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诗人杨秀武

1

知道诗人杨秀武这个名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恩施的文学圈子里，“杨秀武”三个字像一座山，立在那里，任凭岁月风吹雨打，都纹丝不动。凡是在恩施写诗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是湖北省第一位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少数民族诗人。他的诗集《清江寻梦》《巴国俪歌》，他的散文集《风流地·风流人》，早就成了恩施文学的地标。在恩施的山水之间，在清江的浪花之上，这个名字像一枚印章，深深地钤在每一个写作者的心上。

可我终究是敬而远之的。

那时的我，总浅薄地觉得大诗人是大人物，大人物就该有大人物的大架子，有大人物的大距离。我心里有顾虑，我是一个普通的诗歌爱好者，贸然去结识一位声名赫赫的诗人，岂不是自讨没趣？于是，这个名字虽在我耳边回荡了多年，我与他之间，却始终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土墙。

直到那首诗《嫁母亲》的降临。

那是一个寻常的夜晚，我在媒体上读到了杨秀武的《嫁母亲》。诗很短，不过寥寥数行，我却觉得心脏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住了，仿佛有一只手从纸面上伸出来，探进了我的胸腔，轻轻地，坚定地，将我的心从麻木中一把拽了出来。

“妈妈，放松点啊，我给您把嫁衣穿上。”全诗就这样开始了，平平静静的一句话，没有任何花哨的修辞，没有任何炫技的技巧。可就是这轻轻的一句，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谁会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对母亲说“放松点”？谁会把寿衣称作“嫁衣”？谁会把棺材看作“花轿”？没有人这样写过母亲，没有人这样写过死亡，没有人敢把丧事写成喜事，把离别写成团聚。可他偏偏这样写了，偏偏写得让人心碎，偏偏写得让人在痛彻心扉之后，又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暖意。

后来读了全诗。母亲的手，有人生的余温，他轻轻一摸就冷了；母亲的心似乎有微弱的跳动，他再轻轻一摸就停了。两张黄纸的烧纸，像盖在母亲脸上的盖头。全村的人都来了，月光也来了。月亮的光多温柔啊，人间的事，她全都不管了。

把母亲抬进棺材，就像把母亲送上花轿。花轿前的蜡烛，栽在一盆玉米籽儿里，替妈妈继续活着。妈妈的影子一闪一闪，如流星划过苍穹。如果能通过烛光，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在怎样忙碌，他的花烛之夜，哪怕一闪即逝，也就足够了。

发亲了。他抱着妈妈的笑容出嫁。一路哭嫁歌抬着的花轿，像一只移动的黑匣子，装满了母亲一生的痛苦和悲伤。他替父亲揭开那顶，父亲在二十年前走的时候，给母亲留下的盖头。当母亲的身子与父亲的骨头并排靠在一起，黄土就为父母圆了亲。

一个“嫁”字，把生死打通了。

死亡不再是冰冷的终结，而是一场迟到的婚礼。母亲不再是逝去的亡人，而是一位等待出嫁的新娘。父亲在另一个世界，已经等了二十年，终于等来了他的新娘。黄土为媒，天地为证，一场跨越生死的婚礼，在儿子的手中和笔下得以完成。

我放下报纸，久久不能平静。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那几句诗。半夜时分，我终于坐起来，打开电脑，开始在键盘上敲打我的感受。一字一句地分析，一行一行地解读，从“嫁衣”到“花轿”，从“烛光”到“圆亲”，从死亡的诗学转换到亲情的时空超越。不知不觉，竟写了三千多字。

天亮后，我把这篇诗评投给了《恩施日报》的编辑周艳丽老师。过了些日子，文章发出来了，占了大半个版面。我心里暗暗得意，可又有些忐忑不安。杨秀武老师会不会看到这篇评论？他会不会觉得我在班门弄斧？

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接到了消息，杨秀武老师看到评论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加了杨秀武老师的微信。好友申请发出去的那一刻，我的手指是颤抖的。我想了很多种可能。他不通过怎么办？他通过了怎么办？他觉得我是在攀附名人怎么办？

