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进城

母亲踏入城市，已然是她步入暮年之时。在她年轻岁月里，活动的最远距离不过是岩坦区（如今称作岩坦镇）。那时，我们尚是孩童，倘若某天瞧见母亲换上洁净衣衫，用火钳卷弄头发，便会满心好奇地发问：“妈妈，您要去哪儿呀？”母亲总会佯装嗔怒，回应我们：“去温州、杭州、上海，你们要不要一起？”言罢，她轻轻掸去刚涂抹白色粉笔的小白鞋上的灰尘，换下脚上的解放鞋，抻平衣角，拢了拢头发，便出门而去，只留下我们几个孩子在原地小声嘀咕：妈妈要去杭州咯。

母亲虽不识字，却是个十足的“能人”，家中所有对外事务皆由她一手操持。农忙时节抢收抢种时喊人帮忙，向邻里借耕牛，为我们向熟人借学费等等，无一不是母亲亲力亲为。她常把要去温州、杭州、上海挂在嘴边，实则不过是在倾诉内心对这些地方的向往。温州、杭州、上海那般遥远，又怎可能早上出发，傍晚就能归来？实际上，母亲不过是去岩坦区或溪口乡购置生活生产所需之物。

八十年代，在我们农村，别说是杭州、上海，哪怕仅仅是温州，都仿若遥不可及的“传说”，令人心生向往。记得我读初中时，学校组织旅游，有两个选择：一是温州江心屿，需缴纳 5 元出游费，可乘坐中巴车往返；二是大若岩陶公洞，费用仅 3 元，但只能乘坐三轮卡。大若岩位于岩头区碧莲镇，离学校较近。同学们都渴望去更远的温州城游玩，然而因费用考量，我最终选择了大若岩，就此错失一次进城机会。至于母亲，更是不会无端花费大价钱去温州。

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起，经济飞速发展，给广大农村人带来诸多赚钱机遇。母亲头脑灵活，与众多进城做护理工作的妇女不同，她选择进城“做买卖”，主要是将家中农产品运往温州城，卖给城里的小商贩。

母亲做得最出色、交易量最大的当属落花生和板栗。这两样皆由她和父亲亲手种植、采摘。秋日里，黄澄澄的板栗树上，挂满了长满尖刺的板栗果子，秋风拂过，板栗从熟透裂开的栗壳中纷纷掉落。母亲与父亲头戴箬笠，手持柴刀，在柴篷间一颗一颗仔细捡拾板栗；地里的落花生也到了收获时节，天未亮，母亲和父亲就赶到地里，将落花生连根拔起挑回家，夜里就着煤油灯把花生从藤上摘下。他们挑出嫩的、品相不佳的花生，把饱满、卖相好的装入蛇皮袋。次日凌晨，父亲挑着袋子来到公路边，等候发往瓯北码头的班车，再搭乘渡轮抵达温州安澜亭码头进城。

母亲的花生和板栗都挑到“十三层”后面的弄堂里交易。“十三层”是当时温州城最高的建筑，堪称标志性地标。那里有位热心的老奶奶，充当“中介”角色，待买卖双方谈好价格后，她负责过秤促成交易，并收取少许“交易费”。要是哪天母亲带的货物多，当天卖不完需留待次日，老奶奶还会提供一条被子，让母亲能在弄堂里过夜。

彼时，我们兄弟几人都已在温州城里安家。只要父母挑着花生、板栗进城，我们总会早早赶到“十三层”，等着看母亲卖货。

母亲将装满花生或板栗的蛇皮袋子在弄堂一字排开，打开袋口方便商贩查验。早餐过后，商贩们陆续来到“十三层”。他们抓起一把花生，放在左手掌心，用右手两根指头捏一捏，放下后又从另一个袋子抓一把再捏。随后问道：“你这花生咋卖？”母亲答：“3 元一斤。”商贩还价：“你这花生不够饱满，2.8 元卖不卖？”母亲坚持：“我这花生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就 3 元一斤，一分不少。”商贩见母亲不肯让步，便伸手往袋子底部戳，从中间位置抓出一把查验，发现并无次品，这才同意 3 元一斤成交。一旁的父亲脸色渐渐难看，他不喜自己种的花生被这般挑拣，觉得自家种植的产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个个完美无缺，容不得他人嫌弃。见父亲似要发火，母亲赶忙扯了扯他的衣角示意忍耐。待商贩数着袋子让老奶奶过秤时，父亲的脸色才缓和下来。母亲笑着付了老奶奶“过秤费”，一笔生意顺顺利利地完成了。

母亲进城的方式，以 “贸易” 开启，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谓别具一格。随着年岁渐长，母亲上山下地劳作的次数越来越少。每年收获的板栗，以及自家少量种植的花生，大多都分给了我们兄弟几个。母亲手头也有了些积蓄，闲暇时间增多，便琢磨着改变生活方式。我们几个在城里的兄弟，时常邀请她进城同住。母亲总是善解人意地说：“你们都成家了，媳妇又都是城里人，妈一个农村老太太和你们住一起，多有不便。” 尽管我们再三解释，说妻子们都很好相处，不会有她担忧的那些问题，母亲却依旧顾虑重重。但最终拗不过我们的坚持，答应和父亲进城试着住一段时间。

以前，母亲和父亲在 “十三层” 卖完花生，当天就会返回乡下。偶尔没卖完，便会连夜守在弄堂里。母亲说，搬东西麻烦，夜里要是有人来拿货，还能做笔生意。这次进城，是纯粹来住下的。我开车去接母亲，车子行驶在车水马龙的人民路上。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母亲看着前方拥堵的车道，又瞅瞅对面空荡荡的车道，忍不住 “抱怨” 道：“看着真让人难受，那边一辆车都没有，咋都挤在这边呢。” 我忍不住笑了，赶忙解释说那条道是给反方向车辆行驶的，在城里大家都得遵守交通规则，不然交通就乱套了。母亲听后恍然大悟：“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是这个理儿。”

母亲从未真正在城市生活过，住在我家时，一会儿起身到窗前向外张望，一会儿又坐下，眼神四处打量，显得局促不安。为了让她和父亲住得自在些，我特意买了母亲爱看的武侠片碟片播放，可母亲依旧如坐针毡。艰难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给母亲烧了一碗黄鱼面。没想到她吃过后，直说这种烧法鱼腥味太重，自己是勉强吃下去的，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笑罢，母亲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她想回乡下，觉得在城里就像坐牢一样，日子又长又难熬。看着母亲六神无主的模样，我实在不忍心，只好送她回了乡下。

母亲最后一次进城，是因为身体抱恙，只能到城里就医。我在医院附近给她租了一间房子。曾经在城里一天都待不住的母亲，生病后也只能无奈接受这在她眼中如 “牢笼” 般的城市生活了。

看着病床上的母亲，我心中满是感慨与心疼。这座对母亲来说既陌生又格格不入的城市，此刻却成为她不得不依赖的地方。母亲的进城经历，就像一部时代变迁的缩影，承载着她对生活的坚韧与无奈，也让我越发珍惜与她相处的每一刻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