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买瓶酱油回来!
早上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外面两声女高音吵醒。听声音像是对面五楼的那位胖阿姨,她经常在自家的阳台上跟我这边楼上的女人聊家常,她的嗓门特别大,就像小区里的一只大号广播,不论是早上天未亮还是半夜十一二点,她说话的声音都不因时间的早晚而有所降低。她口中的老鬼显然是她家的男人老马,因为接下来我听到楼下有一道浑厚的男声响起:晓得,晓得!这对老夫老妻经常这样进行天壤对话,小区里的人们几乎没人不熟悉的。
我看了下手机还不到六点,恼怒之余对这声叫唤有点恍惚,这时代居然还有人这样称呼自家男人的。
已有几十年没听到这种字面上有点恶意的称呼了,印象中称自己男人为老鬼怕已是我奶奶那一辈女人的专利了,现在几乎鲜有耳闻了。
记忆中我奶奶总是这么称呼我爷爷的。在奶奶的口中这个称呼好像并不是恶意的,遍及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次交流中,简直就是她对爷爷的日常称呼,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记得奶奶叫我爷爷为老鬼时的那一惯的音高、语速与语调,不高不低,不快不慢,不喜不悲。倒是在他们吵架时,我会听刭爷爷用土俗的脏话骂奶奶时,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用“老精怪”回骂,在你来我往的数个回合中,他们将彼此的祖宗八代全问候了一遍,我也因此看到了那时的老夫妻在矛盾冲突时对彼此露出的狰狞模样。
我那时太小,而爷爷奶奶已老,记忆中只有他们头发花白饱经沧桑的模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全是围绕一家老小的生活,无非田间劳作、家务琐屑与人情世故,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显得简单而平淡。几乎没听到他们称呼对方的名字,一个称对方为老鬼,一个称対方为嬷儿,记忆中的他们就跟而今看到的泛黄的黑白老照片无异。确实,我以为他们之间跟那时所有的夫妻一样,除了旧时婚姻关系的捆绑,是没有什么其它温情可言。
他们好像把温情都给了儿孙,特别是我和弟弟。爷爷农闲时不是坐在家里一堆新鲜的稻草前用一根比擀面杖还粗的木棒打部(就是搓草绳,用来农忙时捆稻子或上山砍柴捆柴之类。),就是用高梁杆编扎结实耐用的扫帚,或者挽着裤脚提着自织的纱布鱼䉕到河里䉕鱼虾,鱼不多河虾不少,总能收获大半脸盆。奶奶将它们放到清水里吐尽泥沙洗净渣草后放到锅里烘熟,再与爆炒后的青辣椒一起焖,我和弟弟会将一盘河虾吃得一干二净,连汤都拌饭吃了。奶奶还会在灶膛里用瓦罐炖肉,放入墨鱼,也是特为我和弟弟熬制的营养大补汤。他们平时不舍得吃的鱼肉蛋,只有我和弟弟可以尽情地享受。
上了初中以后,我寄宿在学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回家更有爷爷奶奶特别的关爱,好吃的饭菜、乡下特有的零食与少有的糕点都在等待着我。至于今,我都还记得老家的连三土砖屋正中间的堂屋有一张小小的实木四方桌,上面有几点烫火烘过的焦炭色痕迹,吃饭的时候那上面摆着泥瓦炉炖着的瓦钵,有时是丝瓜汤,有时是南瓜汤、葫子汤与冬瓜汤,也有时有青菜豆腐、山药炖肉或酸菜鱼;旁边总会摆着小碗装的酱莱,有时是辣椒糊,有时是腐乳,有时是黄豆酱,有时是酸萝卜干。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举箸夹菜,碗筷叮当,好不温馨。为我准备的零食都是农家特产,如炒花生、炒蚕豆、炒南瓜子之类,却不是家家都有的。我记得夏季的雨天我家的灶头上经常放着一滩个头匀称颗粒饱满南瓜子,那是奶奶在攒南瓜子,雨天晒不了只好放灶头上烘干。至于糖果与糕点是过节时才可品尝尝的美食。