叮的一声，通过了。

2

刚开始聊天的时候，我是非常谨慎的，甚至说是谨小慎微。

我恭恭敬敬地叫他“杨主席”，每一句话都字斟句酌，生怕失了分寸和礼节。我小心翼翼地向他请教诗歌创作的问题，用一种后辈对前辈的标准姿态，毕恭毕敬，战战兢兢。

可他哪里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啊。

他的回复简单直接，没有任何官腔，没有任何距离感。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山里人坐在门槛上唠家常一样自然。我说什么，他都认真地回应。我请教什么，他都耐心地解答。偶尔还会开几句玩笑，让我觉得微信那头坐着的人，根本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大诗人，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推心置腹的大兄长。

但真正打消我所有顾虑的，是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那是我第一次给他看我的诗评草稿。我忐忑地把文档发过去，等了漫长的几分钟，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然后他的回复来了，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评比诗好！”

我当时愣住了。

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

这是一个诗人在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到你手上之后，坦然地说，你的评论比我的诗还好。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矜持，没有半点名家的架子，反而是一种近乎赤裸的真诚。他不需要别人在他面前恭维奉承，他不需要别人把他说得多么伟大、多么崇高。他在意的，是对方有没有认真地读他的诗，有没有真正读懂他的诗。

后来我每次写完一篇诗评发给他，他几乎都会说同样的话。我为他创作的诗歌《大土》《改自己的年龄》《翻开〈本草纲目〉的一个页码》《移动术》《三九天》《液体桃花岛》《父子书》《做棺材》《手掌上的生命线》等多首诗写过评论，每一篇诗评发给他指点，他都谦虚地说“评比诗好”，然后不忘给我打一点赏，要我提一提诗歌的不足。

我知道，那一点点赏金，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位老师对学生最温暖的鼓励和鞭策。他说我评得好，可我知道，是他的诗写得好；他给我打赏，可我知道，是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年轻人，继续写，我看好你。我哪敢提不足啊，那不真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吗？但我还是遵照老师的意思，大胆地提了一些我的见解，他每次都说我提的建议很好，这让我彻底放下了包袱，松了一口气。

这种真诚，让我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些顾虑，简直是庸人自扰。

3

交往渐深，我才发现，杨秀武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反差萌”。

在文学圈里，他是大名鼎鼎的诗人，作品入选过高校教材，获得过无数大奖。可在生活中，他完全不是那种端着架子的“文人雅士”。他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那哲学如果用一句土话说，就叫“糊思乱想骚写”。

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说这是他写诗的最高境界，已经达到了胸有成竹、行云流水、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说自己喜欢胡思乱想，然后“骚写”。文如其人，洒脱，我行我素，不看领导脸色做事，不按文艺理论写作，不按套路出牌，也不按规矩写作。

他还说，自己是“一同卵日古子人”。

“日古子”这个词，是恩施方言里的一句俏皮话，带着几分自嘲，几分调侃，还有几分倔强的骄傲。意思大概就是说一个人不太懂规矩、不太通世故、不太会来事儿，虽笨拙又可爱。

他这么说自己，是有原因的。

他年轻时在乡镇中学教书，课余时间就跟学生们“逮纸牌”，没大没小，没老没少，打成一片。后来改行到了机关单位，他也不摆架子，跟领导相处得像平等人一样，既不阿谀奉承，也不卑躬屈膝。再后来当上了小单位的一把手，他更是于休闲时在办公室和职工们一起斗地主。这种率真的为人，幽默的表达，谦逊的习惯，执着的毅力，让所有和他相处的人都感到快乐和轻松。

他说自己是一个“开毛荒的角色”。

什么叫“开毛荒”？就是在荒芜的土地上，第一个去开垦的人。他自豪地说，每当成立一个新单位，他都是第一任，如文联、记者站、旅游局。每一个新岗位，都是从头做起，从零起步，像垦荒一样，一脚一脚地踩出一条路来。

有一次他去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笔会，报到的时候要填各种表格。学历那一栏，别人填的是“本科”“硕士”“博士”，他大笔一挥，填了两个字“识字”。

这件事后来成了文坛的趣谈。有人说他是在装傻，有人说他是在卖弄，还有人说他是故意搞怪博眼球。可我知道，这两个字里藏着多少智慧。

“识字”这两个字，就是识文断字的简称，没有比这更谦虚的自我介绍了。在文字的世界里，诗人所求的，不就是识字、知字、懂字、用字吗？那些金光闪闪的学历证书，在诗歌面前，有时候反而不如这两个字来得真实。他不是真的不识字，恰恰相反，他是太识字了，识到了不需要用任何头衔来证明自己的地步。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一种大智若愚的通透。

