知刚过了一天，夜里晚上我睡下，后脖子又“噌噌噌”乱跳，一阵痒一阵疼，症状和发病那天晚上一模一样，我忐忑不安，心烦意乱，第二天早上起来果然又成了“直脖子”，我好似机器人，做一个动作全身都跟着转。同学梅去班主任那里替我请了假，梅陪我再次到了腰坝医院。今天那个男大夫在，他见我进来，问我：“又不舒服？”我说还是疼痒。大夫按上次得程序又来了一遍说：“给你用酒精消毒了，脓也挤干净了，实在还不好，去城里看看，我们农村条件有限。”我满心盼着好，觉得这次肯定能好。

当天晚上，我说头痒痒，我同宿舍的女同学们通力合作给我洗头。我倒爬在床上，梅用我的干毛巾按住我的“对口”，莲拿盆倒热水，霞负责给我洗头，洗完猴子眼疾手快拿她的毛巾把我头发包住，莲子和猴子两个人轻轻给我擦头发，毛巾湿了，她们抢着用自己的毛巾给我擦头发，就是怕水流到我的“对口”上。每当深夜我想起这一幕时，热泪盈眶，心绪难平，纯真的友谊就像屋外的星星照亮了我的一生。

到了周五下午，我们住校生准备回家，我们这些农村的娃，周一到周五住校，父母规定周六日回家干农活。同学们怕我骑车不安全，说轮流带我回家。让我把自己的旧自行车放在学校。当她们轮换骑自行车把我送回四公里以外的家时，用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我家，我妈看我同学来很热情，一定要给同学们做饭，同学们推辞说太迟了相继都回了家。我妈听我讲完“恶疮”的事，叹了一口气对我爸说：“粉刺打了头，瞧好得头牛。”又对我说：“在家周六日，观察一下看看啥情况。”我心里一阵愧疚，家里正是农忙的时候，我也想上学，期盼“恶疮”能尽快好。周六晚上，后脖子又开始“噌噌噌”的跳，一阵痒一阵疼，我自知“恶疮”又生了脓，人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整个人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周日早上，我又成了“直脖子”。我爸一看同我妈商量，让我妈把我领到巴彦浩特去看，不了把娃娃耽误了。我妈就领着我坐班车从腰坝到了巴彦浩特，找到当妇科医生的干妈。干妈对我妈说：“今天周末大夫都休息。明天周一才上班，不行你就住我家里，明天在看。”我妈无奈的看看我，只能这样了，四十年前，没有办法给我爸传话，我妈记挂家里还有我弟，她一晚上辗转反侧，我一夜“恶疮”火辣辣的疼痒，都是彻夜难眠。

好不容易周一早上了，干妈把我们领到阿拉善左旗旗医院，旗医院挺大的，人也多，诊室也干净。干妈找了大夫，大夫穿着干净的白大褂给我看完说：“就是粉刺。”40年前的这个旗医院也不知道“对口”这个说法。又对我说：“你太小了，不适合用麻药，忍者点。”我心里想，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粉刺”我保证不喊叫。男大夫清洗消毒，挤浓挤血后，对我妈说：“我给孩子在张开的口子里塞了消毒的纱布，明天去当地的医院里，取出来，在塞消毒的纱布，换个三四天应该就好了。”我妈问用吃药吗？男大夫说不用吃。我就和我妈做班车从巴彦浩特下腰坝，到了腰坝镇上，我妈和我一起下了班车到了腰坝中学，找到班主任，说了今天没到学校的原因和我的“恶疮”的情况。并把班主任给我看病的钱还给老师。我妈又给我留了20块钱，叮嘱我记得自己去腰坝医院换药，骑上我放在学校的旧自行车回家了。

第二天周二，我给老师请了假，独自到腰坝医院换药，我给腰坝医院的大夫详细的讲了巴彦浩特旗医院大夫说的话，那个男大夫就按齐医院大夫的方法，把旧纱布扯出来，新消毒纱布塞进去，换了四天又一个周五，腰坝医院大夫说，再不用换了，没有浓了血很少了，张开的口子慢慢就会长好的。我回家父母听了很高兴，我也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恶疮”终于好了。

殊不知又过了七八天，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的床上，后脖子又“噌噌噌噌噌”开始乱跳，一阵疼一阵痒，我暗暗叫苦，心乱如麻，第二天早上又成了“直脖子”。班主任老师一看这情况，当即派两名男同学轮换骑自行车将我送回家。并带话给我父母，一定要好好带我看病。我妈马上又和我坐班车到巴音旗医院，找到上次给我看病的男大夫，大夫看完说：“这个恶疮里有个包浓的一层膜没有出来，就得每天清洗换纱布，直到把那个浓皮带洗出来，再不生浓了，口慢慢长住了，就好了。”说着又消毒，挤脓挤血塞纱布。又对我妈说：“这个很简单，家里就能做，我给你开个镊子，多开点酒精、纱布、棉球、胶布，注意手一定清洁干净，换个十来八天应该就好了。这个病说小不小，说大一天就换一次药，你住在巴音也不需要，你们农田还忙。”我妈开好药。我们回腰坝的时候，在班车上和我商量，看这件事情怎么办，腰坝医院只能是周一到周五有人，周六日还是没人，你还得回家我给你换。你看呢?我也因为这件事食不下咽，心绪烦乱。学习也一落千丈。我和我妈商量好了这学期先休学，等“恶疮”彻底好了秋天在上学。到了腰坝镇上，我和我妈到了腰坝中学，找到班主任、校长说明情况，办了休学。我又到宿舍和舍友们打了招呼，把铺盖卷起来捆好放在床边，回了家。