有一年端午节,不知道哪位亲戚送来一袋蛋糕,也许是姑姑吧,因为我家的亲戚中只有她的家境最好,也只有她会在过节的时候来带糕点看望我爷爷奶奶。那年头的蛋糕真的是稀罕物,奶奶自己不怎么舍得吃,只给我和弟弟吃,每次一块一块地分给我俩,以至于把剩下的三块蛋糕都留到发霉了,她不舍得扔掉,居然放到锅里再用油煎到两面发焦,然后笑咪咪地吃完,还说香得很,却不给我和弟弟吃。后来每年过端午节看到蛋糕的我都会想到这事,想到我那扎着低髻穿着白衣黑裤的奶奶,她总是慈眉善目,浅笑晏晏。
只有一次不是的,她身着黑衣黑裤坐在一把红漆脱落过半的旧靠背椅上,双眼紧闭,双肩塌陷,双手交叠在胸前。姑姑说奶奶有一口气卡在喉咙一直咽不下去,我跪下伸手去摸她皮肤粗糙蜡黄的手指,一根根地坚硬冰冷,凉到我泣不成声颤抖着叫她:嬷,嬷,我回来了。然后,我听到姑姑说:咽气了,咽气了,我娘是等大孙女回来啊。我抬头,看到奶奶的左眼内眼角挂着一滴泪。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哭出来。
但我不相信奶奶只是在等我一个人。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二叔小叔的孩子都没回来,我弟弟也跟他们在一起,都在哈尔滨,太远了,都没回来。特别是我爷爷,因在哈尔滨治眼也没回来。我奶奶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敢透露给爷爷,怕雪上加霜令爷爷崩溃。
爷爷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话不多,但嘴有点臭,每次跟奶奶之间的骂战总是必占上风,却从不骂我和弟弟,也许是因为他的儿孙当中只有我和弟弟在他的身边吧。爷爷在八十多岁的时候眼睛患了白内障,在镇医院做手术没有成功反而致盲,我老实本分的父母没有一人想到去找医院赔偿。爷爷一心想治好眼睛便让我父亲将他送到二叔那里去治,因为他相信大城市的治疗技术要强些。谁知哈尔滨的医生说治不好,爷爷都八十多了,白内障手术失败了不能再做第二次了,爷爷治眼的愿望就彻底破灭了,饮食起居全靠二叔与小叔轮流照顾,但仍然不方便,手脚摸索着总免不了磕磕碰碰,有时甚至会把屎尿弄脏卫生间。爷爷原来在家里的时候一直是奶奶照顾,是多么干净清爽的老头,总爱穿白色的短袖汗衫与黑色的西装裤头,谁料竟遭失明之厄,生活一塌糊涂,于是常常对我小叔说:儿啊,你老娘么样了?我想回湖北。小叔不敢告诉他奶奶摔跤卧床不能动,需我父母全力照顾,所以根本不能带爷爷回湖北。奶奶是二零零四年四月末走的,第二年的腊月爷爷也走了,他至死都不知道他总是拿脏话狠骂其实一生都没舍得让其下地干过重活的女人早就先他而去了。
爷爷去世的那一天,天色阴沉,细雪纷纷,我的右眼跳个不停。后来得知消息,我泪流满面,没想到最后一面,竟是二叔与小叔带回的爷爷的骨灰盒。爷爷去哈尔滨治眼之前总坐在我家门口,听到门口摩托车喇叭声响,他便站着起身摸索着走向前叫我与我老公的名字并问道:伢儿,是你们回来了吗?我跳下摩托车伸手去握爷爷手背上布满老年斑的双手,那手粗糙而充满硬茧。听说爷爷白天吃完了饭就让奶奶把他牵到门口椅子上坐着,等熟人来陪他咵方,等他的大孙女每个星期天回来看他。
往事不敢追,回首全是泪。
这个老头子和叫了他一辈子老鬼的嬷儿现都去世多年了,但他们疼爱的孩子都记得曾被他们悉心呵护的点滴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