后来，我和杨秀武老师聊天有点目无尊长、肆无忌惮了。有一次，我说他写的东西短小精悍，他就发了个讪笑的表情，我便紧跟了一句：“我不是说您那东西短小啊！”说了我又后悔了，生怕老师生气，便立即补了一句：“对不起老师，我开玩笑的。”杨秀武老师为了消除我的窘迫，赶忙回应道：“没事，我是老顽童，比你更喜欢开玩笑。”

近日，他在自己的“羊头诗骨”公众号上发了《有了快感你就喊》的组诗，我便又对他打趣道：“您有快感没？您喊没？”他只是大笑，并不生怒，接着给我发来几张图片，详细介绍他的诗集《嫁母亲》即将出版，正在校对清样，签字后就可付梓印刷。

4

在我为杨秀武老师写过的那些诗评中，有一首特别值得一提。

那首诗的题目是《改自己的年龄》。具体的内容我不便在此复述，但诗中的那种深刻的生命感悟，至今想来仍让我心有戚戚。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想改一改自己的年龄。这种看似荒诞的念头里，藏着的是一种对生命的重新审视，对时间的重新定义。

他用诗告诉读者，人生是可以“改”的。不是说我们可以真的回到过去，而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在某种特殊的感悟中，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重新定义自己走过的路。这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对过去的重构。当你看透了时间的真相，你就会发现，你既可以是你此刻的年龄，也可以是你任何想成为的年龄。

这种生命的态度，渗透在他所有的诗歌里。

《大土》里，他把脚下的泥土写成了血脉相连的亲人；《移动术》里，他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漂泊与归属；《液体桃花岛》里，他把梦幻与现实糅合在一起，让读者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幻，却在这种模糊中触摸到了最真实的情感。

还有那首《父子书》。父子之间的情感，在杨秀武的笔下，不是简单的孝道与亲情，而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传承。他用诗搭起了一座桥，让生者和逝者在桥上相遇，让过去和未来在当下交汇。这种写法，不是技巧，是境界。

《做棺材》则是一首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的诗。在土家人的传统里，棺材不是不祥之物，而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是活着的时候就要为自己准备的一件家具。杨秀武把这种传统的生命观念写进了诗里，写出了土家人面对死亡的坦然，写出了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度。

《手掌上的生命线》更是将这种生命哲思推向了极致。他把手心的纹路写成了人生的地图，每一条线都指向一个方向，每一个分叉都是一次选择。可最终，无论你沿着哪条线走下去，你都走不出这只手掌，走不出命运早已为你画好的那个圆。这不是宿命论的悲观，而是一种认清局限之后的从容。既然走不出，那就好好地走，把每一步都走成远方的诗。

这就是杨秀武诗歌的智慧。他从不故作高深，从不堆砌辞藻，他只是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最深刻的道理。他的诗就像清江的水，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暗流涌动；看似平淡无奇，细品却回味无穷。

他自称是“日古子人”，可他的诗里，哪有什么日古子的影子？

那些看似随意挥洒的诗句，其实每一行都经过了千锤百炼；那些看似不讲规矩的写法，其实每一种都有内在的逻辑；那些看似不按套路出牌的构思，其实每一个都藏着精妙的匠心。他不是不会写规规矩矩的诗，他只是不屑于写别人写过的诗。他要在荒芜的文字里，种出全新的花朵来。

5

交往久了，我发现杨秀武老师身上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矛盾。

一方面，他是一个真正的“日古子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他是不是太随意了。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对人生、对命运、对死亡、对爱情，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和洞见。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在他身上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学者在读杨秀武的诗时，这样评价道：“他以柔软爱着草，就以柔软疼着我”。他的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语言，构建了一个跨越生死界限的亲情场景，生动展现了母爱的深沉、生命的尊严，以及对永恒之爱的诗意诠释。这种解读，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杨秀武诗风的真谛。

这种智慧和天真，在他身上是并存的。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大诗人，就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他不会因为自己得过骏马奖，就看不起初学写诗的后辈；他不会因为自己写过《东方战神陈连升》那样的长篇史诗，就不屑于写那些短小精悍的亲情诗。在他眼里，所有的诗都是诗，所有的文字都是文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真情假意之别。