回家后，我妈每天按时给我换药，我郁郁寡欢，心情低落，背过家人时常流泪，每次换药钻心的疼，我一声不吭，咬牙硬忍。就这样换药换了七八天，不见“对口”里有脓血了，我妈说估计这次你就好了。我已经对此事反反复复有了思想准备，也高兴不起来。又过了四五天，有一天夜里，我后脖子“噌噌噌”又跳了起来，一阵疼一阵痒，我万念俱灰，心想也许我一辈子就是个“烂脖子”了。第二天一早，我也无心给父母说“恶疮”又来作恶。父母看我不说，还以为我没啥事。

又过了一天是个周六的早上，父母都走了地里，九点钟的时候，我听见院子有响声，随着“吱呀”一声门响，我一看我的同学梅梅进来了，我见到她非常高兴，亲热的拉住了梅的手，梅关切的问我，“脖子好点了没有？”听这话，我那个委屈啊，眼泪扑簌簌就下来了，就哽噎着给她说，估计好不了了。梅说：“淑敏，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玩的，我妈说她能治你的这个病。”我一听喜出望外，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忙说：“梅梅，那我们现在就走你们家吧。”梅说:“我妈说，得征得你父母同意。”“我家地不远，我们去地里给我爸妈说一声，就去你们家？”我说。梅说嗯。我俩出门骑上自行车就往我家地里走。

梅的家在农二队，我家在农三队，两家离得不远。我家地就在走梅家的路上。到了我家地头，我看见父亲母亲在地当中劳作，便大声呼喊母亲，母亲听见我呼喊从淌水渠沟里快步走到地头，我给母亲说明情况，母亲对梅说：“丫头，你妈是帮我们，太感谢了，我和你们一起走吧。”我见田里忙，父亲一个人蹲在庄稼地里是那样的孤单力薄，我就对我妈说：“妈你和爸爸忙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治病心切，给母亲打完招呼我和梅骑上自行车就往她家走去。15分钟后到了梅家里，梅的妈妈也没有说多余的话，让我转身抓起我的头发取下后脖子上用胶布固定的纱布，看到后说：“丫头得赶紧治，就是你得忍着点。”“姨，我能忍住。”我说。我已经被这个“恶疮”折磨的痛不欲生。我心想今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恶疮”挖掉。正想着，见梅妈妈拿了一个当时那个年代妇女们流行的“友谊”牌长圆形摸脸油的空瓶子，撕了一片纸，划着一根火柴，把纸点着扔到瓶子里，快速往我后脖子“脓疮”上一按，瓶口一下子就吸在了皮肤上。慢慢的越吸越紧，越吸越紧，我感觉“恶疮”张开的口有东西不停的流出来。疼--生疼--整个脖子都疼，连头都疼。梅妈妈说：“实在忍不住，想哭就哭吧。”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当即就下来了。一个是疼的受不了，一个是这反反复复的一个月的求医心路我绷不住了。瓶口在我的眼泪中越吸越紧，越到后面越觉得后脖子的肉吸的疼。浓疮好像不疼了，梅的妈妈见我哭声弱了，眼泪少了，问我：“丫头，是不是不那么疼了？”我点点头，梅妈妈说：“现在过了十分钟，脓和血都拔出来了，在坚持五分钟把脓皮带拔出来就好了。”五分钟后，梅的妈妈到我身后，轻轻一拔，就把我后脖子上的罐子取下来了，拿纱布擦擦伤口，让我看取下来的罐子，我一看，有半罐血、脓、水的混合物，看着很恶心。梅的妈妈拿了点白色的东西，贴在“恶疮”拔开的口上，用胶布固定好纱布，对我说：“我刚给你伤口上贴的是剁碎的绵羊羊尾巴油，回去给你妈说伤口上一天换一次，就敷绵羊羊尾巴油，换个两三天就好了。”我哭红的眼睛里霎时又有了泪光，含糊不清的说：“姨谢谢您！姨谢谢您！”在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感激之情了。梅的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这丫头，受罪了。你们耍去吧。”我和梅在院子里说了一会话，告别了姨。回到家，按姨说的，每天换羊尾巴油，三天以后伤口就收住了，慢慢伤口完全愈合了，就是后脖子留下了一个“疤瘌”。

至此长达一个月的“对口”风波彻底结束。

每当我摸到后脖子“疤瘌”时，想起我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内心中总是涌起阵阵暖流。想起已经作古的梅的妈妈，我亲爱的梁姨时，泪水再一次湿了枕头，我借着您的善良，走出了绝望。我此生牢记“你予人温暖，世界亦报以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