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八,我走在这条挂了二十年灯笼的街上。
红还是那样红,从树梢一直漫到商场橱窗的玻璃上。手机响个不停,城东有剪纸直播,城南戏台正响锣,千里外冰雕展的预告片像一场提前降临的雪。年的气息汪洋恣肆,扑在脸上是温的。我裹紧大衣,走在自己的影子里。心里那片地,隔着薄薄一层东西,像冬夜蒙了霜的窗——看得见光,摸不到烫。
我蹲在厨房门口那年的门槛,是青灰色的。
母亲从油纸包里请出一条五花肉,肉皮上盖着蓝紫色的检验章,印迹漫开一点,像落雨的石碑。她教我认那个圆:这是国家的印,说明肉干净。我那时不懂国家,只觉得那枚印庄严,盖住了整条肉的富贵。夜里新衣裳叠好压在枕头下,不是怕丢,是那份硬挺挺的、混着棉布浆和染缸水味的实在,贴着梦才睡得沉。梦里全是跑起来裤腿生风的声音。
镇上的大集,要踩着冻裂的泥巴路进去。
炸油条的油气、冻梨皮上的冰碴子气、写春联的墨汁掺了烧酒的冲味、关在竹笼里的公鸡那股躁热的臊——万千人呼出的白雾烩成一锅沸腾的汤。我在人腿缝里钻,棉袄袖子被挂脱了线,目标是东南角那个卖散装瓜子的豁牙老汉。他的秤杆翘起来时,铝皮秤盘在日光下闪一下,我就觉得这一年值了。
那枚检验章的印,后来再也找不到了。
超市的肉用保鲜膜绷在白色泡沫盘里,净重、单价、包装日期,一行冷冰冰的黑体字。新衣随时可买,不用等到除夕夜才从枕头底下请出来。大集的原址盖了商业综合体,我站在自动门前,感应器“嘀”一声,像在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可我不说年味淡了。
文化馆二楼,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在学做灯彩。卯榫结构,不用胶,燕尾榫插进去时“咔嗒”一声,他咧嘴笑了。社区窗花剪出胖乎乎的航天器,冰墩墩憨憨地趴在“福”字边上。邻居老周说这是乱来,我觉得挺好看——几百年前剪五毒、剪瓜瓞绵绵,也是那代人的新鲜。我们守着电视投屏,嗑着临安山核桃,笑声和三十年前围着火盆剥花生时,是一样的。
水银洒在地上,会碎成千万颗珠子,每一颗都亮。
我只是不再追着热闹跑了。少年时在戏台下挤第一排,踩掉鞋也不肯退;如今坐在自家阳台,听见远处隐约的锣鼓点,端着茶,慢慢吹开浮叶。这人间比任何一副旧年画都繁华:快递车驮着半人高的年橘驶过,穿红羽绒服的小孩骑在父亲肩上,手里的风车转成一圈虚影。万家灯火里,没有哪一扇窗必须摆满八大碗才能叫团圆。
我的平静,不是疏离。
它像小时候那叠压在枕头下的新衣,这么多年,终于把日子熨贴平整了。窗外烟花蹿上夜空,绽开,无声地落。我没有起身去看,只听见自己轻轻说了一句——
年里年外,都是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