他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我硬是装不好高人，也装不好领导的样子。”这话乍一听像是在自嘲，可细细品味，这里面有一种难得的清醒。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在这个人人都想往上爬、人人都想当“高人”的时代，他却说自己“装不好高人”。这不是谦虚，这是一种看清了自己之后的选择，与其费力地去装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自己。

他“不适应从政”，他说自己在官场上是“开毛荒的角色”。他曾经当过鹤峰县旅游局局长、县民委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担任过恩施自治州作协主席，可他却从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他的朋友回忆，在一次文学活动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直接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后来有人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他是第一个祝贺鼓励的人；有人出散文集请他写序，他不仅不推辞，而且非常认真地对待，还坚持让对方称他为“武哥”。

有一次文学活动中，一位领导对作协的接待很不满意，席间有人给领导敬酒，领导一一谢绝。这时杨秀武拿起酒瓶，把酒杯移过去，笑着说：“领导说我辛苦，那就给我敬一杯酒哈……”一句话打破了僵局，全场都笑了。这就是他的智慧。他从不直接跟人硬碰硬，他总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化解矛盾，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达到目的。

他还说过，自己在很多严肃的场合中，善于用幽默的方式打破僵局，活跃气氛。他常常在上文学辅导课或是和作者们交流时，从来不显摆，不装洋，只字不提自己的文学成绩，总是把别人抬得高高的，把自己调侃得一文不值。

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能说他是“日古子”呢？

他分明是比谁都精明，比谁都智慧。只是他的智慧和精明，都藏在那一副“日古子”的外表下面，不轻易示人罢了。他用“日古子”的面具保护自己，也用“日古子”的随意亲近他人。他不会让你觉得他有距离感，不会让你觉得他高不可攀。在他面前，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你的想法，毫无顾忌地展示你的才华，毫无顾忌地犯你的错误。因为你知道，他不会笑话你，不会看不起你，更不会利用你的无知来抬高自己。

6

杨秀武老师的诗歌创作，还有一个让我叹为观止的部分，那就是他的长诗。

他对我说过，他目前最想做的事，就是认真对待《水杉歌》这部长诗的创作，要“当个事搞哈”。水杉是恩施的象征，是一种活化石般的树种，见证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也见证了恩施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用诗歌来书写水杉，就是为恩施的山川立传，为恩施的历史树碑。

然而更让我震撼的，是他那部长达五千行的史诗——《东方战神陈连升》。

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首可歌可泣的诗。

2016年9月，杨秀武老师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被查出了横结肠癌。九个小时的手术后，他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一周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那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痛，他说自己只想跳楼。可是他的女儿最懂他，问他：“您的长诗动笔了吗？”

这一问，让他来精神了。

第二天，病床上吃饭的搁板变成了写字台。一支笔，一叠打印纸，他就这样在病房里开始了《东方战神陈连升》的创作。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癌症病人，医生预计他九个月才能出院，他只住了半年就出了院。而在这半年里，五千多行的长诗《东方战神陈连升》，也奇迹般地完成了初稿。

他自己说过，许多章节让他在写作时泪流满面。一位评论家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亦数度泣不成声。他在后记中写道：“我虽未能仗剑从戎，但陈连升也是我隐形的精神楷模，对英雄我只有崇敬，特别是当我走过花甲人生，回望风霜雨雪，无数人生坎坷包括病魔。”

一个身患癌症的老人，在病床上完成了五千行的英雄史诗。这不是“日古子”能做到的事，这需要怎样的毅力，需要怎样的热爱，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

这部史诗塑造了鸦片战争中第一位以身殉国的少数民族将领陈连升的英雄形象，以澎湃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为英雄书写提供了新的美学经验。可我知道，这部史诗不仅是关于陈连升的，也是关于杨秀武自己的。他把自己的人生感悟、生命体验都注入了这部作品中，让陈连升的形象变得血肉丰满、真实可感。在杨秀武看来，英雄不是神，也不是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而他自己，不也正是这样的“活生生的人”吗？

他说想将这部五千行的长诗赠予我品鉴。我哪敢品鉴，我只能悉心学习。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位诗人的馈赠，而是一位长者的托付。

他把自己的心血之作交到一个后辈手中，说：“拿去读吧。”

我期待着那本诗集能放在我的书桌上，我会常常翻开，读上几页。每一次读，都能读出新的东西。有时候，可能读到的是陈连升的英勇；有时候，可能读到的是杨秀武的坚韧；有时候，读到的也可能是诗人与英雄之间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7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

