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庄”纪事

在我顶小的那会儿，我们村东西长，估摸着也就二百来步，南北更窄，一百步便能从人家的后院，望见前街的光景。拢共不足三百人丁，外人便喊“小于庄”。这小字，是实写，大约也带点外乡人来看的、那种轻易可被忽略的怜惜。

一村人，主要是两个姓，分居于村子的两头：从西头数过去，是王家、于家；从东头数过来，是于姓、王姓。次序严整，仿佛老天爷排兵布阵，中间只夹着两户姓张的人家。那两户张家，就像我们一口气数长长短短的胡同时，嘴里总要停一下的那个顿号，轻轻一顿，不碍着连贯，却明明白白告诉你，这里是有些不一样的。

我姓王，生在王家一脉里，可我的村庄，却叫“于庄”。小时候从不想这个，名姓与土地，似乎生来便是如此贴着，像春雨贴着地皮，没什么道理好讲。听老辈人说，我们王家，是明朝时候，打那遥远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挪移过来的。可前些日子，偶然翻一本旧得掉渣的地名志，那黄纸脆生生的，上面却写着：明万历年间，于姓人家，自清河县“于庄”迁来，立庄，袭用旧名。那么，我们王家，竟是后来的客么？这疑问，怕是要和先人的骸骨一样，永远埋在地下，无人作答了。

另一个疑问，更叫我心头沉沉地坠着。小于庄，当真只有这二三百人么？过去日子里，那些来了又走，最终把自己全然交给了这片土地的人，又该如何去数算呢？他们是一个一个，从风里、从尘土里，悄然走进这个庄子的。在这里，他们用汗水和呼吸，把日子一天天砌成矮墙，砌成院角堆放整齐的柴禾。然后，在某一个同样寻常的黄昏或晌午，又一个一个地，从村头那条被脚步磨得光滑的小路上，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再没回来。没人确切知道他们最初来自哪片云下，最终又化入了哪块泥土。即便在他们“活着”的那些日子里，你也未必真的认得清他是谁。他们的模样，已经化在了田垄的走势里；他们的气息，混合进后辈的日常里，散在闯堂而过的风里；他们最终成了土，长成村口那棵老榆树的一片叶，或是滋养着一茬一茬的庄稼，一株一株谦卑的穗子。这么想来，这庄子的人口，便像村外那条旱季里经常断流、雨季又浊流滚滚的小河，是没法用数目去拘着的。

姓王的在村西结果，姓于的在村东展枝，这话是大略，也有几户姓王的，像离群的鸟儿，偏把巢筑在了村东头的枝桠上；也有姓于的人家，不知怎的，安心在西头扎下了根。但像我家这般，这两年窝在村西，过两年又搬到村东，再过上几年，竟又辗转挪回村西的，实在不多见。这搬来搬去的过活，自然是无奈，是生活这只手，在背后推着，踉踉跄跄，由不得你。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事了。包产到户的风，吹活了地，也吹散了一些原本箍在一起的大家。父亲和他的两个弟弟，从同一个屋檐下开始分家。抓阄分的，是几口大缸、几件粗陋的家具，更像是在分一株大树的根须，扯着筋，连着肉。父亲是长子，下了决心，要领着我们这一枝，从老院子里挪出去，另寻一个“窝”。这决心下得艰难，所谓的“另住”，不过是去寻旁人家里闲置的、透风的空房，暂借一个安放身躯的角落。从此，约有十年光景，我们便像无根的蓬草，在小于庄的风里打着旋儿。今日借住村西王家的偏屋，明日又搬到村东于家废弃的柴房。这小小的庄子，东西不过一袋烟的脚程，于我们，却是千辛万苦地跋涉。

那时候的夜，黑得瓷实。孩子们没啥可玩，便聚在村中间的小学堂周围，要么捉迷藏，把自己藏进无边的黑暗里；要么，就分成两伙，打坷垃仗。我个头小，打仗时，我做不了能征惯战的将军，只是个小跟班，可分伙时，却成了被双方争取的对象。“过来，咱都姓王，是本家，自然一伙！”西头的伙伴喊道。话音未落，东头那边也嚷开了：“瞎说！他现今住我们村东，就该是我们的人！”一边是血脉里淌着的“王”，一边是屋檐下栖身的“于”，弄得我不知所措。还好，两姓人家，世代比邻而居，嫁娶往来，早像地下的根须，缠在了一处，面上分着东西，底下却是共着的水土。因此，最后无论我被分到了哪一边，那些稚气的分野，像露水划在叶脉上的痕迹，太阳一出来，也就了无踪影了。

在小村庄里长大，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拢共也就六七个。人少，名也起得省事，竟有三个，都带着一个“立”字。一个春立，一个小立，一个双立。

春立是读书的种子，一直读到了高中。庄稼人供个高中生不易，指望着他能从书本里读出条不一样的路来。结果，毕业后，他没能迈大学那道门槛。回了家，也没见怎么着，很快便成了亲，跟着女方的家境，搬离了于庄。像一棵被连根带土移栽走的树，去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往后的风雨，定是另一番滋味了。

小立没上高中，初中毕了业，去念了中专。那时节，中专还是桩体面事。毕业了，国家分配，成了一名小学老师。粉笔灰飘飘扬扬，落在他日渐稳重的肩头。他算是把自己，立在了黑板与课桌之间那块小小的、却似乎很坚实的方寸之地。

双立书读得最少，小学没念完，便彻底回到了土地上。扛起锄头，他成了庄稼把式里年轻的一辈。后来，城里工厂招工的风刮到了村里，他放下锄把，洗净腿上的泥，进了城，当了一名工人。机器轰鸣，替代了农田里的风吹日晒、鸟声虫唱。

这“三立”，仿佛是约好了，要在名字里嵌进同一个盼头，却又被命运的手指，轻轻拨向了不同的弦，发出迥异的声响。他们是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三种活法，是这片土地能给予它的孩子，几乎所有的可能了：将身子弯向土地，将双手献给机器，或是将目光投向那些更遥远的、由文字垒起的阶梯。他们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深深地弯下腰，忙碌着，像祖辈那样，想在这人世间，觅一个稳妥的“立”处。

这“三立”，又岂止是他们三人呢？他们像是从小于庄的厚土里，同时冒出来的三株苗。都拼了命地向着头顶那方共同的、有限的阳光生长。风来了，他们的枝叶朝着不同的方向摆动，但每一圈的年轮，都刻着这里风的形状，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