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花
网站用户
民间艺谚有云：““江湖饭，大家赚，碗里没饭一起散。””这句透着无尽辛酸的俗语，精准地道出了民国年间民间戏班如履薄冰的生存本质。沭阳作家仲小冬的长篇小说《淮海拉魂》（四川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正是以恢弘而细腻的笔触，将我们带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北淮海地区那个兵匪横行、外敌入侵的动荡时空，通过“尹家班”这一拉魂腔戏班的浮沉轨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幅民间艺术团体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的“浮世绘”。
拉魂腔是发源于沭阳地区一种民间小戏。因其尾音高亢，宛如拉魂，受到当地群众的喜欢，在那个动荡的民国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以它为生的戏班将近五十来个。尹家班就是其中一个缩影。
尹家班的生存之路，绝非一条平坦的艺术坦途，而是一条布满荆棘、需要以智慧、血泪乃至生命去开辟的险峻之路。这条路上，交织着艺术与生存的永恒悖论，承载着来自各方势力的多重倾轧，也闪烁着在绝境中坚守传承的微光。
一、 经济根基的脆弱：在“玩意儿”与“饭碗”之间走钢丝
对于尹家班而言，拉魂腔首先是他们赖以糊口的“饭碗”，其次才是他们倾注心血、引以为傲的“玩意儿”。这一核心矛盾，决定了他们一切生存策略的出发点。
1. “靠天吃饭”的演出市场
戏班的命脉完全系于演出市场，而市场的波动性在乱世中被无限放大。小说开篇便描绘了一幅萧瑟的图景：因日本人飞机轰炸，时局败坏，导致“街上人烟稀少，商铺大门紧闭”，人心惶惶，娱乐活动近乎停滞。这对于完全依赖民众聚集和乡绅消费的戏班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演出时断时续，状态在“忙时，全部家当摆在四辆平板车上，基本活跃在淮海一带”与“闲时，落脚的地方是徐家庄的徐家祠”之间剧烈摇摆。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经济模式，使得整个戏班宛如无根浮萍，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生存危机。
2. 多元化的收入结构与精明的成本控制
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尹家班发展出了多元化的收入结构。
• 庙会与集市戏： 这是面向广大乡村民众的演出，收入微薄但能维持基本曝光度和群众基础。
• 堂会： 这是戏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如为桃源县孙家酒坊老板祝寿，一场戏便能获得十块大洋的丰厚报酬，还有额外的赏赐。接洽这类业务，需要人脉和信誉。
• 红白喜事与祭戏： 如前往钱家集唱的祭戏，同样是重要的经济补充。
在成本控制上，尹家班也体现了精打细算的生存智慧。他们寄居在徐家庄提供的祠堂，省去了大笔房租；班主尹正萧一家与戏班成员同吃同住，共用吴师傅的大锅饭，形成了一种“准家族”式的共同体经济模式，共渡时艰。然而，这种模式也是脆弱的，当台柱子杨紫薇要求单独开小灶时，戏班也不得不额外支出，反映了内部资源分配的紧张关系。
二、 社会地位的卑微：在“下九流”的歧视中维系尊严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戏子”位列“下九流”，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种深刻的歧视，如同无形的枷锁，时刻制约着戏班的生存空间和艺人的个人命运。
1. 艺术才华与人格尊严的割裂
无论艺人的技艺如何精湛，在权贵眼中，他们依然是可供玩弄的“戏子”。头牌徐小妮的悲剧是最血淋淋的例证。她的艺术才华非但未能为她赢得尊重，反而成为她被觊觎的缘由。震泰商行的程老板和烟酒事务局局长张耀宗，利用一场堂会，通过灌酒、玷污，再用五百块大洋像买卖货物一样将她从尹家班“买”走。当她失去利用价值后，便被无情抛弃，最终沦落为“半掩门”的暗娼，惨死枪下。徐小妮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女艺人，其身体与尊严往往并不属于自己，艺术只是其“商品价值”的附属品。
2. 班主的艰难周旋与气节坚守
作为班主，尹正萧的处境尤为艰难。他不仅要管理内部，更要对外周旋，在各种势力面前尽力维护戏班微薄的尊严。他为人正直，痛恨歪风邪气，但为了戏班的生存，他不得不接纳并倚重品行不端的尹正彪，看中的正是其混迹江湖、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能力。这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用一个“恶人”去应对其他的“恶人”。
然而，尹正萧的妥协是有底线的。当尹正彪带来为日本人做宣传的“业务”时，尹正萧断然拒绝，并掷地有声地说出：“我尹某虽是戏子，但也是一名顶天立地的男人，怎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让家人蒙羞？” 这一刻，他守住的不仅是民族气节，更是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尊严。这种坚守，虽然可能使戏班失去一条“财路”，却在精神层面为戏班赢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内核。
三、 政治风暴中的孤舟：在多方势力的夹缝中求存
民国年间的淮海地区，是日寇、伪军、国民党、土匪、地方乡绅等多种力量纵横交织的角力场。一个小小的戏班，就像一叶扁舟，航行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便会舟毁人亡。
1. 来自官方与黑恶势力的直接压迫