有一次我在微信上跟杨秀武老师聊天，说到恩施的风土人情，他说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清江边长大的往事。他说那时候的清江水清得很，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夏天的傍晚，他和小伙伴们在江里游泳、摸鱼，太阳下山后才回家。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静而温暖，好像那些往事就发生在昨天，而不是几十年前的事。

我说：“杨老师，你把这些写成诗多好。”

他哈哈一笑，说：“老了，写不动了。”

可我知道，他不是写不动了，他是一直在写。他只是在用“老了”做借口，掩饰自己那种“糊思乱想骚写”的本能。他怎么可能写不动呢？他心里的诗句，就像清江的水一样，永远在流淌，永远在奔腾。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当作炫耀的资本，不愿意让自己的写作变成一种负担和任务。他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就放下，随心所欲，随性而为。

这种写作态度，恰恰是他最大的智慧。

很多人把写作当成一种使命，一种责任，一种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负担。可杨秀武不。他写作只是因为想写，只是因为心中有话要说，只是因为看到了一片云、一朵花、一棵草，就忍不住想把它写下来。这种写作，才是最纯粹的写作，才是离诗歌本质最近的写作。

他说自己是“日古子人”，说自己“糊思乱想骚写”。可在我看来，这种“日古子”和“骚写”的背后，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对生活的敏感、对生命的热爱、对文字的敬畏。

他的“日古子”，是一种不设防的真诚。他的“糊思乱想”，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创造力。他的“骚写”，是一种拒绝条条框框的勇气。他的“不看领导脸色”，是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的“不按文艺理论写作”，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坚守。他的“不按套路出牌”，是一种对创新的追求。他的“不按规矩写作”，是一种对既有规范的挑战。

这些看似“日古子”的行为，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对真实的追求。

杨秀武老师一生所求，无非就是一个“真”字。做人要真，写诗要真，面对自己要真，面对他人也要真。他不愿意做任何人的傀儡，不愿意写任何违心的文字，不愿意在任何场合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这种对真实的坚守，在如今这个充满虚伪和表演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也格外孤独。

可他不在乎。

他就是这样一个“日古子人”。你不喜欢也好，你喜欢也好，他都是那个样子。不会因为你的喜欢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你的不喜欢而改变。就像清江的水，不管上游的风景如何变化，它只管往东流，日夜不息，永不停歇。

8

夜已深了，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可我的心却飘向了遥远的恩施，飘向了清江边的那片土地，飘向了那个自称“日古子人”的老人。

我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想起他写过的那些诗，想起他那句“评比诗好”的真诚与坦荡，想起他在病床上写完五千行长诗的坚韧与执着。

他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最简单的言行里；真正的诗人，往往是最不像诗人的人。他用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诠释着人生的真谛，用最质朴的语言写出了最深情的诗篇。

在那些看似不按套路出牌的诗行里，藏着他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阅历和智慧沉淀。他不说教，不灌输，不居高临下地指点江山。他只是写，写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的家乡、他的清江。他把对生命的理解揉碎了，化在那些看似随意的诗句里，等着有心人去品尝、去咀嚼、去回味。

他的诗歌所呈现的深深情感和浪漫主义情怀，是对母爱和生死哲学的独特探索。他以柔软爱着这个世界，就像以柔软疼着所有的孩子。他用诗搭起了一座桥，让生者和逝者在桥上相遇，让过去和未来在当下交汇。他让我们相信，爱可以跨越生死，亲情可以超越时空，文字可以成为永恒。

杨秀武老师，这位自称“日古子”的诗人，这位年过古稀却依然笔耕不辍的老人，在我心中，既是一个率真可爱的“日古子人”，更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智者。他的智慧，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智慧，而是那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清江水的清凉和恩施山的风骨的智慧。这智慧朴素、真诚、有力，像他笔下的诗一样，在平淡中见深刻，在浅白中藏深意。

我想，这就是杨秀武老师的魅力所在，也是他的诗打动无数人的原因。

愿他的《水杉歌》早日成篇，愿他的身体硬硬朗朗，愿他继续“糊思乱想骚写”下去，用他的诗句温暖更多的人，用他的故事照亮更多的路。

今夜，我合上电脑，窗外星光稀朗。我仿佛看到清江边那个瘦削的身影，还在灯下写着。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星，照亮了恩施的夜空，也照亮了我的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