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欣然《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单一的评价，总会遮蔽复杂性。

人的感情可能古今无异，可其经历千差万别。每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每一个开端都终止了之前的东西。比如，刘蓉的转折点，在于吐弃文章专研理学之时；曾国藩的转折点，在于考中翰林而有所奋发；而郭嵩焘的转折，则源于对鸦片战争的反思。

郭嵩焘博学经世，无几微让人；书生戎马，步入仕途；封疆大吏，督抚相参；远渡重洋，同室操戈；怀忧老臣，壮心不已。他的几度浮沉，与其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并解释说，“生平与人共事，动辄抵牾，二位属员，必蒙优注。无争名见好揽权之心，人亦不甚忌之。共事则权势相敌，遇事据理言之，反见以为求胜也”。

即使性格使然，人情反复，官场倾轧。他终生强调：天下之才有矣，而学难；学矣，而识难。对郭嵩焘而言，真正的“震动”，始于咸丰六年，去上海为曾国藩筹饷。咸丰十年，在其书《绥边征实》中，他自以为“今天下能辩此者，舍我其谁哉”？光绪元年，在总理衙门行走不久，就作为正使出使英国，其间上了《条议海防事宜》折，“这个在后人看来十分‘正确’的判断，却非以其亲历西方的经验为知识基础”。当时，有此见识的人少，能唱和的人，自然是更少。

作者认为，研究人物常常难以把握其本相。文章、诗词和履历，能见其一面，得到形似。狂者进取，其弊在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狷者若偏执于“不为”，忘记“不为”的目的实在是“有为”。但郭嵩焘却认为，此两种人，需要从极端的状态进入，这本身就是剑走偏锋。纵观平庸者总是相似的，非常人总是不同的。世人不会谴责循规蹈矩的失败，却常常质疑特立独行的成功。非议不可避免。“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在那个传统的时代，批判传统的人都是传统的继承人，刻意而孤勇。后来人总是以所谓的基调、立场、言论等，去评判一个远离他们的人，并宣称是客观的。可人只有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才能显现自己的世界。进而“了解之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左右史事之辉映”，方能得其神韵。