以覃若犬为代表的官方势力（警察局风化教育科）对戏班的操控意图，展现了政治力量对艺术的粗暴干涉。他利诱尹正彪，企图将尹家班变成日军“东亚共存共荣”谎言的宣传喇叭，将艺术彻底工具化。尹正萧的拒绝，使得戏班站到了官方对立面的危险边缘。
与此同时，地方黑恶势力的阴影无处不在。钱麻子之流可以为了霸占房产而随意栽赃陷害乡绅仲厚，对于毫无背景的戏班更是生杀予夺。戏班要想平安演出，往往需要向当地的地头蛇“拜码头”、交纳“保护费”，或者依靠尹正彪这样的角色去“疏通关系”。
2. 艺术独立性的艰难维护
在各种势力的觊觎下，保持艺术的独立与纯粹成为一种奢望。演出不再仅仅是艺术表达，它可能是社交工具、政治宣传品，甚至是进行肮脏交易（如对徐小妮的诱骗）的幌子。尹正彪谋划另立门户，其商业与政治逻辑完全凌驾于艺术规律之上。相比之下，以尹正萧、胡凤章、秦恒枢为代表的老一代艺人，则构成了艺术的“守护者”阵营。他们严格传承着祭台、后台规矩（如不能坐装有祖师爷画像的戏箱），悉心指导后辈，对剧本和表演精益求精。这种对行规和技艺的敬畏，是他们在乱世中维系艺术本真、抵抗被彻底异化的最后堡垒。
四、 内部管理的困境：艺术共同体的人性暗礁与光明
戏班作为一个微型社会，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同样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博弈，这直接关系到其凝聚力和生存能力。
1. 残酷的竞争与复杂的人际
有限的资源和出头的机会，导致了内部激烈的竞争。杨紫薇因嫉妒徐慧娟的潜力以及与尹世玉的亲近，不仅在舞台上公然给她“下绊子”，更与张寡妇合谋策划了“下药疑云”，企图彻底毁掉徐慧娟的艺途。这种内耗，极大地消耗了戏班的元气，也暴露了在生存压力下，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
2. 派系斗争与道德滑坡
尹正彪的归来，本身就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他拉拢顾阔良等人形成小团体，不断挑战班主尹正萧的权威。他的所作所为——从试图猥亵徐小妮，到纵容张寡妇虐待丫鬟荷花，再到最终谋划分裂戏班——不断冲击着戏班传统的道德底线和“师徒如父子”、“兄弟一家亲”的行规伦理。他的存在，象征着在极端环境中，利己主义与江湖规则对传统艺术共同体伦理的侵蚀。
3. 人情味与共同体精神的维系
尽管暗流涌动，但尹家班内部依然存在着温暖的人情味和强大的共同体精神，这是他们能够屡次渡过难关的关键。胡凤章、秦恒枢等老戏骨，对艺术传承的使命感超越了个人恩怨，他们公正无私，悉心培养后进。厨房的吴师傅、备受欺凌的荷花，这些底层成员之间相互关怀，徐慧娟为荷花挺身而出，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侠义。当徐慧娟被诬陷时，胡凤章、秦恒枢、吴师傅等人不顾尹正彪的压力，积极为她奔走寻找证据，这种“路见不平”的义气，是维系戏班不至于分崩离析的情感纽带。
五、 传承与创新的两难：艺术生命的延续之道
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本身，也面临着重重的两难选择。
1. 固守传统与拥抱变革
尹家班从尹正萧父亲“花蝴蝶”的反串绝艺，到尹正萧的“铁头神功”武生，再到引入杨紫薇这样融汇徽调与拉魂腔的新派演员，本身就体现了艺术上的缓慢变革。尹正萧咬咬牙从南京购买潮流戏服，使戏班“顿时有鸟枪换炮的意思”，这便是一种在传统基础上的有限创新，以适应观众的审美变化。然而，这种变革又是审慎的，核心的“拉魂”韵味、严谨的表演程式和行规礼法，被作为班底牢牢守护。
2. 人才培育的困境与希望
戏班的未来系于人才。徐慧娟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她的天赋和倔强代表了艺术传承的新希望。然而，她的成长之路充满了阻碍，既有权势人物的迫害（如钱麻子），也有来自内部的排挤（如尹正彪、杨紫薇）。尹世玉作为少班主，肩负着传承与发展的双重使命，他需要在艺术、管理和人情世故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对新剧本《偷桃献寿》的排演，正是戏班在艺术上力求精进、保持活力的体现。
结语：一条布满荆棘却通向光明的生存之路
纵观《淮海拉魂》中尹家班的生存之路，我们看到了一条在多重挤压下的夹缝求生之路。他们在经济上如履薄冰，依靠多元化的经营和极致的节俭苦苦支撑；在社会层面备受歧视，却始终努力维系着作为艺人的最后尊严；在政治漩涡中左支右绌，以惊人的智慧和高洁的气节规避着灭顶之灾；在内部管理上危机四伏，依靠传统伦理与人性温暖维系着共同体的存续；在艺术传承上坚守本源，在有限度的创新中寻求生机。
这条路，是用血泪、汗水与不屈的意志铺就的。它绝非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充满了现实的粗粝与残酷。然而，正是在这极端恶劣的土壤中，拉魂腔这朵艺术之花非但没有枯萎，反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绽放出“拉魂”摄魄的独特魅力。
尹家班的生存智慧，是一种植根于民间底层的、充满韧性的实践哲学。它告诉我们，艺术的生存，从来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问题，它关乎经济、政治、社会与人性的一切总和。
《淮海拉魂》通过尹家班的命运，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民间艺术生存档案，更向我们昭示：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对美的追求、对尊严的坚守、对传承的责任，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力量，终能穿透重重黑暗，为乱世中彷徨的灵魂提供精神的慰藉与归宿，并为文化的延续，保留下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这条荆棘丛生的生存之路，最终通向的，是艺术与精神的不死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