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忙

村里的年轻人都很忙，忙得没有时间回村。只有我每年暑假都会回来一趟，在祠堂门口站一会儿。

祠堂有点破旧，但总算留了点念想。只是这次回来，我发现祠堂门口那块门板丢了，门洞黑魆魆的，像一张缺牙的嘴。

阿公躺在床上，说话已经费劲。他瘦得厉害，手背上只剩一层皮。他把我叫到床边，说：“门板……要找回来……”

话没说完，他就睡着了。

我掏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阿公病了。”

过了很久，他回了两个字：“在忙。”

我把手机收起来，没有再发。

阿公之前跟我讲过多次有关门板的事。特别是门上的雕花，他告诉我，那里刻的是郭子仪拜寿。郭子仪坐在中间，伸手去接众人敬他的寿酒。

阿公说，刻匠是个外地人，在祠堂里住了一年。他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在来村里的路上废了。他用那只完好的手，刻郭子仪那只接酒的手。刻完他就走了，有人说他去了更远的地方，有人说他就在村后的山里死了。他刻的那只手，留在了门板上。

阿公当年在祠堂里避雨。雨接连下了好几天，他坐在神龛旁，看着水从椽子上滴下来，滴在门板上那只手的手背上。雨停了，他摸了摸那只手，手指是凉的。那一年，村里走了七户人家。

不久前有人发现门板少了一扇，地上有几道拖痕，从门框一直拖到路上。人们猜测，是被古董贩子连夜拆走的。

阿公说到这里就不说了。他端着茶，看着门槛外面的路。

阿公找过一阵子门板。有人说镇上有块雕花木板，他去了，在市场里站了一天，回来什么也没说。后来他请来画像师傅，把剩下的那只手描在纸上。他把那张纸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摸一遍。

我坐在床边，想起小时候常在祠堂门口玩耍，在门槛上下五子棋，累了就靠在那里歇息。

父亲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年只春节回来七天，中秋回来一两天，有时候中秋也不回来，说工厂不放假。去年春节父亲回来的第三天，他接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转过身对阿公说：“厂里催了。”阿公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阿公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自己的手。阿公不说话，也看自己的手。两个人的手放在一起，谁也不碰谁。

第二天早上，父亲站在门口，看着晒谷场上的大檀树，站了一会儿，拎起包走了。

阿公已经起不了床了，他让我把老陈叫来，说：“我想在走之前，再看一眼门板。”

老陈叫陈守砚，住在村尾。他以前在外地教书，退休后一个人回来。他的儿子在东莞，也很多年没有回来过。

老陈带我来到祠堂前。他在石柱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用手指敲了敲地面，像在确认祠堂的地基还在不在。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叫几个孩子跟着我一起去找。你阿公等不了。”

那天下午，老陈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孩子，开始挨家挨户地问。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了，只还有几户老人没有走，守着这个村庄。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们碰见了阿勇。阿勇是村东头老赖头的孙子，在县城读高中，这回也回来了。他听说我们在找门板，笑了一声：“一块门板丢了就丢了，有什么好找的。”

老陈看了他一眼，没有解释。旁边几个老人也看着阿勇，没有说话。他爷爷老赖头站在门口，看着他也没有说话。阿勇被这么一看，不笑了。他低下头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祠堂的方向。

我们走了几户人家。有一户门锁锈了，锁孔里长出一棵草。这户人家已经三年没回来了。有一户的门上贴着一张快递单，那是三年前寄来的，收件人已经搬走了，快递员把单子贴在了门上。还有一户的院子里，晒着一件校服，但院子里没有人。

阿公问老陈：“有消息了吗？”老陈说：“还在找。”阿公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他低头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他端着那杯凉茶，看了很久，眼睛一直看着门槛外面的路。

第六户是范阿婆家。范阿婆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摊着一卷五色线，正在编花带。她的儿子也在深圳，和阿公的儿子在同一个厂。

老陈站在她面前，看了一会儿她手里的花带。花带是红色的底，中间有细细的纹路，一圈一圈绕起来，那个线头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根被扯断的电话线。

老陈说：“阿婆，你这是回字纹？”

范阿婆抬起头，眼睛眯着：“回字纹。是说不管走多远，都要记得回来。”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老钟伯快不行了。他想再看一眼门板。”

范阿婆停了手上的活。她站起来，慢慢走回屋里，过了很久才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手掌大小的小木片，递给老陈。

老陈翻过来一看，那木片有点像门板的雕花，但侧面还有一行浅浅的刻痕。老陈凑近看了很久，忽然手抖了一下。

“阿婆，”老陈说，“这上面有个名字。”

范阿婆愣住了。她凑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忽然不说话了。

“是老李的名字。”老陈说。

范阿婆把木片拿回去，拇指在那行刻痕上来回摸了两遍：“老李走那年，门板还在。”然后她把木片递给老陈，“你拿去。我用不上了。老钟伯用得上。”

