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苏轼》

提到苏轼，其形象多是文学家、词人，面对苦难，乐观豁达。而作为官员，他在新旧党争中，如《宋史》记载那样，同他弟弟苏辙一道秉承“君子不党”。然而这样的坚持，让他一生辗转多地，尝尽辛酸。

新旧党争，是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旧党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新党则有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

“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旧党得势，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新党得势，章惇出任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新旧党争前后持续五十余年，直到北宋灭亡。

经神宗老师韩维多次推荐，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开始与他“共定国是”，尝试改革。如果说改革之前，皇帝是超越党争之上，利用党争平衡朝中各方势力，那么在改革开始时，皇帝与朝廷大臣结成一党，已然陷入权力的漩涡而非权力的掌控者。

此前，已有大臣向皇帝进言，说王安石可作翰林，非宰执之才。《宋史·王安石传》引韩琦话：“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纵观整个变法，王安石用人，多有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小人。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谈到：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有反抗者，动辄指为奸邪，大加攻讦；有未得到者，则著书作文，诬人私德，以泄私愤。人前如君子，人后做小人。进而执行者，唯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可以自存。

在如此环境下，苏轼感叹自己是沧海一粟。每一次改革，其命运变动，都在一朝一夕间。随浪浮沉，无法左右。特别是“人物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内，他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并且他也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可改变。他奋起反抗，壮美凄凉”。

王安石施行新法，苏轼上书提及其中的不便之处，如：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

后来，苏轼见王安石独断专任，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王安石大怒，指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苏轼于是请求外放，通判杭州。

元丰二年（1079年），调任湖州，因变法中有些事，不方便百姓又不敢说，就以诗托讽，被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挑出一些诗文，说苏轼诽谤朝廷，妄议新法，由此被下狱，史称“乌台诗案”。本来，神宗因苏轼之才，有意重新起用，而苏轼可能一时意气，说自己饥寒，有田在常州，想在那里长期居住。没想到，刚报上去，就被批准，那你就好好地在常州住着。

远离朝廷是非地，虽说贫困，倒也没有大的磨难。元祐四年（1089年），因为政见不合，请求外放。六年，因为谗言，再次请求外放。八年，哲宗亲政。轼乞外放。绍圣初，御史认为苏轼所作词命，有讥讽先朝的意思，外放英州，被贬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安置。再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到徽宗时，才北上，死于常州。

当初，苏轼下御史狱，势危甚，无敢救者。安礼从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录录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卿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

《宋史·苏轼传》最后一句“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假如苏轼因此改变了他的所作所为，还能成为苏轼吗？他在不易中，坚守自我，承受孤独，由此迸发出的生命的激情、力量和风流，如今还在滋养着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