老陈拿着那块木片，看了很久。那木片显然不是祠堂门上的雕花。他看了一眼范阿婆，范阿婆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都知道：对不上。

老陈说：“阿婆，这块我先收着。等老钟伯看了再说。”

范阿婆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意思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们假装它是。

老陈把木片收进衣兜，带着我们继续走。阿婆在身后喊了一声：“你们去河对岸找找老林，他可能知道。”

老林坐在田埂上，面前是一块荒地，草比豆苗高。他的儿子在厦门打工，已经三年没回来了。他看见我们过来，头也不回：“来了。”

老陈说：“我想找门板。”

老林说：“找它干啥？”

老陈说：“老钟伯想再看一眼门板。”

老林站起来，久久看着我们，然后拍拍屁股上的泥，说：“我知道在哪，但我不告诉你。”

老陈蹲了下来，帮老林拔了几把地里的野草。草根扎得很深，老陈拔了几下，手心就被草叶割出了一道细痕。老林看见了那道血痕，才开口说：“行了，在我家猪圈里。那年我看见有人偷门板，连夜把剩下那扇藏了起来。我原来姓李，入赘到林家，被你们叫成了老林。”

那个眼神似乎告诉老陈：既然你们要找，那我就是那个“藏匿者”。

老林家的旧猪圈已经塌了半边，只剩几根木桩，顶上盖着铁皮。老陈拨开铁皮，露出底下几块旧木板。他一块一块地翻，翻到第三块的时候，手停了下来。

那块木板颜色很深，积了一层灰。老陈用手擦了擦，露出一道纹路。他翻过来，背面果然有一只雕花的手，食指微曲，像是正要接住什么东西。

我想起阿公说过，刻那只手的匠人后来不知所踪。我看了一眼老陈，他的儿子也是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阳光从铁皮缝隙漏进来，落在老陈的手上。他看了看，说：“找到了。”声音很平，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

我们抬着那块门板往回走。过石拱桥的时候，风很大，木板被吹得晃了一下。我抓紧边沿，木头上的灰尘扑进我的鼻孔，我打了两个喷嚏。

走到晒谷场的时候，我忽然停下来。老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们把门板放在地上。我用手指摸了摸那只雕花的手。手指是凉的，跟阿公说的一样。我摸到食指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一道很细的裂痕。那道裂痕从食指第二个关节开始，斜着往指根方向走，像是木头年久开裂的纹路，但它的位置太巧了，正好在食指弯曲的地方。

我忽然想起阿公说过的话。刻匠只有一只手，他另一只手在来村里的路上废了。他把自己那只残手上的裂痕，刻在了门板上。

我们把木板竖起来，靠在祠堂门框的石柱上，虽然只找回一扇，但它靠在那里，门框忽然不再是一道空荡荡的石柱了。石柱有了东西靠着，像一个人终于把左手搭在了门框上。

阿公被人扶来了。他坐在椅子上，看着门板上的那只手，看了很久。他伸出手，手指碰到那只雕花的手。他的手指和雕花的手指并在一起，一只是活的，一只是木头的；一只在发抖，一只纹丝不动。

“左边回来了。”阿公的声音很轻，“右边……慢慢找。”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直盯着门槛外面的路。那条路通向镇上，通向县城，通向更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阿公让我把电话给他。他拨了父亲的号码。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把电话放下，又拿起来，拨了一遍。响了三声，他放下了。他把电话放在床头，沉默了一会儿，望着祠堂门口的门板说：“他小时候也摸过这只手。”

他闭上了眼睛，没有再说话。

半夜我醒来，听见阿公在说话。我以为他在叫我，走过去，看见他手里拿着那张纸，眼睛闭着，嘴唇在动：“门板……门板……”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个字。那个字很轻，我没听清，但那个字音，像是父亲的名字。

三天后阿公走了。

父亲回来了，跪在灵前大哭了一场。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节上的茧还在。他走之前，在祠堂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摸了摸门板上的那只手。他的手指和雕花的手指并在一起，食指对着食指。

父亲的手指上也有一道裂痕。木头上的裂痕是凉的，父亲手上的裂痕是热的。

他把手收回来，手指在木头表面轻轻划了一下，转身走了。

他走到晒谷场。大檀树还在，树下那块大石头还在。他看了那块石头一眼，对我说：“好好读书，别回来。”

阿公走后的第七天，范阿婆把一条花带挂在门板的雕花上。花带垂下来，回字纹一圈一圈绕到地上。门板有了颜色。

我朝祠堂外面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只手。

它靠在石柱上，食指微微弯曲。我走过去，把手放在那只雕花的手上。他的手是凉的，我的手是热的。

我把手收回来。我的食指还弯着，没有伸直。

我没有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